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台西铜匕及其相关问题

河北藁城台西遗址M112出土的一件兽首铜匕,是目前唯一一件早于晚商的柄端带兽首器物。这件铜匕对探究晚商时期北方地带兽首类器物的起源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台西铜匕的形制做了仔细分析,并对与之相关的来源、出土单位以及出现的背景做了讨论。     

现代大铜章工艺琐谈

中国现代大铜章是由古代的压胜钱(花钱)演变而来。现代大铜章因其题材自由度广,设计艺术性高．雕刻表现力强,加工工艺新,发行数量少,既能珍藏又能把玩等优点而深受钱币爱好青睐。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大铜章收藏热方兴未艾,有些大铜章在市场上已被炒到了天价。为什么现代大铜章有如此大的魅力呢?     

珍视文物 不要由仇视激情所驱动

圆明园兽首问题至今历经重重转折:从佳士得坚持拍卖到神秘买家天价拍下,再到蔡铭超露面却又宣布拒绝付款,各种评论众说纷纭。这是在当下的"两会"之外又一能勾动传媒和国民心弦的大众议题。     

安徽寿县汉墓铜翼兽及相关器物的年代探讨

战国时期有翼神兽从西方传入中国,汉代中国境内的有翼神兽造型器物逐渐增多,并沿着自己特有的演变轨迹,形成了从半匍匐状的龙变成行走状的辟邪的发展序列,但其中存在一些缺环寿县汉墓出土的有翼神兽造型器物,不仅弥补西汉早中期到东汉晚期翼兽形制演变的年代缺环,也为国内外几件馆藏铜翼兽形筒座的年代判断提供重要参考。     

晚清经世实学概说

从清嘉庆以降,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开始由乾嘉盛世走向晚清乱世。从道(光)咸(丰)到同(治)光(绪)的五六十年间,是中国经世实学思想的高涨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实学通向近代“新学”的转型时期。晚清时期的经世实学,虽然是围绕着“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而展开,但是根据晚清实学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又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道、咸经世派的实学思潮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洋务派的实学思潮。道、咸经世派与洋务派的实学思想之间,既有历史的继承性,又有时代的变异性,使晚清经世实学呈现出五     

撕下文化赌徒的金融遮羞布

文化赌徒们应该有所畏惧,当他们利用份额交易将一幅泛泛之作炒到天价时,应该记住一句话：抢了别人的钱,迟早要吐出来的。     

宁波奉化孔庙礼乐器研究

20世纪60年代,宁波奉化孔庙部分明清铜器等文物被查抄至红卫兵展览馆,后拨交给奉化文管所保存。这批铜器共15件,器类有香炉、花瓶、烛台、牺尊、壶、编钟等,性质较为复杂,包括了祭器、乐器、文房或陈设器等。其中明朝冠耳铜炉、环耳铜瓶、三兽足铜烛台、牺尊,清兽面纹铜壶、龙纹铜瓶等,根据形制特征,再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推定为孔庙祭器,清云龙纹编钟则为雅乐器。宁波奉化孔庙的这批礼乐器为认识明清时期铜器的器类、形制,特别是仿古铜器的生产与流动等提供了可资研究的线索,值得关注。     

论西周早期蟠龙兽首铜罍及相关问题

通过对西周早期蟠龙兽首铜罍造型和纹饰的分析,认为这些铜罍的原型来自于中原地区晚商殷墟文化,后传入大凌河流域形成了这种特殊的风格,之后再传入成都平原、长江中游地区及中原地区。蟠龙兽首铜罍的出现和传播反映出商周时期中原之外的文化边缘地带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形成了边地文化圈。     

从世界文明的趋势寻找中国的未来

<正>张灏教授将1895年到1925年称为中国思想史上新旧文化交替的"转型年代"。在这三十年中,清末民初的前二十年(1895~1915)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十年(1915~1925年)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年代。简单地说,清末民初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年代,亡国危机严重,民族国家意识高涨,社会上下形成共识,要学习西方的文明,但这个被晚清中国人所理解的西方文明乃是以富强为中心,所谓物竞天择、     

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的晏阳初

正晏阳初,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一个名校"海归",他既不愿意在官场谋得一官半职,也不愿意留在大城市求得风光体面职业发财,而是从北到南奔走,带动一批"海归"投身乡村建设。一、游学认识"苦力",主张开发"脑矿"以文化人晏阳初,1890年10月出生,祖籍四川省巴中市,成长于晚清民国初年一个乡村私塾教师家庭。自幼耳闻目睹晚清积弱腐败,眼见"天     

晚清海派四杰艺术风格与收藏比较

2016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俞晓夫作品《我轻轻地敲门——纪念晚清海上画家吴昌硕、任伯年、虚谷、蒲作英》拍出了862万元的天价(图1)。这幅画中致敬的四位大师,正是晚清海派四杰。而就是这四位江南才子,将海上画派推向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峰。     

20世纪50年代前的中国大古都问题——有关大古都研究学术史的补充

当代中国大古都问题的学术史可直接追溯到晚清民国时期,而此前对于历史上不同都城地位的综合评估,可视作晚清民国以来认识中国大古都问题的前奏。中国五大古都之说始于1902年梁启超提出的"五大都",1931年有"中国五大名都"的提法,最晚到1935年出现"五大古都"的用语。中国六大古都之说始于1927年张其昀提出的"历史上之六大都会",最迟在1936年出现了"六大古都"的表述。中国四大古都之说始于1932年出现的"四都"之说,其后出现过"四个著名的古都"、"历史上的四大都城"的说法。大古都的表述用语初期呈现多样化态势,20世纪30年代后逐渐趋同于"大古都"一语。     

晚清皇室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事业的起步

作为近代物质文明成果的铁路从1860年代开始以技术形态输入中国,是否建设铁路成为清政府朝野讨论的议题。从1860年代到1880年代,英、德、美、法等国先后有过针对晚清皇室的铁路"实验"活动或设想,使晚清皇室的重要成员对铁路的态度有所松动。在1880年代时断时续地出现了6次铁路"试办"活动,第六次"试办"活动进行时还伴随着皇室游玩铁路的兴建。唐胥铁路的建成及其延展和津沽铁路的完工,是6次"试办"活动的成果。当铁路准备进一步向通州延展时引发津通铁路争论,经过争论,清政府定计兴办芦汉铁路,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事业得以起步。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皇室成员如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庆郡王奕劻和慈禧西太后等人对铁路态度的根本性改变是晚清政府铁路问题决策的前提。铁路建设事业起步的过程反映着某种历史规定性。     

现代大铜章工艺琐谈

中国现代大铜章是由古代的压胜钱(花钱)演变而来。现代大铜章因其题材自由度广、设计艺术性高、雕刻表现力强、加工工艺新、发行数量少、既能珍藏又能把玩等优点而深受钱币爱好者青睐。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大铜章收藏热正方兴未艾,有些大铜章在市场上已被炒到了天价。为什么现代大铜章有如此大的魁力呢?中国钱币博物馆戴志强馆长曾说过:纪念章和货币在文化上有很多共同的地方。特别是由造币厂设计生产的纪念章,与货币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设计师、共同的雕刻家,甚至是一样的操作技术,大致相仿的工艺流程,所以造币厂设计生产的…     

以革命的名义：＂大红袍＂改名＂大红梅＂

产于福建武夷山的大红袍,为中国乌龙茶之极品,曾一度被炒到万元一两的天价。而就是这样的名茶,在风云激荡的“文化大革命”中,也险遭灭顶之灾。     

晚清新政与张之洞研究的新进展--读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社会化史的研究大为兴盛,而从前热门的政治史则颇有冷落之感。在有数的几个还比较受学术界关注的政治史课题里面,晚清最后10年的新政应该算是较重要的一个。笔也是晚清新政的研究和热心关注之一。因此,李甫一出版,笔便仔细拜读,并写就以下的评论,以就教于作李细珠先生及学术界同仁。     

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的历史书写

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史有着浓厚兴趣,就纪年方面,他们把古埃及年代与先秦纪年接榫,在书写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如林则徐在书写埃及史时故意不用武则天纪年。就物质层面,晚清士人对古埃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特别关注。就典籍层面,晚清士人被掌握话语霸权的西方人误导,误以为承载古埃及文明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被阿拉伯人焚烧,从而对阿拉伯人口诛笔伐。就文明层面,晚清士人在埃及文明哺育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础上,将拉克伯里"中国人种西来说"进行改造,构建出埃及文明源于中国的说法,这样的西学中源循环说为晚清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提供理论依据,唐才常、王树楠等人认为西方文明实际上最早发端于中国,我们只是"礼失求诸野"而已。     

茶馆、戏园与通俗教育——晚清民国时期成都的娱乐与休闲政治

晚清民国时期的茶馆戏园,作为公共空间为大众提供娱乐,从中除了可以了解人们在茶馆戏园的日常生活外,还可以看到改良精英和地方政府竭力改革戏曲作为控制大众娱乐的一部分,把他们的政治灌输在表演的节目之中,把他们所认为的"新的"、"进步的"情节加入到传统戏曲中,以"教育"民众.精英和国家对茶馆戏园的改良和控制揭示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与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之间的斗争.在国家权力及其文化霸权之下,大众娱乐不可避免地被改变了.但国家要达到控制的目的远非轻而易举,从晚清改革到国民政府的崩溃,成都地方文化和习惯堡垒顽固地坚守着它们的防线,充分显示了近代中国文化变化与持续性同时并存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     

曾国藩的“矛盾心态”浅析

曾国藩是晚清一个颇具争议的悲剧性人物,阶级与时代的影响、传统与近代的争夺,造成了曾国藩的历史双层性格。他既是传道求仁的"理学家",又是杀人如麻的"剃头匠";他有保国保皇的政治忠诚,但迫于局势又不得不师夷西方;"自强御辱"的理想可以激励他成就内政方面的伟业,但天津教案中"力保和局"的现实却不能帮助他逃脱民族纠纷的大劫。曾国藩的矛盾思想和心态是那个政治与民族文化心理都很滞后的时代的产物。他的悲剧,是晚清士大夫阶层中有识之士的群体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

在新时期,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只有在西周时期才有封建制。从秦到晚清的社会不应被称为“封建社会”。在这一阶段,社会状况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并不相同,也与斯大林所概括的以经济为特征的封建社会有较大的距离。他们批评滥用“封建”的现象,并力图用新的概念来代替“封建社会”,用新的理论体系描述从秦到晚清的历史。一些学者还注意到,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可以预料,关于封建社会的认识必将有重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