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乡社会资本”解读：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

本文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研究实例,提出并梳理"侨乡社会资本"命题的理论意义,力图赋予侨乡文化以新的理论视角.本文提出跨国民间网络是侨乡社会资本的基本载体,跨国互惠期望是侨乡社会资本的运作机制,跨国链接增殖是侨乡社会资本的效益特性.侨乡通过已定居移民、信息网络和人情互惠提高移民操作的成功率及获益率的能力,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资本有望转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乃至政治资本,但这种转化只有在如愿跨境输出人力资源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侨乡社会资本的特殊性体现在它与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链接,其效益通过其投资对象--"移民"进入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而实现转换与增值.当移民作为一种投资途径并且存在有效运作空间时,移民行为必然生生不息,而侨乡社会资本正是通过一次次诸如此类的跨国运作不断增殖.     

社会文化视野下新侨乡跨国网络治理的构建——以湖南邵东为个案的分析

论文以湖南邵东为案例，从社会文化视角阐释中国一个内陆新侨乡的形成及其跨国网络治理的建构机理。邵东新移民的阶层构成及营商特征，使其在移民海外后仍与家乡保持着频密的联系。在侨乡政府与海外移民双向互动过程中，构建了以人员流动、慈善捐赠和文化认同为治理主线的三大跨国网络，呈现出制度化、组织化的机制特点。同时，邵东侨乡在跨国网络治理中形成纵横两种体系。横向上，侨务部门与海外移民共同构成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二者通过合作交流构建伙伴关系；纵向上，通过省、市、县、乡、村不同层级治理单元的协调与配合，使海外移民有效参与到侨乡治理中。这一纵横交织的治理体系构成邵东跨国网络治理的脉络，是侨乡振兴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义、交换与移民跨国实践——基于衰退型侨乡海南文昌的个案研究

论文以海南文昌侨乡为例,探讨了基于传统道义与交换互惠两种跨国关系的移民跨国实践的变化及其给侨乡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文昌的海外移民在迁移过程中经历了经济与声誉地位同时上升的过程,再加上受到多层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纯粹社会声誉与身份归属方面的补偿不再对其构成吸引力,使得文昌移民与家乡一直持续的传统道义关系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摧毁,基于传统道义关系发展起来的社会文化馈赠模式对于文昌移民的吸引力在下降。不少文昌移民试图与家乡重新建立起一种不同于传统道义的、互惠互利的社会交换关系,发展出一种既可赚钱又可普惠地方的跨国实践模式。而由于土地纠纷、行政干预等问题,海外移民与当地政府并没有建立良好的交换与互惠关系,使得盈利性跨国实践也没有在文昌移民群体中大规模兴起。这些都进一步导致文昌移民在祖籍地的跨国实践逐渐衰落,也使得侨乡的象征意义与示范效应逐渐式微。华人本着爱国和慈善精神汇款回中国的时代,已经转变为在一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环境中着重投资的时代。     

中国近代跨国移民对侨乡的经济影响——以台山为例

跨国主义理论是近年来新兴的研究当代移民现象的理论,但将这一理论历史化,也可以用来研究近代华人跨国移民现象。近代华人的跨国实践是以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的,对侨乡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现代的离散者——对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的另一种解读

菲律宾裔移民是当代国际移民潮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人们可以在世界130多个国家中发现菲律宾裔移民的踪影。最大的海外菲律宾人群体生活在美国,美国菲律宾裔移民已成为美国少数族裔群体中增长最快的一支,是仅次于美国华裔的第二大亚裔群体。因此,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的菲律宾裔移民仅仅是美国政治、文化和地理边界内受到各种限制的少数族裔吗？本文将以“现代离散者”是在跨国层面上被社会建构起来的群体这个构想为基础,对美国的菲律宾裔移民做出另一种解读。     

美国华人认同的历史演变

一百多年来,美国华人认同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早期美国华侨受到美国政府的排斥和中国政府的敌视,其认同主要指向侨乡;20世纪前期,由于中国政治局势的影响以及中国政府积极侨务政策的实施,美国华侨民族主义开始兴起并不断高涨;"二战"期间美国废除排华法并在此后颁布宽松的移民政策,50年代中国放弃双重国籍政策并鼓励华侨效忠当地,冷战时期中美两国的对抗,使这一时期美国华侨的认同多指向美国当地。1965年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关关系的缓和、两国积极移民政策的颁布和实施,美国华人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使美国华人的跨国认同得到不断发展。     

移民行动对跨国空间社会网络的依赖——对浙南移民在欧洲族裔聚集区的考察

论文研究了浙南侨乡移民持续迁徙行为的动因、浙南移民移入地就业和创业的有限选择等问题。认为移民社会网络是指由浙南侨乡与欧洲的浙南移民族裔聚集区共同构筑的跨国空间网络。通过移民社会网络所动员和配置的资源,侨乡居民完成移民的过程,并在族裔聚集区站稳脚跟。移民行动者无论是在侨乡做出迁徙决策,还是在移入地就业或创业,都高度依赖移民社会网络所提供的路径和模式。同时,移民行为也被限制在与网络资源水平匹配的有限选择中。     

“流动”视角下侨乡青年社会区隔研究——以浙江青田幸村为例

论文从浙江青田侨乡——“幸村”的侨乡邻里、家庭、个人等日常生活的微观民族志入手,考察“流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何参与侨乡日常社会生活实践的意义建构。研究发现,以流动为主要特征,侨乡社会建构了三重社会区隔标识——能否实现“跨国移民”、是否具备“跨国流动能力”以及能否持有“欧元”。侨乡青年及其所在家庭在这三重区隔标识的审视下,一些被贴上“上进”、“成功”的标签,一些却逐渐在侨乡日常生活的基本面向失去话语权和社会地位,社会区隔显而易见。     

海外华人研究：跨国史与微观生活史的视角——评刘海铭《一个华人家庭的跨国史》

一、为什么是跨国史：美国华人研究、中国海外华人研究及侨乡研究的问题意识随着近代殖民主义的扩张,＂跨国迁移＂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历史现象,对移民的来源地和移民的接纳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时至今日,这种影响不仅在延续,     

穆斯林的流动与中国新移民——马来西亚回族流动个案研究

论文分不同时期阐述了中国穆斯林移民马来西亚的历史,通过实证调研数据突出了穆斯林跨国流动与穆斯林世界的教育和贸易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对"侨乡"流动模式和"回族"流动模式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有关华人移民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地理(侨乡移民)或阶级(苦力、企业家或学生移民)方面。这些研究隐含一个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假设,即中国的移民都是汉族,少数民族被封闭在偏远的边疆地区,因而是不流动的。但研究显示,自1978年起,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无论是在跨境迁移——这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等穆斯林少数民族中尤为突出,还是在远程的跨国迁移——在回族中尤其明显,都具有异常高的流动性。回族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生活穿梭于中国民族国家和跨国穆斯林世界之间。宗教在回族穆斯林流动决策和流动模式中有重要作用。     

具有中国血统者就是华人吗？——美国赫蒙人之案例分析

论文就中美两国对赫蒙人截然不同的族群界定与依据、赫蒙人在美国的生存适应与族群认同的状况进行了研究。对于20世纪中叶沦为难民后,陆续辗转移居美国的老挝赫蒙人,中国学者将其视为少数民族华人,美国官方却将其确定为与华裔、韩裔等少数族裔并列的独立族裔类别。美国赫蒙人虽然在血统的意义上可归属于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但其几乎不存在华人归属意识,也极少与中国发生社会联系。许多海外华人或海外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失去华人认同意识,并与中国社会浙行渐远。因此建议依据中国血统、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持、主观认同为华人、与中国社会的联系等“华人性”的几个维度去理解和定义“海外华人”。     

性别、种族、男性气概：再读二战之前美国本土华人历史

美国自快速工业化后,男性白人因失去手工业时代的支配地位而对外来移民和少数族群采取仇视的态度,将男性华人视如女性而置之于权力边缘。美国华人可说是在性别分化的机制运作之下,经历了种族歧视。男性华人尝试藉由抗争罢工、司法诉讼等方式争取尊严,这些行动虽然不一定都产生了良好效果,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华人男性气概的形成过程。本文主要以现存美国本土华人研究的二手资料为基础,以性别为关注点,力图重新给男性华人以不同的定位,从而使美国华人的研究更加完整。     

Who Should Run El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Much has been said since the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gard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el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ularly about how election administrators are selected and to whom they are responsive. Unfortunately, there has been little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s that are possible and the preferences of Americans regarding these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options. In this article we present the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survey of American adults in which we asked them their preference for whether elections should be run by partisan or nonpartisan officials, whether the officials should be elected or appointed, and wheth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elections should be by a single unitary executive or by an election board. In addition to eliciting the basic preferences of Americans about these administrative choices, we also undertake a deeper analysis of these data to determine the underlying patterns in support for the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options.     

民国时期留美西洋史学者与美国的西洋史学术传统——以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留美西洋史学者是中国的留美生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国内史学界对他们的留学生涯,特别是博士论文关注较少。这批学者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上颇具特色,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关注国内重大的史学争论、主要侧重欧洲国家的历史。几篇博士论文运用了大量的一手史料,在研究视角上也很有新意,所以得到了导师和美国史学界的认可。几位学者在回国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风格,并通过授课和学术组织工作,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果仁案”与亚美民权运动

为深入研究1982年“陈果仁案”给亚裔民权斗争提供的借鉴和警示,通过对“陈果仁案”的剖析,对华人和亚裔群体努力为陈果仁争取司法公正的行动及其影响进行了阐述和探讨。底特律司法部门对此案凶手的轻判,促使底特律和全美的华人及其他亚裔群体,以美国公民伸张正义联合会为领导中心,掀起了为陈果仁争取司法公正的抗议和声援运动。“陈果仁案”是一起典型的反亚裔暴力案件,它在亚美民权运动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Immigrant Needs and Local Government Services

Upon their arrival in the United States, immigrants, whether documented or undocumented, impact the provision of local government services.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four immigrant groups (Nicaraguans, Haitians, Central Americans, and Mexicans) in Miami, Florida, and Las Vegas, Nevada examine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country of origin is a predictor of local government service utilization by immigrant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mmigrants, regardless of country of origin, shar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and attitudes regarding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ajor differences among the immigrant groups studied appear to be in their plans for the future. The Mexican respondents were likely to be described as sojourners, with plan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 country, while the other groups intended to settle permanent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local level,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policymakers must be sensitive to motivations of the immigrants who locate in their areas, understanding the implications for service delivery in multilanguage, multiculture communities.     

跨国教育流动中的刻板印象与身份建构——以在美中国留学生为例

伴随在美中国留学生群体的不断扩大，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社会中的体验和经历备受关注。本文主要通过深度访谈，了解在美中国留学生与美国本土社会及国内社会的互动，及互动对其塑造社会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美国社会的刻板印象一方面阻碍了该群体的深度融入，另一方面造成了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自我规训”，使该群体对于美国社会产生一定的疏离感。此外，在教育流动的过程中，留学生增强了其国家认同，中国人身份和留学生身份处于共生共荣的关系。然而，来自“群体内”的刻板印象增加了留学生群体社会认同建构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美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身份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在“人-人”和“人-地”的互动不断发展和变化。     

越南华裔在美国的生存与适应

根据散落于相关研究文献和数据中有关越南华裔的资料,对1975年以后华裔逃离越南并定居美国的历史过程、生活适应、地位获得和族群认同等方面的大致状况作一个梳理,旨在加强越南华裔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两次移民潮中,抵达美国的越南华裔难民约30-50万人,寻找亲人、取得族裔社区的支持和族裔聚居区的形成成为应对政府分散安置政策的方案;文化适应与经济成就落后于越南裔,但近20多年来取得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成就;其族群认同建构于以共同的原居住地、居住国为背景和多元文化的基础之上。结论是,越南华裔还没有完全融入其他美国华裔之中,而是形成了一个既认同于美国华裔、又与越南裔有一定联系的相对独立的华人“次族群”。     

The talk of the town: kit manufacturers negotiate the building industry, 1905-1929

Urban historical scholars have neglected smaller urban centers, including their residential environments and the forces that shaped them. For a time, one of these forces was the mail-order kit home. Kit manufacturers sold houses to families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but enjoyed their greatest success in small towns where detached single-family homes were the norm. They worked to insert themselves into local building industries: They challenged lumber dealers and ignored architects but strove to mollify the contractors on whom they and their customers depended. They attract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and met with initial success: Emerging rapidly after 1905, they had hit their stride by 1914 and enjoyed a heyday in the 1920s. They were stricken by, and failed to recover from, the Depression in large part because lumber dealers had learned how to compete with them.     

跨域视角下的美国铁路华工研究述评

论文分别梳理了美国和中国关于铁路华工研究的学术史,并进行了比较与思考。认为美国横贯大陆铁路的通车,保障美国实现了真正的国家统一,开拓了美国的太平洋贸易时代。华工是铁路西段的建设主力,铸造了历史的丰碑。目前,对铁路华工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美国视角"下的学术实践:美国学界的研究起步早;研究资料主要来自美国;学术话题主要是美国学界在引领;中国的铁路华工研究仍处于边缘地位。这种状况既具有时代特点,也具有学术的时代局限。需要从地理和学术两个层面去突破"美国视角",深化铁路华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