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19世纪中国医疗事业现代化启蒙

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过程,也是近代西方医疗卫生观念和制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当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西方并猛烈冲击东方的时候,近代来华传教士充当了打破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急先锋。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背景下,一方面,他们向古老的中国展示了建立在西方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医药卫生观念和制度的先进性,引起了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潮;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向衰弱的中国灌输其医药卫生的观念和价值,并导致了中西医文化的冲突。伴随着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结果是封闭、排外、保守且具有较强内聚力的中华医药体系逐渐走向世界,并且相对先进的西方医药卫生观念和制度也逐渐被中国人所理解并接受。中西医文化开始走向融合,并由此促进了中国卫生事业现代化的启蒙。     

震旦博物院与近代上海的科学知识传播

伴随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西学东渐"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质。1930—1952年间震旦博物院在上海的科学知识传播工作即体现了西方科学在异质文化中柔性扩张的具体历史过程。震旦博物院通过科学出版活动,将其在中国完成的地域性标本收集成果纳入欧洲科学知识体系;通过科学教育工作,培养出一批在"文化相遇"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天主教精英;通过科学知识普及,繁荣上海城市文化,增进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和宗教的了解。怀有极度文化自信感和优越感的耶稣会士以震旦博物院为中心开展"文化移植"并试图改造中国,客观上也促进了上海科学文化的近代化进程。     

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监犯作业制度设计及运作情况考

在西方近代司法观念影响下,中国传统监犯服役概念至近代被西方的"作业"概念所替代;相应地,中国传统监犯服役制度也被近代作业制度所代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力推行监犯作业制度,以期达到既能教育人犯,又能助其生计的双重目的.该行为虽不失为中国近代监犯作业制度改革之真正开端,但基于诸多不利因素之制约,其监犯作业制度的设计和施行均不太理想.     

“出”与“入”:近代中外贸易中基督宗教对广州的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近代中西方在货物与精神文明之间"出"与"入"的发展情况,阐述了中西双方在文明上的不平等碰撞导致基督宗教(教会和传教士)对近代广州西医医院(医校)及医疗制度的建立、广州近代中小学的建立及健全和近代教育制度、广州报刊书籍的出版及传播制度等方面的影响。     

近代上海口岸知识分子的兴起--以墨海书馆的中国文人为例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王韬、李善兰、蒋剑人、管嗣复、张福僖等中国文人陆续进入墨海书馆工作,成为通商口岸第一批与西方人合作的知识分子.与传教士的合作译书工作使他们逐步了解西学,肩负起向中国输入、传播西学的历史使命.他们所翻译出版的西方科学文化书籍,促进了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科技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99年8月15日至20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主办的“近代科技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来自中国内地和台湾以及美国、意大利、瑞典等国家的代表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围绕近代科技传播的方式与特点、科技传播对近代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的影响、近代教会大学与科技传播和传教士与近代科技传播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一、近代中国科技传播的方式与特点对于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一般认为主要是通过翻译介绍和派遣留学生等方式进行的。这次学术研讨会,一方面从实证的角度进一步深化…     

“李约瑟难题”管见——从《伽利略研究》看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

"李约瑟难题"涉及到中西文化的比较问题,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精神的比较,可以看出这二者之间的不同,西方的将自然界数学化看待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不具备的,而恰恰是这个不同之处导致了中国没有产生出近代自然科学。     

寓乐于会:近代博览会与大众娱乐

近代博览会的兴起固然主要是源于商品经济与科技传播的需要,但大众娱乐文化又始终与各类博览会形影相随,成为其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大众娱乐是将博览会传播科技、文化功能与群众"找乐子"心态连接起来的最好形式之一,并使博览会能够吸引成千上万民众参与其中。近代中国举办的博览会充分借鉴了西方博览会的做法,加入了大量的娱乐活动,寓乐于会,寓教于乐。大众娱乐活动不仅丰富了博览会的内涵,增强了博览会对大众的吸引力,而且使博览会本身成为研究近代城市大众文化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     

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演变的历史启示

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演变的历史启示龚书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变化,以及西方文化的传播等种种原因,传统文化不能不发生变化。传统文化在近代演变的历程,给人们留下了不少有益的启示。文化具有传承性,它像江河一样...     

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逻辑及其时代价值

从洋务运动到五四前新文化运动,中国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一个由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逐步推进过程。这一过程的演进体现了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的不断加深,也体现了五四前近80年间中国近代文化变革和转型的历史逻辑,新文化运动正是这一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科学"的旗帜,在思想文化领域吹响了反封建的号角,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从而以其所独有的时代价值确立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大光明电影院与近代上海社会文化

创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以好莱坞电影和西方现代主义的建筑装饰,迎合并引领上海民众推崇西方娱乐方式和文化,带动电影院成为近代上海摩登生活的文化地标。以大光明为代表的电影院,并非仅仅彰显娱乐功能。事实上,近代电影院显示出超越电影放映场所的多元功能。作为 "影片—影院—社会"这一信息传播链的中间环节,大光明电影院通过对好莱坞文化的传播刺激着上海社会对好莱坞元素的消费和再生产;同时,近代上海社会的民族主义、族群意识甚至政治风云也影响人们对电影的评价和对影院空间的态度。     

马尾船政文化

1866年,中国洋务运动领袖之一左宗棠为了“富国强兵”．在马尾创办了船政,通过引进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以建造舰船和培养人才为主体,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和科技发展的序幕,在近代中国科技、外交、新式教育、工业制造、西方经典文化翻译传播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史学家们称之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活化石。     

“全盘西化”论文化思潮述评

"全盘西化"论,是近代中国文化思潮演进过程中的一种以彻底否定民族文化传统、全盘肯定西方价值取向为特征的文化思潮,它反映了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对西方文化模式的推崇与选择。其主要代表人物为胡适、陈序经,二者主张"全盘西化"论的主要目的是为打击封建复古倒退文化思潮,这在当时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因其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全盘西化"论最终演变为一种激进的文化观。     

章太炎民权思想评析

章太炎的民权思想具有"中西化合"、"古今化合"的特点。本文初略把章太炎民权思想归纳为废弃不能伸民权的代议制,构建保障民权的"五权分立"新政制,以"法治"作为保障民权实现的条件,以"损上益下"、"抑强辅微"作为民权的内在精神四个方面。章太炎批判地移植西方"民主"思想,化合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表现了他创建适合中国近代民情、国情的民权思想和制度的不懈追求。     

略论儒家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再造——以“和谐观”与“正义性”为视角

法治建设必须根植于民族文化传统,这是近代以来法律移植的基本经验。我们应该走出法治精神与儒家法文化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继承儒家法文化中的"和谐观",以之调节现代法制中的不足;同时,对传统中的礼法不分、强调等级、忽视程序等非"正义性"因素保持警惕,并因势利导地加以改造,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建设,体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和谐与正义。     

评严复对近代中西社会差异的对比

严复在近代中国面临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竞争的形势下,力图运用近代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对中西社会的重大差异进行深刻对比,起到了从接近于真正科学、民主思想的意义上,否定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传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宣传救亡富民强国道理的巨大启蒙作用。在对比过程中,他以反传统、倡新学的精神,将一批崭新的近代思想文化成果贡献给国人,更具有解放思想的时代意义。     

清代商人组织的概念分析——以18—19世纪重庆为例

"行会"这一西方近代学术概念对中国商人组织历史研究具有长期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商人组织是中国社会与文化建构的产物,反映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特定过程.本文以重庆为中心,结合巴县档案等材料,分析了重庆历史上的"行"、"帮"、"会馆"、"公所"以及神会等不同组织概念的历史内涵,提倡在中国文化与社会环境基础上理解和解释中国商人组织的制度变迁问题.     

知易行难:欧美法治历程中的若干实践

从整个人类法律文明史角度来看,每个国家的法治发展道路都不平坦,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其法治的形成、发展、成熟和完善也都经历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甚至到今天,还有许多法治的核心问题需要继续探索和实践。本文以英国近代刑事辩护制度的形成和变迁,俄罗斯18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的法典编纂,美国言论自由确立过程中丹尼斯案和布兰登伯格案的审判,以及德国1919年魏玛宪法第48条"紧急状态条款"的变迁为例,对"法治是一个艰辛的、漫长的历程"这一主题进行比较详尽的梳理和阐述,以进一步探求近代以来法治发展中蕴含着的若干规律。     

汉语“博物馆”、“博物院”的产生及使用——以19世纪外汉字典、中文报刊为中心

museum是西方近代文化的代表,近代博物馆知识、理念和思想传入中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狭隘意义上的翻译问题,而通过考察museum一词在19世纪的翻译及使用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博物馆知识早期传播的景象。在museum及其对应西方词汇的翻译过程中,中西方人士均参与其中,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天主教传教士、林则徐及其翻译班子等都是其间最重要的推动力量。通过对19世纪外汉字典的研究发现,至1844年,museum一词后来被广泛采用的"博物馆"、"博物院"两种汉语译名均已出现,但在这一时期的中文报刊中,"博物院"一词的使用频率要远远高于"博物馆"。同时,将museum翻译为"博物院"的译法也逐渐被晚清时期的中国士人广泛采用。由此,museum这一西方文化的舶来品完成了其本土化的第一步。     

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音乐推广活动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非常时期,表现为政局动荡、思想活跃、文化丰富等多种特点。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作为一个拥有众多青年成员的宗教社会团体,在此期间,顺社会变革和艺术发展之势,于传播宗教与服务社会之时,以其丰富的音乐传播活动深入于各地城市社会之中,在联络与教育青年、推进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向广大青年和社会民众大力推广音乐文化,扩大了近代西方音乐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促进了中西音乐艺术的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基督教青年会"服务社会"活动的开展,都促进了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发展。随着其向本土化、世俗化的转变,这种音乐推广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成效更加明显,不仅丰富着城市民众的文化生活,也推进了中国音乐文化的近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