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南海I号”出水“鎏金”环的再认识

2007年,在"南海I号"整体打捞作业期间,自海底泥沙中打捞出了一对金环,由于金环表面部分区域被金属锈渍沾染并有泥沙等凝结物附着,经过简单辨认被定名为"铜鎏金虬龙环"。2014年,文物修复人员对金环表面的凝结物进行清理,在清洗处理时发现表面的"鎏金"层与基底的铜底结合十分紧密,"鎏金"层也十分致密完整,没有任何剥离锈蚀的迹象,且金层表面较粗糙。结合鎏金工艺特点和宋代远洋贸易的发展水平,可以判定该对金环应为实金打造而成。     

新疆哈密巴里坤西沟遗址1号墓出土部分金银器的科学分析

正2012年8~9月,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会同哈密地区文物局、巴里坤县文物局,对新疆巴里坤西沟遗址1号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1],墓葬出土的130余件金银器多为人身佩戴和衣物上缝缀的动物纹金饰片、金环、银环、喇叭形金坠饰。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对这批金器的部分标本进行了分析检测。一标本情况本报告分析检测的金银器共19件,其中金器18件(含2件包金铁器)、银器1     

清代学海堂课卷中的岭南风情画

清代岭南学者仪克中的《剑光楼词》中有一阕《买陂塘》,作者的题记为"吴兰雪舍人[1]为罗浮、荔枝来粤,喜赋"。仪克中的朋友吴兰雪由岭外至粤,为罗浮和荔枝而来。这段题记固然是朋友之间的玩笑话,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罗浮与荔枝,是岭外人士对岭南印象深刻且甚感兴趣的一山一物。独特的地理环境、社会状况和风俗习惯,使岭南这片热土一     

金“草莓花果纹镜”小考

1983年,吉林榆树大坡古城曾出土一面金代花果纹镜;辽宁省博物馆也收藏有纹饰相同的一面经考证,该铜镜上的果实纹样为荔枝,花卉最可能为牡丹,建议命名为"荔枝牡丹纹镜",或用欧阳修文中典故名为"花果双绝镜"该铜镜象征了爵禄、富贵、和合,寓意吉祥。其中辽博所藏的一面边缘有"西京官"刻款,应为金代的文化中心西京铸造,体现了中原汉文化对金的影响。     

荔枝文化与杨贵妃考

又是荔枝飘香时节,校内幼儿园门旁有十余株荔枝树,结果累累,引得大人停步,孩子流涎,我也引起乡思。我家乡也盛产荔枝,私人的荔枝林在路边一片接一片,林主这时特别慷慨,允许过路人入林免费饱餐,只不准带走。因盛产荔枝,故如今县办诗刊,也取名《荔乡吟》,日前又收到赠我的一册。     

鋄金工艺制作初探

鋄金工艺是中国传统的金工技艺,主要是用金银镶嵌于铁器、兵器表面,装饰效果华丽精美,是皇室的地位和权力象征。鋄金工艺传入日本,名为布目象嵌,使用的材料和器型更为广泛。本文以故宫博物院藏铜镶铁鋄金五宝锉的修复保护为基础,深入研究中国传统鋄金工艺和日本布目象嵌工艺,探讨两者工艺制作上的差别。     

青铜器表面几种常见的特种装饰工艺

<正>传统的青铜器装饰工艺主要采用直接范铸而成,即通过在范上进行雕刻,而在器物表面形成浅浮雕的纹饰,这种装饰风格往往突出青铜器的雄浑质朴,也恰符合其主要承担的礼器作用。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青铜表面装饰工艺出现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随着铁器的大量使用,为青铜器装饰提供了新的工具,青铜器表面装饰也逐渐追求线条与色彩,继而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种装饰工艺。一、包金银、贴金银利用金、银质地柔软、延展性好的特点,将其锤揲成金片、金箔,包裹或贴附于器表作为装饰,称为包金和贴     

宝鸡出土一批春秋晚期珍贵文物

1990年5月,陕西省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在市郊益门村一座春秋时代晚期的小型墓葬中,发掘出200余件精美绝伦的金器、玉器、铜器和铁器:其中金器的种类有镶嵌宝石的金柄铁剑、金首铁刀、金泡、金带钩、金环、金络饰等100余件;玉器的种类有玉璧、玉佩、玉璜、玉环、玉带钩等80余件;另外,还有铜环、铜     

成都荔枝与十二世纪的寒冷气候

<正> 论说成都荔枝之始,人皆首推唐代张籍的《成都曲》:“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然而陆游却以张籍未尝至成都游诋其失实(《老学庵笔记》卷五)。其实在张籍之前,约当肃,代之时,卢纶在《送从舅成都县丞广归蜀》一诗中也说过:“晚程椒瘴热,野饭荔枝阴。”看来中唐时在长安士人之中,成都有荔枝确实已属常识。不过南宋时成都确实已     

宋元金银首饰的样式与工艺（中）

四、簪之二:满池娇荷叶簪前曾举出武汉黄陂周家田元墓出土韩娘子的一对金螭虎钗,除此之外,又有金瓜头簪一支,金二龙戏珠梳背一,又一支玉荷叶簪①(图1:1)。簪首的荷叶绿玉制,一对以金片两相扣合的鸳鸯用细金丝穿系     

丝绸之路上的类钱币式金片新考

带有拜占庭货币或丝绸之路沿线其它货币形制特征的金片,是研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材料。金片的发现呈现出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对金片图案类型、风格的考察,能够揭示拜占庭帝国早期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表现及其在东方的影响力变迁,展现吐鲁番或中亚地区的社会生活及中古丝绸之路沿途货币的多样性,为东西方文化传播、融合的研究提供重要证据。     

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棕红版壹圆券

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棕红版壹圆券(图1),票幅158×88mm,棕红、黑双色套印,正面主图案为苏联克里姆林宫图景,上方印有“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两边为棕红色柱石和“壹圆”字样,下框有“凭票兑现”字样.四角为空心五角星图案,五角星中间为“壹”字样.右框边沿竖书“商城红日社印”,左框边沿竖书“一九三一年·五·三十”字样...     

2018年尼勒克县玉什阔灭依村M1发掘报告

玉什阔灭依村M1位于尼勒克县胡吉尔台乡玉什阔灭依村中部一户村民的院落中,由于村民常年取土肥田,对墓葬造成了较大破坏。经发掘,墓葬封堆为土、石混合结构,封堆下有大型木构建筑,清理出柱洞28个,建筑已被烧毁。墓室被破坏,从残存部分判断应为斜坡墓道洞室墓,出土有金、银箔片和漆器残片。金、银箔片应为流行于魏晋至隋唐时期“步摇”的组成部分“摇叶”,具有典型的年代特征。     

“错金银”质疑

在我国文物宝库中,有一种用金银装饰在铜器表面的工艺,利用金银和青铜的不同光泽映衬出色彩辉煌的图案与铭文,现通称“金银错”或“错金银”。据资料所见,此种工艺的出现约始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但此种“金错”制作工艺并不见于文献记载。一般认为其工艺程序如下：即铸造器物时先在青铜器表面预铸出浅凹的纹饰或字形(精细的纹饰是先铸器物再在器表面錾刻呈“△”形的槽),底面需制成凹凸不平状,然后在呈梯形的槽内嵌入金丝或金片,最后用厝石磨锉平滑。     

对“南海Ⅰ号”出水“鎏金”环的再认识

2007年,在“南海1号”整体打捞作业期间,从海底泥沙中打捞出了一对金属环。因表面部分区域被金属锈渍并有泥沙等结物附着,经过简单辩认定名“铜鎏金虬龙环”。2014年,清理金属环表面的凝结物,发现表面“鎏金”层与基底的铜底结合紧密,“鎏金”层致密完整,没有任何剥离锈蚀的迹象,且金层表面较粗糙。结台鎏金工艺特点和宋代运洋贸易的发展水平,可以判定该对金属环应为实金打造。     

迁西东寨发现窖藏钱币

<正> 1990年7月,迁西县罗屯乡东寨村一村民在其家后院挖井时,於距地表1.5米深处发现一只素面泥质灰陶罐。罐口用两片青色大瓦覆盖,罐内装有古代钱币,有些钱币已锈成串串,估计当时可能是成串放置。这批古代钱币重54.5公斤,计11294枚,年代最早的为汉五铢钱,最晚的是金大定通宝钱,大多数为北宋钱币。现按铸造时间顺序分类整理,简报如下: 汉:五铢:1枚,五字交叉两划屈曲,铢字的朱旁为圆折头,是为东汉钱币(图一:1)。     

一批楚墓包金金属饰片金箔成分及制作工艺的科学研究

出土于湖北当阳赵巷M12和曹家岗M5春秋晚期楚墓的金属饰片部分外包有带纹饰的金箔,该批饰片数量较大,类型丰富,材质多样,制作精良,在楚墓所出类似文物中规格较高。为对金箔的元素含量、厚度、颜色、光泽度、纹饰和制作工艺等方面展开系统的研究,本研究采用扫描电镜、X射线荧光分析显微镜、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三维视频显微镜、色差仪、光泽度仪以及气质联用色谱等分析手段对194片金箔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表明,这批楚墓金箔为金银合金,Au含量为82%～95%,Ag为5%～18%,厚度7～35μm,与先秦时期其他墓葬出土的金箔、金片相比,其厚度最薄,金含量相对较高,金箔表面更光亮,打磨抛光较为明显,纹饰种类更为丰富,纹饰刻划更加细腻、繁缛。显然,其制作工艺达到较高的水准。同时,对该批金箔的冶炼技术和制作工艺过程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可为了解中国传统金箔和纹饰制作工艺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古代彩塑壁画拨金工艺再认识——基于山西大同新发现清代拨金壁画的分析

近期山西大同新发现几处清代寺观拨金壁画,结合拨金工艺在古代寺观彩塑表面的发现情况和山西省非遗项目拨金漆画的工艺流传,对拨金工艺的技法、渊源进行梳理。研究发现,拨金工艺不仅仅用于古代彩塑,还用于古代壁画的装饰。拨金工艺的特点主要是“布金于地,髹彩其上,以锥画之”,受漆器装饰锥金工艺的影响、糅合其他髹饰工艺而产生,宋代以来用于古代彩塑壁画的表面装饰。     

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织机复原研究

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四台多综织机模型,提供了古代多综织机的实物证据。它们都采用一样的移动齿梁选综机构,提综机机构却有不同,一台织机用一个旋转踏板提升滑框,滑框再提升多片纹综。另外三台方法相同,用一个旋转踏板提升连杆,连杆再提升多片纹综。通过出土文物的实物对照,分析选综机构和提综机构的机械原理,比较两种提综机构的性能优劣,从而推断滑框式织机可以织造经向纹样循环大的经锦,但操作较费力;曲柄连杆式织机织造的经锦纹样循环虽小,但操作省力。分析过程同时也展示了古人杰出的智慧和创造力。     

中国古代荔枝的地理分布及其贡地变迁

中国有三大荔枝分布区:岭南、四川和福建。荔枝原产于岭南地区,从汉代起便成为南方地区特色果贡之一,直至清末。笔者在全面考查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三大荔枝分布区的形成,着重研究了荔枝种植及进贡的历史地理变迁。栽培荔枝约于汉初传入四川、隋以前传入福建;进贡则呈现出隋唐以前贡在岭南、唐宋贡在四川、元明清贡在福建的现象。通过分析得知导致荔枝种植区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和人为原因(正反两种作用),荔枝贡地选择则随着政治形势的动态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