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珍贵的藏传佛教祖师像

上海松江西林塔出土的一尊藏传佛教萨迦派祖师造像,为元代及明代早期藏传佛教在江南地区的传播提供了实证。     

“钱塘”款造像的年代和风格初探(下)

三“钱塘”款造像,风格的历史渊源“钱塘”款造像产生于明代早中期,它没有学仿盛行的明代宫廷造像风格,而是承袭了元代宫廷造像遗风。这一情形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翻检钱塘地方佛教历史可发现并不奇怪,它确实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元代藏传佛教及其艺术形式在江南地区的传播密切相关。     

试论临洮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历史及现状

甘肃省临洮县是著名的陇中古城,自元代以来曾为甘、青、宁地区藏传佛教的中心,藏传佛教风靡一时,人称"小西天"。本文以历史发展为脉络,对藏传佛教在临洮的传播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探究。     

元代景德镇窑青白瓷佛像研究

青白瓷佛像是元代景德镇窑制瓷业的一个重要进步。在当时蒙古人统治的历史及宗教之大背景下,元代大型瓷塑佛像突然且短暂出现的原因是本文所关注的,笔者认为这些令人惊叹的瓷塑佛像的生产直接受惠于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和对景德镇窑厂的赞助,同时这些瓷佛像也在元代宫廷的藏传佛教的仪式和典礼中被使用。     

蒙藏关系确立及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史事考述

蒙古民族在13世纪崛起于蒙古北方草原。在其向西部军事扩张的过程中,蒙古民族接触了源自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文化。从13世纪中叶起,广大藏区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成为元朝的一个行政区域;而在文化上,蒙古人则完全接受了藏传佛教文化,开此后700余年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藏文化东来的先河。本文着重从藏传佛教与西夏、蒙藏关系的正式确立,元代藏传佛教僧人在大都以及元代大都的藏传佛教寺院等几个方面,对蒙藏关系确立及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相关史事加以考述研究。     

江南地区社会特征与元代民族文化交融

江南地区具有多方融合、长于吸纳的开放的文化特征,在元代北方民族进入江苏后．在江南地区出现了综合性的习俗,形成了新的民族文化交融的局面。     

杭州飞来峰“梵式”造像初探

我国元代盛行的藏传佛教——喇嘛教"梵式"造像,是喇嘛教教义的形象化体现。喇嘛教是印度显、密佛教同西藏本土原始宗教本教混合的产物,虽属中国佛教的一支,但独具特色。它在元代因蒙古统治者崇信而盛行东土,汉人却少有信奉的。明代政府严禁汉人信奉喇嘛教,清统治者虽定其为国     

普陀山多宝塔

在建立普陀山多宝塔“四有”档案工作过程中,比较藏传佛教建筑艺术风格,探讨多宝塔外在形式渊源以及内在文化特质,从历史、艺术、宗教等方面提高了对多宝塔的认识,强调多宝塔是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元代藏传佛塔在汉地发展演变的见证。     

雍和宫藏清代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唐卡艺术风格及来源分析

正雍和宫是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有清一代,都是理藩院直属的皇家寺院之一,也是内地藏传佛教的宗教中心和管理中心,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深厚影响。寺内收藏着许多珍贵的藏传佛教文物精品,精彩绝伦、蔚为大观,其中,在《藏传佛教艺术精品展》中展出的一幅清代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唐卡引起了笔者的关注。此幅唐卡布     

试论元朝宗教状况与道释画之嬗变

在元代短短几十年中,道教经历了一个大盛大衰的过程,中土本有的佛教也为藏传佛教所压制,中国画在这一时期则体现出比以往更多的文人气质。本文叙述了元代的宗教状况与宗教政策的关系,以及道释画在这一背景下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     

作为“转轮王”和“文殊菩萨”的清帝——兼论乾隆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从历史背景来看,藏传佛教赋予中原统治者的"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称号只是一种尊称和象征性符号。不管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悦纳,它们对于清帝的核心意义在于确认其作为中原王朝统治者的身份。乾隆帝制作御容佛装像的基点在于以传统王朝的皇帝面对蒙藏族群,在此前提下融入个人的宗教趣味,形成了以"转轮王"兼"文殊菩萨化身"呈现的皇帝形象。如果说这种形式有什么更多的含义,那也不外乎是增加他对蒙藏高层的亲和力和他身为清帝的神圣性。新清史学者所主张的乾隆帝以藏传佛教的转轮王、菩萨身份治国的观点缺乏依据。     

《大清一统志》中“原额人丁”的来源——以江南为例

本文以江南为例,揭示了三版《大清一统志》中"原额人丁"的来源以及各地"原额人丁"的建构过程,证明"原额人丁"来源于乾隆《江南通志》中复杂多样的"人丁"记录。"原额人丁"的涵义复杂,定义不一,没有统一的标准,在研究中不假思索地利用这些数字是极其危险的。     

清代皇家雅曼达噶神坛丛考

“雅曼达噶”即大威德金刚,是藏传佛教重要的护法神。本文考证了乾隆时期所建的七处皇家“雅曼达噶坛”,分析了神坛的建筑特点与文物陈设状况,理清了这种重要的佛堂模式的特点。同时探讨了清富神坛与西藏寺庙的渊源及乾隆与藏传佛教的关系。藏传佛教中神灵众多。有一个庞大的神系。乾隆皇帝建七处雅曼达噶坛。说明了清宫廷对保护神大威德的特别崇拜,这种做法来自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直接影响。由此种神坛之模式可见藏传佛教曾对清代宫廷的文化环境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圣德太子与日本早期佛教

佛教能在日本迅速传播并成为国教,主要得益于圣德太子的大力提倡。他在发展佛教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确立佛教在日本的地位;二、兴建佛寺、像塔,翻译佛经、广度僧尼;三、广招中朝僧尼前来日本授法,派遣隋使到中国大陆吸纳以佛教为主的先进文化,为日本古代文明的前行做出了重要贡献。     

故宫藏传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故宫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至今仍完整地保留着一批清代藏传佛教殿堂,故宫博物院藏有大量极其珍贵的藏传佛教文物及与藏学有关的其他文物。这些建筑与文物是明清、特别是清代民族政策、汉藏文化交流及东西交通等方面的生动见证。以藏传佛教艺术为重点的故宫藏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整个藏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也是故宫学的重要内容。故宫藏传佛教研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正逐步深入。     

雨花阁:乾隆朝宫廷佛堂建设主导思想论

乾隆帝崇信藏传佛教,修建了众多的佛堂,本文从雨花阁的修建原由、时间和供奉内容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雨花阁是清宫的佛堂中心,其供奉虽然遵循佛教经典而陈设供奉,但却渗入了浓厚的皇权思想,包涵了清宫佛堂的两大供奉主题。它揭示了佛堂背后隐藏的乾隆皇帝建设佛堂的主导思想,奠定了众佛堂发展的基调。     

清代宫廷建筑的管理制度及有关档案文献研究

本文介绍了清代宫廷建筑的管理机构与官员状况、宫廷建筑工程的各项管理制度,并列举了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工部等处的部分档案,这些档案内容涉及紫禁城宫殿楼阁、苑囿行宫、陵寝、坛庙寺观、盛京皇宫及与宫殿建筑有关的河道、沟渠、园林、道路等的兴建和维修状况。这些清代档案是我们现今研究清代宫廷建筑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我们保护维修现存宫殿建筑的可靠依据,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密教传播与宋元泉州石造多宝塔

地处海上交通要道的泉州历来受到海外文化影响,亦包括印度文化及密教的渗透;13世纪伊斯兰世界对印度的入侵使大量密教僧人外逃,与这一时期中印海上交通频繁相对应,对泉州的影响也更为明显。泉州传统建筑遗迹中,有大量受到密教的影响,除在造像、梵文种子图及开元寺大殿等木构建筑中有所体现外,更多表现在宋元时期的石建筑中,如宝箧印塔、多宝塔、石经幢等;其时间段集中在宋元时期,且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影响更浓厚、遗迹数量更多的趋势;这一趋势表现出与泉州海外交通发展渐趋繁荣的同步性。本文通过较系统的现场调研,以宋元泉州石造多宝塔为例,对这一进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示。     

Śāntideva's Bodhicaryāvatāra in Translation: A Century of Interpretation of a Sanskrit Mahāyāna Text

Many translations of ?āntideva's Bodhicaryāvatāra, a Sanskrit Mahāyāna Buddhist text of seventh/eighth‐century India, have been published since 1892. ?āntideva's Bodhicaryāvatāra is one of the few Indian Mahāyāna Buddhist texts available in Sanskrit and it was influential in Tibetan Buddhist schools.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ranslation of the Bodhicaryāvatāra is no longer the preserve of scholars but has moved to being carried out by Buddhist practitioners influenced by Tibetan schools of Buddhism. It shows how translators’ motives for translating the text have reflected changing attitudes to Buddhism and its texts. ?āntideva's Bodhicaryāvatāra has been translated as a source of information, a literary work, an inspirational work and, with the rise of Western interest in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s a vehicle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t teachings. Nevertheless, further scholarly investigation of the Sanskrit text of the Bodhicaryāvatāra remains to be d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