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使王玄策

唐使王玄策卢滨玲唐朝使臣王玄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使者,他曾经在１８年中３次成功地出使印度和尼泊尔等国,与大唐高僧玄奘一样在中印之间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史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王玄策是河南洛阳人,曾任融州黄水县令。他在第二次出使印度回国后...     

西洋传教士与朝鲜赴京使行交往考论

赴京使行是朝鲜李朝派往明、清两朝的外交使节。他们在使行过程中,不少曾与当时在华西洋传教士发生过交往。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西洋传教士与朝鲜赴京使行交往之动机、时间以及地点进行了详细考证,指出通过这种交往不仅促成了天主教在朝鲜的传教、将西学输入朝鲜,而且加深了双方对彼此的了解,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外交廉吏归崇敬

在自信、包容、大气磅礴的唐代对外交往史上,曾涌现出无数有作为的外交使臣。他们有的“宣国风于殊俗,谕大化于异域”(《大唐西域记赞》),传播唐明,充当了化传播的使;有的穿梭于周边或两国之间,调停纷争,斡旋关系,充当着“和平”的使。本所论及的便是一位在唐代中国与新罗友好交往     

英属印度对中国西南边疆政策综述

英属印度对中国西南边疆政策综述吕昭义中印关系源远流长,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中印两国人民在世界历史上创造了堪称典范的和睦共处、友好往来的传统关系。但是,在英国入主印度后,英属印度与中国的交往背离传统友谊的主航道,双方兵戎相见,不仅使当时中印两国...     

北宋西夏间贡赐交往中的开封与兴庆（银川）

北宋对外交往活动中,与西夏王朝维持着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双方官方的贡赐交往,在宋都开封与夏都兴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两个城市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使夏化得以长足发展,同时也使宋化广为传播。开封、兴庆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而开封对兴庆的影响则是主要的。     

试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英国对印度近200年的殖民统治,使印度人民陷入了深沉殖民奴役的苦难之中。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侵略和统治,带给印度人民的是灾难,但同时也造就了印度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伴随着苦难,同时也使印度的传统的自然经济受到重大冲击,市场经济得到了发育,形成了民族市场经济的雏形;传统的王公统治和地方割据状态被彻底打破,代之以议会民主制度和联邦制的统一;英语得到了普及并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打通了与欧美民族交往的渠道。当印度争取独立的斗争取得胜利后,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和英语普及就转化为积极因素,成为印度现代化发展的动力。     

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

甘肃镇是明朝西北边地的重镇,在明朝国防体系和对外交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此,明廷对甘肃镇的边境保障休系极为关注,并不断地从组织管理体系、内部防御体系和外部拱卫体系等方面予以完善,集中反映了明王朝制订西北边疆政策时的务实和创新思想。甘肃镇所具有的多重防御体系,为明王朝的舅防安全和对外经济、文化的正常交往作出了重大贡献。     

论新式交往工具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之嬗变——以近代西江水系轮船运输发展为视角

西江是广西对外物资流通的主要渠道。近代新式交往工具——轮船通行西江,为西江内河航运从传统的运输方式向新式航运转变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新式航运的发展缩短了民族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促进了人员的流动、扩大对外交往的范围,使腹地与外界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推动了腹地社会经济生活习俗、思想观念向纵深发展。     

日本遣隋使来华次数探究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多次遣使来华,本文根据史料文献记载分析在中国隋朝时期日本遣隋使来华的年代及次数,突出其在两国交往中的特殊历史地位。     

日本遣隋使来华次数探究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多次遣使来华,本文根据史料文献记载分析在中国隋朝时期日本遣隋使来华的年代及次数,突出其在两国交往中的特殊历史地位。     

清代鄂温克族对外交换的发展及其影响

清代鄂温克族社会的对外交换是伴随着对外联系与交往的不断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主要表现为贡市贸易的繁荣、与汉族商号贸易的兴旺、集市贸易的形成、与周邻民族交换的经常化,以及因之引起的价值尺度变化。对外交换的经常化,使鄂温克族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从而推动和促进了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并使社会成员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     

马戛尔尼使华与传教士和传教问题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18世纪中英关系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中英通使的开端。对这一历史事件,人们已做过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不少成绩。但仍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深入考察。比如,这次使团来华究竟是否提出过传教要求?它是怎样接受和完成东印度公司交给的关于传教士方面的任务的?在这次使华过程中传教士所起的作用如何等等,就是如此。概括起来说,也就是英使访华与传教士和传教问题的关系。本文拟就此问题做一粗略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清初琉球国王舅马宗毅使华及其意义

<正>马宗毅使团是清朝建立后琉球国派遣来华的第一个高级别的使团,担负琉球国与清朝建立交往关系的使命,意义非凡,十分重要。本文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汉文档案及日本冲绳县立图书馆史料编辑室编辑出版的《历代宝案》等史料,仅就琉球国王舅马宗毅使华的背景、经过及其意义进行论述,敬请各位专家和学者赐教。     

唐五代归义军政权对外关系中的使头一职

唐五代归义军政权对外关系中的使头一职郑炳林，冯培红使头是唐五代归义军政权对外关系中出现的一个有特定含义的官职，其地位相当于使团首领，负责管理使团内部事物和处理对外关系。归义军建节沙州，遥隔中原，加上唐后期的衰弱不振和五代中原的动荡争战，中央朝廷不能给...     

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之路

正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和国家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特别是在对外交往、对外合作的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从1950年接收第一批东欧国家留学生,到现在遍布全球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三百多所孔子学院的建立,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已经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历程。     

郑和——和平促进国际文明交流的文化使者

中国文化是长期存在没有中断的一种东方文化。在中国强盛的时代,声教文物。远播四方。使四邻国家人们的生活,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历史上我国的对外交往。源远流长。主要有陆路与海路两条路线。其中又分为南北两道。由张骞开端而逐渐形成的陆上“丝绸之路”。在沟通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海路方面。我国人民很早就同亚非人民经由海上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早在西汉时期,中国的使者就乘船到达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用丝织换取珍珠、琉璃和其他一些奇石异物。     

印度加尔各答华人的生存困境及其原因探析--心理文化学的视角

论文从印度加尔各答华人社区的衰落与生存困境、印度文明传统环境下华人的生存适应与社会融入障碍、中国文化传统影响下印度华人心理文化调适的局限等方面,探讨了华人在印度社会中的心理调适过程及其心理社会均衡的实现情况。华人在印度社会遇到的是种姓制度、宗教认同和单惠型为主的交换模式,与华人的家族及宗族认同、信用借贷型为主的交往模式产生了较大冲突。这种冲突使华人与印度社会形成隔绝,并难以实现社会地位、安全、情感等方面的满足。印度华人根据生存环境调整生存策略,以符合华人基本人际状态的方式,实现心理与社会的内外交互平衡,却又加剧了其封闭性、保守性,使其未能成功利用印度社会的制度和文化谋求自我发展、实现自我革新,因而诉诸外部世界,通过再移民来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新的发展机会。这是造成印度华人社会持续衰落的内在根源。     

1816年英使觐见嘉庆帝纪事

《1816年英使觐见嘉庆纪事》作者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汉学家,被誉为英国汉学研究的创始人,是英国著名外交家乔治·伦纳德·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准男爵(Baronet)之子。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政府派出以马戛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为特使的使团访华,伦纳德·斯当东任使团副使。时年十一岁的托马斯.斯当东作为马戛尔尼的见习侍童随团来华。在来华途中,他随同两位中国籍传教士学习汉语。1793年9月14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斯当东随同马戛尔尼及其父老斯当东一道觐见乾隆帝。由于小斯当东是英国使团中唯一会讲汉语的英国人,又是一个儿童,因此,深受乾隆帝的喜爱。1800年,斯当东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聘为书记员,再次来到中国。1815年,他被选为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管理机构———特选委员会(Selected Committee)主席,全面负责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事宜。1816年,英国政府任命阿美士德为正使访华,斯当东被任命为副使...     

近代广府文人海外竹枝词的文化体认

正晚清以降,随着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文人士大夫或因公或因私走出国门,旅居海外。广府地区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近代不少广府籍人士亦纷纷出游异邦,如康有为所言的,"将尽大地万国之山川、国土、政教、艺俗、文物,而尽揽掬之,采别之,掇吸之"。[1]他们在游历中撰写了大量旅行文学,中以游记为最,是研究近代对外交往的重要文献。同时,作为惯于"以诗言志"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旅居海外亦不忘诗赋创作,竹枝词是其常用的诗歌体裁。竹枝     

郑和“七下西洋”的基地──南京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历史文化名城,对外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东吴时期（公元222－280年）,朝廷曾派康泰、朱应出使海南诸国和南洋群岛,先后出访了100多个国家。南朝时期对外交往大为增加。与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今印度）、波斯（今伊郎）都有密切往来。明代著名的航海家郑和与南京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七下西洋”的基地就在南京。郑和出使西洋乘坐的“宝船”,绝大部分是南京龙江船厂制造的。史载郑和最后一次从南出发下西洋的时间是在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1月19日）。为了纪念郑和航海平安回国,明王室在南京建成了“静海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