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穆克登查边定界考辨

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查边定界缘于中朝两国边民私自越界,这与两国界河图们江、鸭绿江两江上游至发源地段从未勘界与划界有直接关系。本就穆克登查边定界尚未清楚的问题,提出穆氏是查边定界而非单方面查边;图们江源头是红丹水;定界碑的最初位置是在白山,不在长白山;光绪年间中朝两国勘界时,所见穆氏所立定界碑于长白山,是朝鲜方面将界碑从最初的位置移至长白山的结果。     

《皇舆全览图》各版本对比研究

清代康熙年间第一次利用西方测绘方法进行全国测绘,并绘制出<皇舆全览图>.本文对<皇舆全览图>的现有几个版本进行对比和分析,并总结各版本的判别依据以及实用价值.     

穆克登碑原址考证

清康熙五十一年,乌喇总管穆克登奉旨勘查中朝边界,在其认定的鸭绿江、图们江分水岭建立一座石碑。从光绪十一年朝鲜勘界使李重夏的秘密奏章《乙酉状启追后别单》、《朝鲜王朝实录》、《皇舆全览图》以及当初朝鲜接伴使朴权、首译官金指南的日记看,穆克登勘定的土门江源只能是发源于长白山的石乙水或红土山水,其所立石碑最初位置只能是在发现位置长白山天池南麓而不可能是在小白山。     

记几种不同版本的雍正《皇舆十排全图》

清雍正时编绘的《皇舆十排全图》是比较罕见的内府舆图,过去很少有人知道它。《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中著录有:“《皇舆十排全图》二份,墨印纸本,每份十卷”。至于图的具体内容如何,是何时编制的,却不得而知。清人邵懿辰《四库简明目     

朝鲜古地图所见之清代中朝边界诸问题初探

朝鲜古地图中保存了清代中朝边界的诸多重要信息。通过对多种朝鲜古地图的解读,考察了其绘制方法与特点,重点分析了穆克登碑、图们江源、"间岛"及鸭绿江下游岛屿等边界地区在地图上的表现方式与变化轨迹。可以看出,朝鲜古地图在绘制方法受到了中国传统舆图的深刻影响,在内容上反映了绘制者对本国历史、地理状况的认知,也体现了其领土观念与"北拓传统"。     

长白山东南地区石堆土堆筑设的真相

清光绪朝中朝会勘图们江边界时,李氏朝鲜高宗政府以筑设在长白山东麓黄花松沟子一线的石堆、土堆为划分边界的合法标识物,其实是一些伪证。这些石堆、土堆原来是李朝肃宗政府的下级官吏擅自改变清康熙朝查边钦差穆克登委托筑设边界标识物的施工地段,咨意筑设的,当年李朝政府曾明白认定其为非法,所以黄花松沟子根本不是历史上的中朝边界线。而李朝高宗政府改变原来立场,竟然利用这些伪证向清政府提出领土要求。当两国勘界代表分队会勘时,朝方人员在树丛中发现了肃宗朝时在穆克登委托的地段上最初筑设的石堆,但却故意欺瞒清政府勘界委员。因此,清光绪朝中朝会勘边界是李氏朝鲜高宗政府利用伪证、隐瞒实证对清政府进行的外交欺骗     

穆克登碑的性质及其凿立地点与位移述考——近世中朝边界争议的焦点

１７１２年，康熙帝派穆克登到中朝边界去本是本国自行“查边”。穆差在鸭绿江、图们江分水岭上凿立的石碑，不过是审视水源的标志与证明到达奉旨查边关键地段的纪念物。光绪朝中朝会勘图们江边界时，双方官员看到该碑矗立于长白山主峰东南麓。朝方硬说该碑是“定界碑”，要求以彼处为基点同清朝政府划定边界。清朝勘界委员会坚申当年穆差出来是为查边，非为定界，故此碑并非“定界碑”。更以碑文与当地江山形势不符，但与小白山江山形势相符，疑是原立于小白山顶，后被人移来，但并未稍指是何时何人所为。清季吴禄贞虽然有力的论证了穆碑不是定界碑，更肯定其位移是朝民所为，但有欠具体。本文用朝鲜历史文献证明穆碑当初实凿立于小白山顶，但穆差方离去，即被朝鲜下级官吏许梁、朴道常移到长白山东南麓，以与其同时非法筑设的石堆土堆等伪边界标识物相连接配套，用以为日后与我争界的证据。此移位的穆碑与伪边界标识物石堆土堆连同“土门”、“图们”两江妄说，构成了李氏朝鲜高宗政府对清朝政府进行谋夺边疆领土国际外交大欺骗的基本内容     

康熙时期穆克登碑初立位置新证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帝命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赴中朝交界的图们江、鸭绿江江源一带确定两江正源,并在分水岭处树立界碑,史称"穆克登碑"。根据新发现的李匡德《冠阳集·答李君敬书》、首尔大学奎章阁藏《西北界图》和《八道地图》、成海应《北边杂议》等朝方资料,结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奏折、清末相关人员的实地考察等中方资料,作者认为穆克登碑最初确实立于小白山分水岭上,穆克登指定的图们江源是红丹水。     

再论康熙年间穆克登立碑处并非小白山——与马孟龙先生商榷

康熙《皇舆全览图》所标示的"土门江色禽",是反映穆克登定界结果的重要标识,可说明穆克登立碑处位于长白山东南麓,而不是小白山。马孟龙先生讨论立碑处之所以出错,一方面只选取了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而撇开了其他,史料运用产生偏颇;另一方面被史料中的错误信息所引导,如将"行五日始到立碑处",理解成"行五里始到立碑处",导致地理方位的错认;所持的小白山立碑说,实际上并非指小白山,而是指北胞胎山。另外,根据洪重孝有关英祖四十三年(1767)立碑处距离长白山一日程的不准确发言,得出碑尚在小白山也是不成立的。因为根据此前一年徐命膺的《游白头山记》(1766),他亲眼目睹碑位于天池东南岗下十里,说明碑址在长白山东南麓,而不在小白山。     

篠田治策与《白头山定界碑》

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廷诏令乌拉总管穆克登勘查中朝边界本国一侧,途中于鸭绿江、图们江正源分水岭———小白山山顶凿立高约3尺、长约2尺的查边纪念碑一通,碑文为“大清乌喇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该碑史称穆克登碑(即外方所称白头山定界碑)。由碑文内容可以明显看出,所谓“白头山定界碑”本来是清朝政府派员自行勘察中朝边界中国一侧的一座碑刻纪念物,而决非中朝边境的“定界碑”,但由于外方对这一历史事件及碑刻的曲解,后来竟成为清代以来中朝边界争议的一个焦点,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探讨,《白头山定界碑》一书是这种探讨的结果之一。     

万历本与嘉庆本《广舆图》辨识补遗

明嘉靖年间罗洪先依据元人朱思本<舆地图>增广分幅而成的<广舆图>,因为准确实用,问世后多次翻刻重刊,今存八种明清刊本.对于不同刊本的辨识,任金城先生作了细致深入的研究[1].笔者在研究万历本和嘉庆本<广舆图>时,发现了几处任先生未注意到的版本特征.     

对"猴子与乌龟"故事的分类对比研究

"猴子与乌龟"的故事在中国西北、东北、东南地区均有发现.如:1、福建的<海母丞相>、2、吉林的<猴子和乌龟>、山西的<树梢猴心>、山东的<哪有闲心挂树稍>、蒙古族的<乌龟与猴子>;3、上海的<乌龟与梅花鹿>;4、藏族的<猴子与乌龟>、<猴子和青蛙>、<乌龟和猴子>;5、陕西安康的<猴子和鳖打老庚>、6、朝鲜族的<兔子与乌龟>,7、日本的<猴子的鲜肝>等,都是"猴子与乌龟"故事的异文.     

清代封祭长白山与派员踏查长白山

我国东北与朝鲜邻界的长白山,曾经有过名号累易备受尊崇的经历。清朝入关,基于保护发祥圣地、巩固后方、独占资源、防止偷越等政治与经济的目的,对长白山施行封禁;同时修神殿于吉林温德亨山,定期派员望祭。清朝踏查长白山始于康熙中,断续至宣统末,武木讷、穆克登、刘建封即其主要代表。武木讷疏通了入山的通道,属探秘性质;穆克登为奉旨查边,曾勒石于鸭绿、图们两江分水岭上,有明显的守土色彩;刘建封曾遍访天池诸峰、三江源流、奉吉边界,首次揭开了长白山江冈的奥秘,写下许多充满炽烈爱国激情的著作,为了解长白山提供了可贵的史料。研究清朝对长白山的封祭与踏查,展示它开发的过程与轨迹,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的意义,本文试图就此加以探讨。     

《上博简·孔子诗论》"樛木之时"释义--兼论《诗·樛木》的若干问题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第一册的<孔子诗论>部分三处提到<樛木>一诗的主旨为"时".关于其意义,本文联系到<诗经>此篇进行了探讨.<樛木>诗的"福履"二字盖读若"蔑(伐)历",意指贵族受到关于其经历及功绩的考察与肯定.简文的"时"字应当理解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广泛流行的时遇、机遇的概念.<孔子诗论>的相关简文与<诗·樛木>篇的相互印证,对于阐释楚竹书和<诗经>相关文义都是重要参考.     

陈企霞与"匿名信"事件

陈企霞是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里的主要人物."丁、陈"受批判的直接原因是毛泽东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该信指斥主编<文艺报>的丁玲、陈企霞拒绝发表李希凡和蓝翎评论<红楼梦>的文章,是"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1954年10月18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了这封信.……     

包山楚简卜筮简"高丘"在《离骚》、《高唐赋》"高丘"研究中的意义

包山楚简卜筮简"高丘"的地理位置可能在江汉流域北部的筑水流域,与((离骚>、<高唐赋>"高丘"同在江汉流域.<离骚>、<高唐赋>"高丘"是((山海经>"帝女神话"向"瑶姬神话"演变过程中缘于"江汉流域"地域背景而形成的具有特殊地域属性的神话元素,而包山楚简卜筮简"高丘"则是<离骚>、<高唐赋>"高丘"神话形象的"原型".     

"集共"、"上林"铜鼎铭文考释商榷

<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刊载<洛阳新发现的两件有铭铜鼎>一文,其中释为"康共"的"康"字当是"集"字,"上林"铜鼎铭文中"啬夫钦省"的"钦"应是人名.     

关于"渊泉"笔名的学术史考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的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译本),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书中提出了不少新颖独特的见解,其中石川先生称:自己考证出了当年在<晨报>以"渊泉"为笔名发表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章的不是李大钊,而是陈溥贤.     

"便房"新解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和发掘了一些具有"黄肠题凑"的汉代诸侯王、王后墓葬,对其墓葬制度的探讨中,以"便房"的歧见最大,迄今仍然没有一个较为一致的看法.在论证时,都不同程度引用了<汉书·霍光传>和<续汉书·礼仪志(下)>的相关记载和注释.可见如何合理、正确解读这两处记载和注释,以及尽可能综合其它有关"便房"的文献进行研究,乃是正确考释"便房"的关键.     

清华楚简《保训》"惟王五十年"解

2009年4月13日,<光明日报>第12版以"解读清华简"的专栏形式刊发了李学勤<周文王遗言>、赵平安<<保训>的性质和结构>二文.4月20日,<光明日报>第12版又刊发了李均明<周文王遗训之中道观>、沈建华<<保训>所见王亥史迹传说>二文.6月1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办的<社会科学报>第6版刊发了李学勤、刘国忠<清华简:先秦历史悬疑有待揭开>及黄怀信<"周文王遗言":<保训>>二文.<文物>2009年第6期刊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及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