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顾祝同的西安谈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共两党就如何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开始派代表进行正式谈判。经过历时半年多艰难曲折的谈判,国共两党最终捐弃前嫌,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妥协与合作。此文介绍顾祝同与周恩来的西安谈判。１９３７年１月初,国民党多次电邀周恩来去南京谈判。由于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南京被扣,毛泽东等担心周恩来去南京后会成为张学良第二,因此在１月初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随后,蒋介石指派于２月９日进驻西安的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     

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的一次高级会晤

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突然约见周恩来。周恩来乘车到达蒋的公馆后,蒋介石问:“恩来,最近延安有无来电?”周恩来说:“有,我党来电说,有关政治、军事问题,深愿与张文白(即张治中)、刘为章谈判,寻找解决的途径。”蒋介石说:“张文白暂时不在重庆,周内可返,军事问题可与刘为章先谈。目前战争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如此则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须好好解决。”接着,蒋介石又说:“我一周后将去西安,想在西安约毛泽东先     

平型关大战决策过程

周恩来、彭德怀东渡入晋1937年9月3日深夜,陇海铁路线上的一列专用客车由西安车站徐徐开出。列车出站后便加快了速度向东方奔去。列车上乘坐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和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等高级将领。周恩来在近几个月内,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抗日统一战线,奔波于延安、西安、庐山、南京和上海之间,同国民党代表经过了反复的谈判与斗争,终于和国民党当局达成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     

我与周总理的交往

我是在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认识周恩来总理的。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了谈判。1937年4月,周恩来副主席在与南京方面谈判时,途经西安。当时,我父亲杨虎城已被免去行政与军事上的职务,蒋介石正逼迫其出国之际,我刚从上海回到西安。周恩来副主席一到西安便来看望我父亲。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副主席留有胡子,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周胡子”。那天我从外边回来,听家里人说“周胡子来了”。我很想看看共产党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就急忙向客厅走去,想从门口窥视。     

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期间一件批签手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开始了同国民党的正式谈判。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进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接触和高级会谈。1937年,周恩来在延安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后,于12月18日抵武汉,参加了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的领导工作。周恩来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个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部长,并要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同意出任     

周恩来巧排东北军内讧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由于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着力斡旋,事件终于和平解决。张学良表示“一人做事一人当”,于1936年12月25日独自决定．释放蒋介石,并陪送蒋介石回南京。离开西安时,他留下手令,由杨虎城代理其西北“剿总”副司令职务,又指令东北军各军、     

周恩来劝阻毛泽东会晤蒋介石

太平洋战争和苏德战争的爆发,直接影响着皖南事变后紧张的国共两党的关系。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意缓和两党之间紧张、对抗的局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在约见周恩来时．郑重地告诉周恩来,准备一周后去西安,想在那里同毛泽东见面,     

简评张学良送蒋返宁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逼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十四天后,张学良得到蒋介石口头表示的以“人格担保”停止内战准备抗日后,迅速做出送蒋返宁的释蒋行动,令周恩来、杨虎城等感到意外。对于张学良的这一决定,史学界有颇多说法,有人认为张学良此举是“遗憾的结尾”和“心血来潮”,是“匆忙之举”,是“忠君义气”。还有论者以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造成的西安局势紧张,来全盘否定张学良的送蒋返宁之行,似乎杀死蒋介石便会解除南京对西安的压力,凡此种种。本文认为,张学良送蒋返宁是明大义、识时务、舍小我、顾大局的明智之举,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张学     

蒋介石乘中山舰回乡记

蒋介石虽然在西安事变中应允抗日,但回到南京就背信食言,扣押了张学良。为了避免各方责难和获得喘息机会,继续考虑对付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他以腰背受伤回家休养(在西安事变中因慌张逃离住所而跌伤)和奔赴其兄之     

在庐山暑期训练团受训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入侵的日军不予抵抗,全国民怨沸腾,终至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对蒋介石实施兵谏。后经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等进行调解,“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安全回到南京。后经谈判,逐渐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渐趋明朗。蒋介石即着手举办“庐山暑期训练团”,调集全国党政军学中级以上人员,进行战备训练。其时我任山东临淄中学训育主任,亦被调参加第2期受训。 1937年6月下旬,我们山东被调训人员齐     

西安事变后的“二二事件”

<正>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后的第13天，张学良在没有告知中共中央派来解决西安事变的全权代表周恩来的情况下，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一去不复返，不但他被扣了下来，而且国民党中央军立刻大兵压境。此时，西安方面都期待着张学良回来主持大局，尤其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更是心情急切，甚至要冒险以武力去救出他们的少帅，结果与王以哲军长为首的主和派东北军高级将领发生激烈的冲突，酿成悲剧性的“二二事件”。     

从西安到南京：周恩来奔走国共合作抗日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曾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希望能在南京会商两党合作抗日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积极准备周恩来的南京之行。此时,恰逢发生张学良南京被扣的事件,中共中央不得不推迟了周恩来的行程。但是,中共中央仍对国共和谈寄以希望,除改派潘汉年前往南京外,还明确地表明：“周暂难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见蒋。”“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基础上全力赞助蒋。”     

看守张学良的宪兵谈张学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乘专机抵南京。蒋下令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立即扣押张学良。知其内幕的宪兵司令部上尉书记官廖逸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捕,在狱中交待了宪兵看押张学良时的一些内幕。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经过谈判,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     

马文车与“国民代表大会”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人民的死活,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同时又欺骗人民,实施宪政,装点民主。1946年11月,他不顾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反对,悍然在南京召开了“国民代表大会”,制订了一部所谓《中华民国宪法》,妄图建立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法统。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召开“国民大会”,是国民党政府“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     

七·七事变前后 的国共谈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方面意识到中国人民抗日浪潮之势不可挡,被迫放弃了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的企图,而坐到谈判桌前,与中共磋商合作抗日问题。抗战爆发前后,国共两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1937年2月8日至9月下旬期间,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中共方面的代表有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林伯渠和朱德;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有顾祝同、贺     

“捉蒋”后周恩来差点到不了西安

西安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尚未就逮,张学良就迫不及待地于12日清晨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事变成功的消息。12日24时,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恩来日内即去。”从电文看,毛泽东是让周恩来在13日就赶往西安,以抢得先机。确实,借助由张学良提供、     

着力倡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张闻天

在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中,毛泽东、周恩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可说是尽人皆知的,而时任中共总负责的张闻天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着力倡导和平解决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一、“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古城西安临潼华清池突然响起了枪声,划破了寒夜的宁静。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抗日救国,在向来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多次进谏无效反遭斥责后,终于采取了兵谏行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拉开了序幕。张、杨冒着极大危险,以英雄无畏的胆识活捉了蒋介石,但在如何处置蒋介石,如何处理这个事件上,却举棋不定。于…     

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率领的国民党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多次进谏蒋介石无效反遭斥责后,被迫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变幻莫测,国民党各派系各霸一方,勾心斗角,亲日派更是蠢蠢欲动,觊觎大权,南京群龙无首,纷乱无绪的苗头争相显露,内战的硝烟骤然升起。在风起云涌的斗争漩涡里,中国共产党如何确立自己的策略,应对复杂局势,对国家命运和前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张闻天,处变不惊,纵览全局,发扬民主,集中集体智慧,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回忆在董必武身边二三事

抢救:浴室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董老煤气中毒了。 1946年7月我到南京梅园新村担任董必武同志的随从警卫员后,正逢蒋介石开伪国大,关死和谈大门,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11月19日撤回延安,留下副团长董老领导代表团继续与敌人斗争,环境更加复杂、险恶。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西安会谈的再探讨

根据目前学术界关于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西安会谈的描述,似乎周恩来在刚抵达西安时就已经完全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方案,这与中共中央在事变之初一度采取"除蒋"方针有很大抵触,不能不令人怀疑.本文把周恩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下进行具体考察,并主要依据档案资料进行分析,指出周恩来当日不可能向张学良提出"军事阴谋",也没有分析事变存在两种前途,更不可能力主释放蒋介石并拥护其作为全国抗日领袖.相反,与中共中央一样,周恩来在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