元代“四海测验”中“南海”观测站地理位置考辨

元至元十六年（１２７９年）,郭守敬主持了“四海测验”,这次测量共设有２７个观测站,“南海”是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由于有关历史记载简略,地理位置尤不具体,因而,这一观测站的具体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成为研究南海史地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从而也出现了不同的说法。关于“南海”观测站所在具体位置的说法大致有４种：即（１）广州;（２）林邑;（３）西沙群岛;（４）黄岩岛。本文主要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上述４种说法进行考辨,认为“西沙群岛”说较为可取。     

张玮,用“刚刚好的温度”写历史

2017年,在一场新书活动上,张玮坐在台下,忽然听到主持人用“作家”头衔介绍自己,一下子没缓过神来,“这是第一次有人叫我‘作家’,我整个人都愣住了”。身为“作家”,张玮的作品是他的微信公众号“馒头说”。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公号,人物特写、事件剖析、名人情史无所不有,晚清余晖、民国风波、抗战烟云,他都能侃侃而谈,故事一波三折、文字细腻温暖。这一切,都构成了愉快而丰盈的阅读体验,他也因此收获了一批忠实的粉丝。张玮在“馒头说”上写到第一百六十七篇的时候,决定将这些文字集结成册,实体书《历史的温度》出版。     

宋教仁自号“渔夫”的风波

国民党创始人之一宋教仁,曾自号“渔夫”。这其中有他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还因此引发过一场“狂人”的风波。 1904年旧历十月初十,正值慈禧70大寿,朝廷传旨大搞庆祝活动。黄兴领导的革命组织华兴会,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时任华兴会副会长的宋教仁负责湘西一路的起义事宜。     

“光绪通宝九年十”和“乾隆通宝背九”红钱并非仅属“纪念币”

清光绪九年（1883年）,为了庆祝和纪念新疆建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库车铸钱局铸造了具有纪念意义的“光绪通宝九年十”红钱,阿克苏铸钱局也铸造了“乾隆通宝背九”红钱（属补铸前朝红钱）。近年来,不断有专家著书及泉友撰文称其为“红钱纪念币”。而笔者认为,“纪念币”这一称谓有失准确,特提出个人看法,与泉友探讨。     

“福圣宝钱”改译“禀德宝钱”之我见

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可以确认的西夏文钱币只有5种,即“福圣宝钱（ ）”、“大安宝钱（ ）”、“乾祜宝钱（ ）”和“天庆宝钱（）”。但是,其中的“福圣宝钱”是否要改译为“禀德宝钱”,却是西夏文钱币研究尚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近期,笔者在进一步探讨西夏文钱币相关问题时,忽然想到这一问题,并冒出来一些新的看法。现略呈如下,恭请同好指正。     

乾隆背“九”、光绪“九年十”红钱纪念币

乾隆通宝背穿上“九”和光绪通宝背穿上“九年十”的红钱,在新疆清钱中“仅见”。在新疆红钱背面铸“九”和“九年”,是清廷于光绪九年（1883年）批准在新疆建省方案后（光绪八年阴历十一月十五日批准）,刘锦棠奉旨开始组织建省工作的一年。刘在这一年中委任了南疆各级官吏,这是建省的开始,是新疆地方历史上之重大事件,对此,南疆两大铸钱局,库车和阿克苏都铸造了建省纪念币。     

试论历史的“重演”与历史学的“预言”

试论历史的“重演”与历史学的“预言”张耕华本文讨论两个问题：（一）,历史中有没有“重演”,有没有重复性。涉及什么叫“重演”;自然界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肯定它有“重演”;历史中有没有“重演”,历史在何种意义上也可以肯定它有“重演”;历史中的“重演”是不是如...     

关于开展“世界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一、“世界史”的内涵 “世界历史”在我国通常指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历史,也就是没有中国的“世界”的历史。在实践中,它往往成为许多国家历史的相加,若能把所有国家加在一起,就组成一个“世界”（事实上这一点在我国目前还做不到,对很多国家的研究现在还属于空白）。     

静海寺——明代的“植物园”

静海寺——明代的“植物园”■郑乐明静海寺位于南京下关狮子山下西南麓,明葛寅亮编辑的《金陵梵刹志》卷十八记有：“卢龙山（即狮子山）静海寺,敕赐,在都城外,南去仪凤门半里。文皇命使海外,平服诸番,风波无警,因建寺,赐额静海。”由于这寺是皇家敕建,当时规模...     

不必担忧“碎片化”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历史学界关于“碎片化”的讨论多了起来,不少学者开始担心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一些没有“历史意义”的小问题上,注重细节,忽视整体。其实,这种忧虑在西方历史学界出现更早。在西方,过去史学家在德国史学大师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Ranke）的影响下,主张历史的客观陛,认为历史学家的基本职责是探索历史的真相,因此他们热衷于大历史的研究。但西方历史学界随后出现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叙述转向”（narrative turn）,     

“高沟事件”始末

江苏省涟水县高沟镇,历史上是有名的美酒之乡。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教运动中,这里曾发生过一起闻名全国的政治风波,即“高沟事件”。然而,长期以来,该事件在共和国史书乃至江苏地方史中甚少提及或语焉不详。近年来,随着档案资料的开放及一些亲历者回忆录的逐渐问世,我们对这起事件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笔者通过对原始档案、地方志和个人回忆录的梳理,试对“高沟事件”做一揭示。     

湖南“闯王陵”是昂贵的赝品

80年代初,湖南石门县挖开了奉天玉和尚“墓”,有些学者撰文以出土文物证明奉天玉和尚就是兵败后遁入空门的李自成。于是,奉天玉和尚是不是李自成,一时成为海内外文化界关注的热点。其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早有结论的历史疑案忽又沸沸扬扬,也不仅仅是英雄遁迹空门具有吸引人的传奇色彩,文化界关注的焦点是：（一）要不要根据李自成遁入空门后秘密指挥余部“联明抗清”的观点改写清初20年的历史;（二）国务院1988年月1日13日核定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自成墓”在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这个决定是否正确;（三）要不要根…     

寺名“报国”难傅粉——游峨眉山报国寺

叉,报国寺之游,纯因入乡随俗,客随主便。孰料,就是这么一趟鲜有积极性的“佛文化之旅”,竟让我又开了一回眼界…… 报国寺位于峨眉山麓,可谓该山“第一庙”,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光道人始建于虎头山下,供奉儒、释、道三教,初名“会宗堂”,意谓“三教会宗”,反映出明、清时期“三教”曾有过一段融洽的历史。清初,“会宗堂”迁至现址;顺治九年（1652）,行僧闻达重修,成为香火独享的释家丛林;康熙四十一年（1702）     

“图腾制”──一个过时的概念

西方的人类学者和比较宗教学者已经很长时间不再使用诸如“万物有灵论”如“图腾制”这样的术语了。这些术语是从把所有非基督教、非欧洲文化认定为下等文化的欧洲中心论学术思想衍生出来的。持有这种学术思想的学者还做出了与现代文化人类学论据不相符的荒谬的判断。首先,我要介绍一下使用“图腾制”术语的简短历史。这只是一个概要,至于此概念在中国的详细沿革,应由容易获取资料的中国学者来写。“图腾”（totem）这个词是阿尼史纳伯人（Anlshnabe）“doaem”一词的拉丁化变体。（“Anishnabe”是操阿尔表琴语文化的印第安人自己使用…     

“八百壮士”魂归何处

60年前,日本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谢晋元团长率领的“八百壮士”,孤守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血战四昼夜,击退敌人数十次进攻,成功地掩护了数十万大军撤退的事迹,传遍了海内外,被誉为“盖世的英雄”。“八百壮士”后来怎样？笔者曾多次采访一位幸存者——湖南攸县涤田乡横街组的陈岂凡老人,他在深沪抗战时,是国民党八十八师（孙元良部）二六二旅谢晋元所率五二四团一营三连三排少尉排长。老人以他的亲身经历,谈了他们撤出战场后鲜为人知的遭遇。一、租弄内的升旗风波震惊中外的“四行”仓库保卫战结束了,“八百壮士”撤出阵…     

《汉语大词典》“甚”释“责备”义商榷

《汉语大词典》“甚”释“责备”义商榷董莲池在使用《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过程中，偶然发现《大词典》在“甚”这一词目下释出一项“责备”义①，并为此义举了四条书证，第一条是《谷梁传·隐公元年》“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     

唐代关中二“扶风别庐”地点考实

唐代关中二“扶风别庐”地点考实吴宏岐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艺术全面繁荣时期,这在园林建造方面也有充分体现。近年来,学术界对唐代园林的研究日益重视,李浩先生新著《唐代园林别业考论》（西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４月版）可称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是书分...     

“一贯道”的罪恶内幕

半个多世纪前,作为各种反动会道门之首的“一贯道”曾经喧嚣一时,如今因为种种原因,这个充满了罪恶的邪教组织被掩埋在历史的灰尘中,不为人所知。本对它的来龙去脉作翔实揭露,告诉人们这一段不应被忘却的历史。     

“集体记忆”中的平民色彩

十余年前,读到《纵横》2002年第7期刘志军先生的《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同情缘》一文,眼光为之一亮。文章虽短,却颇有意义。因为,要让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进入“历史”的确不易。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进入“文献”就没有进入“历史”,或者说,“历史”是曰“文献”形成的,因为无征不立是历史学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和起码要求。然而,某种“历史的局限”却也因此而生。     

一代遗传学宗师李景均何故去国──记50年代初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在中国引起的风波之一

一、前记由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主编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一集）“生物学、农业”一栏内,共选录了从1868年到1912年间降生的15位这一界别的代表人物,研究遗传学的只列入二人,一为谈家桢,一为李景均。李景均在遗传学方面造诣极深、贡献颇大,享有世界声誉,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当之无愧的带头人之一。像这样一个学术界的权威人物,为何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就于1950年3月初伤心地离开他所钟爱的祖国,离开他立志为之献身的事业,挚妇携雏别离北京,出走国外呢？这要从50年代初在国内轰动整个学术界的生物学大倒退──强制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