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共“和平,民主.团结“总方针和确定及其转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在“七大”方针的基础上,确定了走和平发展道路及“和平、民主、团结”总方针。此后,中共中央领导解放区军民,以自卫战争的形式,对国民党消灭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企图与发起的进攻进行了坚决斗争;同时,中共中央也做了一定的服协和让步以争取和平建国。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中央虽尽最大努力仍无法求得和平,遂于１９４６年１１月最终放弃了“和平、民主、团结”总方针及对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而     

中共中央对战后中国和、战问题的盱衡与抉择

随着全面抗战胜利的到来,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两种力量的斗争,成为战后国内政治的显著特点。依据中国共产党七大对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科学分析,中共中央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战略方针,极力推进和平建国构想的实施。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追求和平、民主的真诚努力,揭破了国民党蒋介石内战独裁的真实面目,极大地团结和教育了全国人民,从而把政治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最终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准备了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争取和平建国的斗争,也就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觉悟和国民党的彻底孤立。     

各民主党派精英进入解放区始末

50年前,在国民党统治行将崩溃的前夕,中共中央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向多年与中共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发出“五一”号召,邀请他们到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共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及施政纲领等大计。当时在国统区、香港等地与蒋介石进行艰苦斗争的民主人士欢欣鼓舞,积极响应号召,辗转到达河北及东北解放区,以后又到北平,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从此,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多党联合,开始了共建新中国的崭新局面。本文回顾了这一段不平凡的历程。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导召1948年上半年,随着…     

夺取解放战争在广西的胜利

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桂系当局积极追随蒋介石的反共、内战、独裁政策,调遣3个军进攻解放区,疯狂镇压中共广西党组织和民主党派,残酷“清剿”各地起义游击队。中共广西党组织坚决执行中央和香港分局的方针,恢复发展党的组织,掀起争取和平民主与反饥饿求生存的斗争高潮,     

从“罢蒋”、“审蒋”、“诛蒋”到“放蒋”——再谈西安事变中我党处置蒋介石方针的演变

1986年12月,我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就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有关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作了一次发言,首次提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放蒋”的方针,而是经历了由“罢蒋”、“审蒋”、“诛蒋”到最后“放蒋”的思考、转变过程。嗣后我在《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西安事变后我党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一文,对上述观点作了系统论述。     

延安＂红老板＂陈宗德

陈宗德,湖南茶陵人。1928年参加革命,曾任八路军120师717团供给部部长,359旅供给部政委。 1941年,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和“扫荡”,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为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随着生产的发展,解放区军民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生产的粮食、布匹等产品不仅能够自给,而且还有盈余。     

刘少奇和朱德路经忻州

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实行所谓“重点进攻”,即把进攻的重点放在陕甘宁和山东两个解放区。面对蒋介石调集重兵进攻延安的情况,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移到陕北清涧县枣林沟。27日,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李济深秘密北上参加新政协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集团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为了拉拢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元老和前辈李济深先生(广西苍梧人,号任潮,时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军委委员、中央委员),蒋介石三次电催李济深上庐山“议事”。李济深抱着力谏的想法上了庐山,向蒋介石力谏发动内战的利害。但蒋介石根本不听其忠告。李济深对蒋介石不再存在幻想,他奋笔写了一封长信给蒋,尖锐地批评他反和平、民主、团结建     

豫北战役的胜利序曲——记火龙岗歼灭战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蒋反动派无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和平的正义呼声,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妄想一举吃掉解放区,消灭共产党。我解放区军民,由于正确执行了毛主席“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方针”,在一年的时间内, “不惜付出三十余万人的伤亡,大块土地的被敌占领,使自己随时随地立于主动地位,因而争取了歼敌一百十二万人,分散了敌军,锻炼和壮大了我军,并且在东北、热河、冀东、晋南、豫北举行了战略性的反攻,收复和新解放了广大的土地。”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亲自指挥的浚县火龙岗歼灭战,一举歼灭了蒋匪王牌军——第二快速纵队(四十九旅)全部,—九九旅大部,揭开了豫北战役胜利的序幕。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伟联系到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制定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学术界仍有人认为,中共中央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决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在策略上有一个发展过程,即由“...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合”与“分”的地理效应及民族个性差异

本文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剖析了地理环境对于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与分裂的重大影响,暨阐述了通常所说的自然与人文的历史的辩证的关系。高山大川的“长城效应”与各区域民族个性差异形成对国家统一的威胁。但同时也是多民族国家统一体的再造与地域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     

楚竹书《申公臣灵王》与《平王与王子木》两篇补论

本文对上博所藏楚竹书<申公臣灵王>与<平王与王子木>两篇中所存在的若干疑难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补论,以便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内容,探寻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     

西行和歌的一个特征--"身"与"心"

一 西行[1]和歌には「身」と「心」の语が多くみろれる.久保田淳氏は、みずからの心情を大切にするところに西行の文学の根元をみ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される[2].     

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

今年4月9日,日本有关当局通过了“日本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最新日本史》。本就“日本会议”与去年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关系,80年代“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前身)教科书事件的原委,《最新日本史》出台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关联,以及《最新日本史》与《新历史教科书》的共同之处进行了剖析,并就《最新日本史》中歪曲和篡改历史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判。指出日本教科书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国内外学术界应该密切注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动向。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曹丕"文气说"及"清浊"之辨

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专论。其中对文学风格,曹丕开创性地提出了“文气说”,并将气分“清浊”。对“气”与“清浊”的解读是理解曹丕“文气说”的关键。通过对“气”和“清浊”用法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清”“浊”的正确解释并非“阳刚”与“阴柔”,曹丕是尊“清”而贬“浊”的。     

"故事"与"古史":贯通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

一般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与"释古"两条学术路向分别代表了破坏古史和重建古史两条不同的路线。这一看法大体成立。但二者在观念上也有不少相通乃至相同的地方。一方面,"重建派"学者在研究中也运用了与顾颉刚非常相似的"层累说"观察古史的构成,而历史研究中的"故事眼光"更成为贯穿"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另一方面,"疑古派"在辨伪过程中也发展出来一些与"重建派"非常相似的具有建设意义的观念,但因其给人留下的"破坏"的形象过强而被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