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与创生：西欧文明的三个来源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不仅呈现在当代,同样呈现在过去的历史长河里,因此探究历史上不同文明的特殊性非常重要。西欧文明始于公元5世纪,初步成型于11—15世纪,源于古代日耳曼传统、古典希腊罗马文明和基督教不同质的文化。日耳曼人的马尔克村社制度是欧洲文明的胚胎;古典文明,尤其罗马法促使中世纪个人权利概念逐渐形成并进入公法领域,成为法治社会的广泛基础;基督教的政治哲学及政治斗争结束了神圣王权时代,有助于建构起上层政治框架。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三要素熔为一炉。逐渐生成西欧文明的雏形。很明显,西欧文明是次生的、混合的文明,其创生过程也是不同文明的融合和嬗变过程;16世纪后衍生为资本主义文明,后者表现了不凡的创造力,冲击了整个人类社会,同时也显现了与生俱来的局限性。     

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基督教史观

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基督教史观指洪秀全、洪仁Gan,李秀成等人关于上帝教与基督教史的一些观点,涉及中国人拜上帝的历史,创世纪与人类始祖,洪透全的宗教使命等。他们认为中国人拜上帝是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他们倾向于认为,中国传说中的“盘古”就是上帝始造之亚当,中国人来自西方,于“代羲前一二代间”“由川陕入中土”; 透全就是《圣经》中的麦基洗德,洪透全不同于耶稣的宗教使命是扫除偶像,建立地上天国,这些观点显然与正统基督教史观不相符合,究其原因,或出于对基督教史的无知和猜测,或出于对基督教史的误解,或出于对基督教史的“修正”,从主观上说,其出发点只有一个,就是使上帝教与基督教史的阐述和解释适合于他们所领导的太平天国宗教与政治运动的需要。     

近代中国教会学校国文改良述论

语言文字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见证五千年文明史的汉字就是如此,她代表着特殊的中华文化。特殊的历史与办学背景使得中国的基督教学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轻视了中国语言文字的教育,削弱了学生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代,必然会遭到国人的批判。有鉴于此,针对基督教学校的国文教学问题,中国基督教协会以及基督教教育界等各方都在自己的特定领域内关注着它,并提出了种种国文改良方案的。     

工楷写耶稣——赵紫宸本色教会观探析

赵紫宸一生致力于建构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相结合的中国基督教会,提出了宝贵的中国教会本色化问题和本色神学思想。赵紫宸的本色教会观,是他本色神学思想的重要构成。因此,我们对赵紫宸本色教会的代表思想进行探析,对建设中国基督教神学和教会文化生活方面都大有裨益。     

彼得·布朗对基督教化问题的新认识

基督教在晚期罗马帝国的兴起,自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问世以来就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爱尔兰裔美国史家彼得·布朗系统地提出解释罗马帝国和古典文明命运的"晚期古代"理论。在晚期古代视角下,布朗通过文本证据与考古证据相结合,并借助后现代的"解释学的怀疑",以及"表象"理论,解构关于基督教化的传统叙事,并提出关于基督教化问题的新观点。他认为,基督教化是缓慢的不彻底的进程;是关于宇宙的集体表象的改变;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布朗的基督教化理论,更关注从多神教到基督教一神教转变过程的复杂性,注重两者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在对过程的把握中探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历史的连续与断裂。     

美国历史上反犹主义的宗教文化根源

反犹主义在欧洲基督教世界是一种普遍性的反对犹太人及犹太教的历史现象。反犹主义运动也一直伴随着犹太人的美国移民史。美国作为一个以基督教为主导的国家,它所秉承的基督教文化传统无疑对其国内反犹主义运动起了首要的推动作用,为反犹主义的孳生和高涨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探讨这一问题,对于认识和把握多元民族国家中的文化）中突与整合,对于加强族群间的和解与合作、消除种族主义和偏狭的宗教情结,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契合与背离《女铎》与新文化运动

《女铎》(1912-1951)是近代中国一份重要的基督教妇女刊物,在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一份以知识女性为阅读主体的基督教刊物,《女铎》在其发行的近四十余年中,并不把向妇女宣教作为其唯一旨趣,而是顺应历史潮流,对近代中国各个时期的热点问题积极探讨。新文化运动中,《女铎》响应在华基督教会的号召,大力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刊物内容与运动主旨尽量契合,与新文化运动形成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女铎》又相对独立,对新文化运动并不盲从,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轨道。     

洪秀全的上帝观

基督教是世界第一大宗教,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信徒遍布世界各地。提到基督教,人们就会立即联想起上帝。在19世纪四十年代,一个中国南方的书生也创立一个信奉上帝的宗教,这个书生就是洪秀全,他创立的宗教是上帝教。洪秀全有着怎样的上帝观,与西方正统基督教里的上帝观有什么区别,洪秀全的上帝观对他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又有哪些影响?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洪秀全的上帝世界。     

基督教与佛教在华关系的发展变化

同为外来化的载体,佛教与基督教相随而入,因其教义之不同和融入中华传统化的先后、程度之差异而渐起矛盾冲突;最后在多元并存的中华化体系中各守其传。     

基督教在近代湖南的慈善活动浅析

基督教与近代湖南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活动范围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本文主要分析基督教在近代湖南所从事的慈善活动。通过对慈善动机和慈善活动的分析,揭示基督教慈善"伪善"的面目。     

基督教在控湖南的慈善活动浅析

基督教与近代湖南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活动范围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本文主要分析基督教在近代湖南所从事的慈善活动。通过对慈善动机和慈善活动的分析,揭示基督教慈善“伪善”的面目。     

试论公元1-7世纪埃及基督教的特性

公元1世纪至7世纪,埃及文化领域中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埃及基督教建立在独特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并广泛吸收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形成了一些迥异于其他地区的特征,即创造性、相对独立性、虔诚性以及区域性教权至上等特点。埃及成了基督教早期神学体系的诞生之地,还是基督教修道制度的滥觞之所。可见,埃及在早期基督教发展史上曾经起过巨大的作用,一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基督教自身因素看晚清基督教在华传播受阻原因

自中国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基督教似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在中国传播的绝佳机会。然而后来的历史却证明,基督教不仅未能在晚清中国广泛传播,反而是无法被中国主流社会群众所接受,教案层出不穷,甚至还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枪炮开道且已获得了合法传教权利的西方基督教会势力为何未能成功地使中国基督教化?本文试着从基督教自身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以求给予读者关于此问题的新的启发。     

论早期拜占庭的宗教争论问题

早期拜占庭基督教会的教义争论涉及三个基本派别(阿里乌派、聂斯脱利派和一性派)、两次大的起伏。这一争论,反映了在拜占庭统治下的不同地区人民维护其固有化传统、反对帝国政府暴政的意向;反映了基督教会上层统治集团(各大教区教宗)在基督教取得罗马-拜占庭国教地位之后,欲建立统一教会并争夺教会控制权的政治斗争。早期基督教会的教义争论和皇权的参与,确立了拜占庭政教关系的基本模式。促进了东方教会中神学思辩传统的发展,加速了东西方教会的分离,同时也使近东地区成为基督教异端产生的温床。     

"基督教国家"的理念和现实基础

基督教在由“出世”倾向朝“入世”倾向转变的过程中,提出了神权统治的思想体系。利用中世纪初期西欧政治秩序的混乱,基督教会凭借其经济、文化和社会势能,实现了其政治理念,把中世纪的欧洲锻造成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即所谓的“基督教国家”。这个进程充分反映了宗教意识形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影响。     

英语语言学习与西方文化影响

语言与文化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文化对语言学习的影响重大,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应注意对文化渊源的了解。语言和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对语言学习而言,文化意识至关重要。古希腊神话和基督教思想是西方文明的源头,深刻影响着西方文明的发展。作为语言艺术的西方文学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所以,了解西方文化,广泛涉猎英美文学作品,对英语学习者是十分必要的。     

再造罗马:晚期罗马多神教知识精英的历史叙述

作为公元4—5世纪罗马帝国的多神教知识精英,朱利安、里巴尼乌斯、阿米安、攸纳皮乌斯、克劳迪安、奥林匹奥多鲁斯等六位作家在表达各自历史观念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高度相似的叙述模式。他们以罗马城为帝国的文化象征,赞美罗马往昔的文治武功,谴责当前的道德没落,坚信某位杰出的精英人物能够带领罗马再造辉煌。这种再造罗马的模式继承了帝国早期的意识形态传统,并在基督教势力相对忽视世俗历史的背景下得以生存。这些多神教知识精英的历史撰述为后世留下了重要遗产,它们反映了古典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并与同时代的基督教文化产生了互动,对中世纪基督教政治理论和历史观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战前新加坡华人基督教教育探析

论文以二战前新加坡华人基督教教育为研究对象,初步考证了新加坡华人教会创办学校的历史,分析了影响新加坡华人基督教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新加坡华人教会办学宗旨的转变以及这一转变所产生的效果。认为二战以前的华人基督教教育对教会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新加坡华人社会在各个时期所呈现的不同特点,也成为影响教会教育,乃至基督教传播的关键因素。正是基于华人社会的变迁,1885年前后卫理公会调整了教会学校的办学宗旨,从而使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城市宗教景观的空间布局及演化——以1842年以来的广州基督教教堂为例

景观研究一直为国外文化地理学界所重视。作为宗教景观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教堂历来也是宗教地理研究的重点。教堂在城市中的时空演化可以直接反映城市宗教景观的形成与扩散机制。对广州基督教教堂历史时期空间布局的研究表明:从1842年开始,广州基督教教堂从十三行和南关一带逐渐向外拓展;建国前,原老城区、汉民路(今北京路)和河南(珠江南岸)北部已成为教堂集中区;在1960年代的教堂大联合之后,广州教堂的分布表现出收缩之势。教堂的空间布局主要受内在交通区位和人口因素的影响,同时,政治因素、城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空间形态、宗教景观的空间集聚和竞争、城区环境等外部条件也对其有一定制约或促进作用。而当今的社会信息化与文化全球化,也对城市基督教教堂的空间格局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浅析圣像破坏运动的宗教根源

圣像破坏运动是公元八九世纪在拜占庭帝国所发生的禁止使用和崇拜圣像的运动。这场在宗教领域所发生的运动,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有的学者把当时的历史称为"圣像破坏时代"[1]。在圣像破坏运动酝酿的过程中,政权与教权之间的斗争以及教会所拥有的强大的经济实力对世俗政权所造成的威胁对这次运动的爆发产生了直接的、重大的影响,但绝非决定性的。宗教矛盾,尤其是基督教与犹太教以及基督教内部的纷争与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圣像破坏运动的发生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使圣像破坏运动的发生成了一件必然的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