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戈的力量

“阿萨德先生,一整年来,你将悲伤痛苦强加于那些你称之为你的人民的那些人,拒绝他们的生存和人道主义基本权利,将国家推向深渊边缘。”     

苏州发现袁世凯伍分镍币铜样

“袁世凯伍分镍币铜样”是姑苏藏家王小商先生藏品之精华。笔者征得王老同意,将其口述藏品所得之经过,整理成文,披露于世,供钱币界同好鉴定与研究。“袁世凯伍分镍币铜样”:园形,黄铜。直径为20.84毫米,厚1.34毫米,边缘阔0.8毫米,净重2.06克,毛边。其正面为袁氏侧头半身军装像,像上端有“中华民国三年”字样。背文直书“伍分”,字旁饰以穗形花纹图案,上端有“每二十枚当一圆”字样。右下角近边缘处有英文缩写L.G.两个     

遏制的逻辑——评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战争边缘”政策

朝鲜战争后,在中美处于准战争的状态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采取极端的“战争边缘”(brinkmanship)政策。一时间,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东亚上空。本主要分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对华“战争边缘”政策的背景,指出在艾森豪威尔“大平衡”思想和杜勒斯“不对称反应”(asymmetrical response)理论的指导下,为实现以最小的代价获取对华最大限度的威慑和防止东亚小国与中国联盟进而破坏远东力量均势这两大战略目标,“战争边缘”政策包括了“边缘     

徐悲鸿先生的艺术道路

徐悲鸿先生是我国现代的艺术大师,又是杰出的艺术教育家。 先生天资敏慧,早在童年时代已经流露出他的艺术才华。有一天,先生父亲的朋友来访,父适外出。及归,告父。父问:“来者何人?”先生回答说:“没有问姓名。”父道:“不问姓名,何用告我。”显然带有责备的意思。先生翘起左手大拇指说:“是这个人。”原来客去之后,先生把来客的容貌,已在手指上作了妙肖的默写。 先生虽然聪明过人,但始终认为“艺精於勤”。他尝言:“兄弟不信世界上有甚天才,是在我辈切实研究耳。”又说:“今欲成艺术家者,则有数种条件:一、须有极精锐之眼光,灵妙之     

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

“自五四运动以来”,早巳成了固定的叙述模式;各种“回忆”所建构的“读《新青年》,参与五四运动”,也明示了“五四”的影响。在更为广泛的视野下,发掘具体的阅读经验,即将问题转换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则对此的认知,或有不同的看法。透过几个个案,一是已走出校园者,一是在校学生,可以发现,身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个体对《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颇有差异,呈现出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及中国社会的多样性。而“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亦可帮助后人更好认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机制。“中心”在向“边缘”渗透,“边缘”也发生着向“中心”的认同。     

“骂”先生找上门来

“骂”先生找上编辑部的门,可不是为了寻衅滋事。27日中午,“骂”先生带上笔记本电脑驾着车老远急匆匆赶来,是为支持编辑部这期有关稀有姓氏的文章,“骂”先生是位热心人。     

作客启功先生“坚净居”

启功先生有一方砚,上有铭文:“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先生取砚石之坚,勺水之净,将自己的书房取名“坚净居”。“坚”应为先生做人的风骨,而“净”则为先生一生的道德修为。     

浅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训政体制

本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训政体制进行初步探讨,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取得人民对它的信任．维护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以孙中山先生的继承者自居,表面上以孙中山先生所设想的“以党治国”,“五权宪法”思想为指导来组建政府,其实质上完全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设想。“以党治国”成了“一党专政”,根据“五权宪法”设立的五院成了国民政府下的具体执行工具。     

张作霖的“四民主义”

世人多知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殊不知自称“中山先生老友”的张作霖还提出过“四民主义”。1928年,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继续北伐,张学良所部东北军节节败退,于是便产生撤军的念头。他急急从保定回到     

章门弟子有鸿文——专访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姚奠中先生

2006年是民主革命家、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逝世70周年。为纪念章太炎先生,杭州“章太炎纪念馆”和章太炎先生的衣钵传人之一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姚奠中先生今秋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纪念章太炎先生逝世70周年暨姚奠中书艺研讨会”。同时,山西大学举办了“纪念章太炎先生逝世7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姚奠中艺术馆开馆仪式”和《姚奠中书艺》新编、《奠中讲习文集》首发式。     

渐进的共和：李仲公与《晨钟报》研究

就任《晨钟报》编辑期间;李仲公发表多篇文章阐述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在中国实行渐进的共和。此种政治思想的形成,既是其民族主义立场和爱国主义情结的使然,又与当时中国社会局势的动荡和多变有密切关联,还与个人的学术背景和知识构成有极大关系。由于缺乏对中国政局的本质了解,此种政治思想的最后结果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长谷川如是闲的《老子》研究

昭和初期是日本加大学习西方力度的一个时期,近代日本的“中国学”也成立在这个时期。其中,《老子》研究尤以引领“中国学”的武内义雄和津田左右吉二人最为著名。被誉为“评论家”的长谷川如是闲虽不能说是一位“中国学”的大家,但他注重对《老子》思想性的研究且颇具特色,与津田左右吉不分伯仲,堪称日本昭和初期《老子》研究的代表。本文就长谷川如是闲“老子论”的研究手法进行探讨,旨在通过其具有“outside”和“inside”兼在的双向研究视野剖析他研究《老子》使用的社会学研究法。     

台湾学者涉及“春秋决狱”研究评述

台湾学者关于“春秋决狱”的研究,是研究“春秋决狱”的一个独特视角。在笔者看来,以陈顾远、戴炎辉、高明士、龚鹏程等为代表的这些学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虽然没有把“春秋决狱”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但为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很有见地的学术成果。因此,我们在研究“春秋决狱”时对于他们的学术贡献,不能忽视。     

凌廷堪“以礼代理”的礼学思想研究

“礼”在清代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视,清儒对礼的讨论,明清之际多研究国家制度层面的礼制问题,其后渐集中在社会礼俗,以及伦理关系的实践问题上。文章就凌延堪对《礼经》的释例析辨,以明其礼学思想的内涵,借以彰显清代实学思想的学术特色,除阐述其生平著作及思想形成的背景外,分别从“理”、“礼”之辩,及学礼复性、制礼节性说明礼之实践及通经致用的实现,并在结论中针对其礼学思想内涵作一扼要省思。     

“知难”挑战下的阐释:章学诚解《诗》考论

章学诚一生治学处于"知难"的挑战下,而不被时人理解。在此心理事实基础上,针对考据学派、义理学派和辞章学派的解《诗》理论,他建构出以兴象和诗教解《诗》思想。包括重视《诗》的情感性和形象性;以《礼》约《诗》,设身处地的理解《诗》产生的时代语境。最终实现合考据、义理、辞章为一家的学术理想。章学诚的这种解《诗》思想以明道的角度,揭示了《诗》的本质特征和源流意义,贯彻了与之相始终的"六经皆史"的学术思想。     

胡适年谱思想略论

胡适在撰写年谱的学术活动中,就年谱体例的发展与创新、年谱的功用与价值、年谱与传记的关系等问题,形成了丰富系统的思想,并对年谱体裁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认为年谱应该揭示谱主学问思想的变迁沿革与发展脉络,总结其学术地位与学术贡献,年谱不仅要记述谱主的成就,也可以进行评判与批评,指出他的错误与短处.胡适总体上是将年谱视为传记之一种,但也注意到年谱在内容、体例、功用等方面与一般传记又有一定的区别.     

“公众考古学”和“公众考古理念”辨析

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国际、国内关于Public Archaeology的研究现状和不同学术观点,提出Public Archaeology包括“公众考古学”和“公众考古理念”两个层面,并分别总结、归纳出公众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和公众考古理念的内涵及其意义,提出我国应该重视公众考古学的学术研究,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公众考古学。     

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伍连德对收回海港检疫权的混合论述

论文分析梳理了伍连德对1930年7月1日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收回海港检疫权问题的双面论述。在面对华人时,他习惯用汉语并以"外人干涉"、"争主权"和"雪耻"等宣称来证明中国收回检疫权的合法性;而面对西方用英语表述时,他绝口不提民族主义口号,而转用"现代的"(up-to-date)一词来论证中国海港检疫自办的专业性,并从对抗性立场转为合作立场。伍连德的这种双重话语系统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混合性,即对于民族主义保国和西化强国的双重诉求。     

“德性”：个体与社会和谐关系的伦理审视——基于对麦金太尔社群主义思想的一种理解

和谐社会的构建既需要作为主体的个体积极主动“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同时又需要个体作为客体相互尊重、共同分配和享有社会发展的各项成果。社群主义的“德性”教育思想为和谐的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构建开辟了一种重要视域,他们在修正“自由主义”思想过程中,提出重新倡导个体生存的集体的和社群的价值意义,并试图把“美德”作为整个社会生活价值体系的核心,使得“美德”成为导引人们实践的内在力量,不但成为个体成就人生的内在力量,也成为组成个体融入社会的一种和谐的内在力量。     

集体良知：个人与社会自然的联结纽带——涂尔干的核心问题及其研究进路之二

埃米尔.涂尔干在其研究生涯中,构筑了以人性和社会自然的心物二重性为基础与核心的社会学思想,并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与人性自然之间的联结纽带——社会良知、知识分子是社会良知的担当者与表达者以及社会良知应该以神圣化的仪式和仪轨表达出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集体规范、社会事实。由此,涂尔干通过＂心物二元＂的研究路径构建了＂精神＂与＂躯体＂、＂个人＂与＂社会＂二者都不偏废的二元研究范式,其目的就是要解决社会发展最为核心的问题——人性与社会的自然及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