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南边疆发展史中的民族档案述论

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档案是民族国家建设与多民族文化结合的产物,在西南边疆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延伸记忆、延续历史、催生新的文明的重要作用。文章运用档案学、民族学原理,在梳理分析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起源与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形成做了较深入的研究,对西南边疆民族档案在近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展开了比较专门化的讨论。     

评清朝“改土归流”民族政策

土司制度的进步作用和走向反面的过程就是改土归流的社会背景。 中国西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元明清时期,西南各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同时,西南各民族在政治等方面,又与内地封建地主政治存在重大差别。于是,元、明、清政府对西南多数民族地区采取了有别于内地的不同的政策——即“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这种政策即适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又服务于封建中央王朝的统治。成为元、明、清各朝解决西南地区民族问题所施行的基本政     

西南边疆乌蛮源流考释

乌蛮在西南边疆民族发展中的地位极为重要,上承氐羌系统的昆明、叟等民族,下启现代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各民族,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民族群体。乌蛮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时期西南边疆民族的分化与融合。     

“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的历史演变

"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历程。先秦时期的"西南"主要包括巴和蜀。汉晋时期,"西南"区域概念正式确立,包括巴蜀和西南夷地区。唐宋时期,狭义的西南是指唐、宋王朝疆域内的西南地区,即唐代的剑南道、山南西道、黔中道,宋代的川峡四路;广义的西南还包括疆域外的南诏(大理)以及其它一些民族和王国。明清时期疆域内的"西南"出现了三种主要观点,较之前代范围有所扩大。近现代的"西南"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只包括国家疆域内的西南各地。"西南"概念及范围受地理方位、地理环境、行政区划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动态性、模糊性、相对稳定性等特征,还有民族、边疆、政区、经济等多重含义。     

蜀国与西南民族

自古以来,我国西南地区民族人口众多,民族成份复杂,民族分布面广,民族活动能量强、社会影响大。三国时期,立国于西南之蜀国与西南民族的关系极为密切,对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历史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本文在阐述蜀国建立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其境内的民族成份及诸葛亮平南中的事件,并对(?)人的族属和平南中的时间作了进一步的探研。     

老司城遗址：见证彭氏土司800年传奇

自公元907年唐朝灭亡,辽阔的中原大地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元、明、清等九个朝代更替,社会剧烈动荡。然而,在此期间,古溪州的彭氏土司政权却始终偏安一隅,雄霸一方,对中国西南武陵山区的少数民族统治长达800余年,没有边患战乱。社会相对稳定,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写就了一部荡气回肠的民族史诗。老司城遗址便是这种民族文化发展史最综合的物证。     

西南边疆汉族的形成与历朝治边

西南边疆汉族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元代以前,迁入西南边疆的移民逐渐被原有民族融合,并形成新的本地民族。元代后外来移民大量进入,融合原有民族人口形成西南边疆汉族群体,其作用和地位明显增强。对于西南边疆的外来移民和西南边疆汉族及其演变发展的情形,历朝都十分重视并有程度不同的认识,并以此为制定治策的重要依据。     

论新时期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城市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多.在城市,各民族之间的频繁接触和互动,一方面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相互理解与相互尊重,另一方面各民族之间相互碰撞、产生纠葛的机会也增多,如果处理不好将影响城市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本文概述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多过程,分析了新时期城市民族关系动态及城市民族工作的软肋,探讨了城市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及促进城市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对策建议.     

本世纪以来我国研究西南跨境民族综述

一、跨境民族的定义和简况在我国西南地区,除汉族以外,目前有34个少数民族和若干正在识别的民族或民族支系,少数民族总人数近4千万人。同时,我国西南与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接壤.又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泰国、柬埔寨等国邻近。在众多邻国,有一些民族与我国的民族有共同的族源关系,一些民族跨我国和邻国边境而居。研究这些民族,对增进我国与邻国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保卫我国西南边疆和促进西南边疆民族地区     

新书微讯

正《西南史地与民族:以宋代为重心的考察》内容简介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居住着全国种类最多的少数民族。从历史上看,除了云、贵、川、渝四省市外,与之山水相连的西藏、桂西、湘西、鄂西等地亦皆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彼此间的交往和流动十分密切。可以说,一部中国西南地方史就是一部地区民族与民族关系的发展演变史。10至13世纪的中国西南地区,因与中原王朝缺乏沟通,史料严重缺乏,造成     

抗战时期旅日闽侨生存状况探析

从战争对平民伤害的角度来认识战争的本质,有助于理解国际间友好关系对于平民百姓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抗战时期,作为普通劳动者的旅日闽侨,因其“敌对国民”身份顿然成为特殊的群体,陷入极端困境,其生命、财产难以保全,身心遭受了双重伤害。他们传统的“一家两地”的生存模式因为战争而被扭曲、中断,承受了巨大的生存压力。本文运用日本警保局编撰的《外事月报》记载的战时旅日闽侨真实生活的若干史料,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考察战时旅日闽侨的生存状况,分析其特定条件下的行为与心态,从而为相关的华侨研究提供一些资讯。     

刘大年与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20世纪80年代,学界的思想解放和百家争鸣迎来了国内的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春天。年逾古稀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刘大年,以其敏锐的目光和特殊的学术地位,参与筹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推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成立和《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刊。他作为首任会长,在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之后,积极组织了1990年代一系列讨论会,有效地推动了抗日战争史的科学研究。     

近代中国“茅台酒”品牌的演进

近代“茅台酒”品牌的演进与各时期的市场变迁及政商网络密切相关。北洋时期,茅台酒受到贵州军政高层的青睐,并参加物产博览会获奖,成为贵州名产。抗战爆发后,公教人员的大量内迁与后方贸易的封锁,改变了名酒消费的格局。茅台酒借助经营者的交际网跻身大后方市场,并形成特定名号的独立品牌。战后,茅台酒经营者通过其商业网,在国内各大城市建立代销体系,茅台酒获得更大的销售市场,进而成长为全国名酒。茅台酒的历史揭示出战争、市场及政商网络对商业品牌的形塑,也为近代经济活动中特定市场客体的演化逻辑提供了某种解释。     

近代上海外汇市场发展述略(1843-1937)

上海外汇市场是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应运而生的,而其发展亦随着贸易的渐趋发达而日益成熟.从上海开埠到抗战爆发,上海外汇市场从萌芽到形成、发展,经历了长达近一个世纪.到20世纪20年代末,外汇市场的交易以及运作仍主要是由外商洋行、银行操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华资银行开始涉及外汇业务,外商银行独霸的局面始得改观.30年代初,政府更多介入金融业的管理,随之而来的金贵银贱、白银风潮等金融动荡,使得国民政府通过中中交三行,颁行禁止外汇投机等法令,直接间接介入上海汇市的管理.而法币改革后,中国的货币制度改为外汇汇兑本位,控制汇市达到货币政策的正常运行,变得格外重要,这一时期,政府逐渐施行外汇市场的直接管理.     

A cartographic fade to black: mapping the destruction of urban Japan during World War II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the history, production, and use – practical and rhetorical – of maps cre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during World War II a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execution of aerial bombing policies against Japan. Drawing from a range of maps and primary documents culled from libraries and arch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argue that maps provide an important, and hitherto neglected, means through which to trace the exploration and eventual embrace of the incendiary bombing of Japan’s cities. In particular, our aim is to show how maps, along with the men who made and used them,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the planning and prosecution of air raids on urban Japan. We also address the mobiliz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into the war effort, the re-configuration of America’s spatial intelligence community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ways in which maps were constructed in the context of total war.     

抗战时期日商洋行在安徽的商业垄断经营

抗战期间,日军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华中等占领区实行经济统制政策,设立洋行,以便掠夺资源和倾销洋货。在安徽沦陷区,广设洋行,排斥华商,垄断贸易,对居民和商店实行"配售",倾销日货;指定日本大商行负责所有军粮等采购,形成上下层级分明的洋行购买组织,垄断商业。其商业垄断经营形式多样,危害很大,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及沦陷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林林的生平与创作

林林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外交家、书法家和诗人。青年时代留学东瀛,在日本参加左翼文艺运动,进行诗歌的翻译和创作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投入到反法西斯的斗争之中。解放以后林林先生长期从事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并潜心研究日本文学,尤其在俳句的翻译和汉俳的创作方面有特殊的贡献,他在20世纪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无人可取代的。本文主要从诗人、战士、使者、学者几个方面对林林先生的生平和创作活动进行介绍和评价。     

中日对抗与公共卫生事业领导权的较量——对"南满洲"铁路、港口中心城市的观察(1901-1911)

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在南满控制区域内的铁路、港口中心城市大力推进公共卫生事业,与此同时,中国官府也积极创办当地公共卫生事业,双方就公共卫生事业领导权展开激烈的竞争和较量,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某些特定区域的卫生环境。然而,由于这是一种扩张/反抗的展开模式,在疾病治疗和预防疾病之外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考量,致使城市贫民区与乡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并未得到重点关注和大量投入,很长一段时间内该地区仍然疾病丛生,恶性传染病蔓延。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推进的公共卫生事务自然有其殖民主义扩张、帝国主义统治处心积虑、老谋深算的一面,中国官府和社会的自强卫生、救国医学则或可被视为一种不得已的推进方式。     

新四军的公共关系及其历史作用

抗战期间,新四军开展了全方位的公关工作.对内,从物质上关心将士的生活,从精神上鼓舞其抗日斗志,优待抗属;对外,密切联系群众,广交朋友,开展国际公关等.公共关系增强了新四军的凝聚力,提升了新四军的战斗力,扩大了新四军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塑造了新四军的良好形象,优化了当时的社会互动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     

顾彭年:文学研究会中的半个贵州作家——兼及其他贵州籍会员

中国现代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曾有四个贵州籍会员:谢六逸、蹇先艾、李君毅、杨敬慈。前两位广为人知,而后两位知道的人较少。除此之外,还有一位顾彭年,他也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抗战爆发后即移居贵州,是贵州著名作家、学者顾汶光、顾朴光的父亲,故可算半个贵州作家。顾彭年早年的文学成就一是白话新诗创作,一是文学翻译,三是文学研究。他与茅盾、郑振铎等有过交往,同时还是我国城市市政建设理论早期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