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相似·差异——中国民俗学会三十周年纪念

为学科合法性证明与辩护似乎是民俗学从学科伊始就萦绕学者心头甚至至今挥之不去的魔障,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学者始终在探求不同的答案.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民俗学的创始是整个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一部分,其民与俗的界定与辨析为现代性构建中的"传统"提供了群体和文化的可感性事实.民俗被构建为现代性的他者,民俗学作为学科的地位始终岌岌可危也是理所当然.如果说一百多年的民俗学研究史中有些不断变奏显现的主题,那么对人类文化相似性与变异性的关注是其中之一.     

人性自由实践的互为启蒙及其中国语境CSSCI

中国当代理论民俗学在高丙中、吕微、户晓辉、刘晓春等学者的努力下,民俗学作为现代学科的现代性特征日益明晰,并向人的自由发展的维度推进.与"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民俗学研究相比,当时还主要侧重在民间文学及文化民主性层面,而二十一世纪的民俗学则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相结合,极大地拓展了学科发展空间,也丰富了我们对民俗学的学科想象. 中国民俗学自产生之初就与民主理念息息相关.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民众很难清晰地表达自己,他们总是被别人表达.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双重语境下产生的中国民俗学,其潜在的现代学科理念就是强调民主理念在文化场域的实践,或者说民俗学致力于文化场域中对精英文化霸权的反抗,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启蒙以及与民众的互动过程.     

人性自由实践的互为启蒙及其中国语境

中国当代理论民俗学在高丙中、吕微、户晓辉、刘晓春等学者的努力下,民俗学作为现代学科的现代性特征日益明晰,并向人的自由发展的维度推进.与"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民俗学研究相比,当时还主要侧重在民间文学及文化民主性层面,而二十一世纪的民俗学则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相结合,极大地拓展了学科发展空间,也丰富了我们对民俗学的学科想象. 中国民俗学自产生之初就与民主理念息息相关.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民众很难清晰地表达自己,他们总是被别人表达.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双重语境下产生的中国民俗学,其潜在的现代学科理念就是强调民主理念在文化场域的实践,或者说民俗学致力于文化场域中对精英文化霸权的反抗,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启蒙以及与民众的互动过程.     

在“民间”看见“公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实践民俗学进路

一、引言:"实践民俗学"与学科历史性 尽管中国关于"民俗"的自觉从周代《诗经》成书时期就已初见端倪,然而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却是不折不扣的一门新兴学科.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恢复的"新时期中国民俗学"②在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曲折迅猛的发展势头.有学者评价说"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的发展过程与所处的国家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秩序变革的过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那么,中国民俗学就是突出体现这种关联的学科."③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剧变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民俗学在学科恢复之初就遭遇了最为复杂突兀的学科合法性危机与挑战.到本世纪初,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代表的民俗复兴背景下,中国民俗学又获得了充分参与民族国家与社会公共生活建构的机会,逐渐从社会科学的边缘向学术中心迈进.从危机到转机,从边缘到中心,作为一门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科学,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俗学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走出这样跌宕的发展轨迹.     

日本民俗学“在野之学”的新定义——菅丰“新在野之学”的倡导与实践

新在野之学(新公共民俗学)是日本当代民俗学者菅丰的代表性理论,是对日本民俗学草创期"在野之学"的回归和再构建。该理论旨在打破长期以来由日本学院派民俗学者主导的封闭的学术体系,消除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隔阂,寻求学院派民俗学者、公共民俗学者、各类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等多样化行为体的协同合作。它要求民俗学者重视介入式的日常实践,成为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在实践过程中努力获得文化表现的正当性,谨记民俗传承人的权威性;植根于地方,将文化客体化并给予当地人必要的支持;对自我和他者的实践与研究以自反性、适应性的方式加以把握;不以实践为目的,而以民众的幸福为己任。     

家乡民俗研究者的角色冲突

中国现代民俗学从学科初创之际一直到当代学术研究之中,对家乡民俗的观照成为贯穿始终的传统和特色,这与西方民俗学从异域文化到“回归本土”的发展轨迹形成鲜明的对照。相对于异域文化研究而言,家乡研究属于本土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其所具备的独特优势自不待言。然而,在家乡顺利地开展田野工作的表象之外,研究者承担的角色冲突与心理困惑并不少于异文化研究者。有学者直接指出,     

世界社会的民俗协商: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的新生命

民俗学是随着现代性的全球扩张而发展起来的一门高度国际性的关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学科,它在方法上采取集体主义,在理论上假设民族在民俗上的同质性。在现代性走向巅峰的时候,同质性人群和民俗传统的快速消逝带来民俗学的危机。面对危机,从日常生活来界定民俗的思潮兴起,却并不能解除危机。在人口流动、文化杂糅的世界社会,个人与小群体必须与他人协商安排日常生活的细节,这种世界社会的民俗协商正在成为广泛的事实。能够应对这种趋势的民俗学将会获得发展的生命力,这有赖于从业者带来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后传承时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

在民俗的"后传承时代",民俗呈现为传承、消费、意识形态等不同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共同体"等民俗学既有的规定性概念难以把握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民俗学提出了"日常生活"转向的学术追求;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不是以日常生活为对象,而是以日常生活作为目的和分类的方法,重新把握现代社会中的民俗现象,在流动的、意向性建构的"共同体"中探究民俗的意义;鲍辛格、岩本通弥等民俗学者通过发掘日常生活实践主体运用"过去的经验""历史化""故事化"地感知、表象生活世界,致力于寻求传统民俗学与现代日常生活的相通之处,为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径。结合理论铺垫与前人的研究实践,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以"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作为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民俗性,即实践主体在意向性生成的语境中运用"过去的经验"民俗化地感知、表象世界;民俗学需要从日常生活的表象中发现"民俗性",进而解释其社会文化意义。     

整理国故与中国现代民俗学

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起始于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1846年英国民俗学家威廉·汤姆斯在<雅典娜的圣殿>杂志上首先使用"民俗(Folk-lore)"一词,提出用"Folk-lore"作为研究下层民间文化的学科的名称,其研究的范围以庶民古俗和庶民文学为主,具体包括旧时风俗、庆典仪式、迷信、歌谣、谚语等,"民俗学研究传承下来的,主要是有一定演进及轨迹及地域分布的下层文化",①由此拉开民俗学研究的序幕.我国的民俗学研究,则肇始于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这一影响广泛的学术运动中.     

资料、阐释与实践——从学术史看当前中国民俗学的危机

在当今中国,民俗学的传统研究对象逐渐进人到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民俗学与人类学之间具有的天然亲缘性,导致民俗学一直以来具有“人类学倾向”,民俗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渐趋模糊。随着非遗保护运动的强势展开,大批的民俗学者参与其中,     

从走向民间的田野到走在民间的实地:意识形态范式的转换

作为一个学科的民俗学,其形成基础就是通过"田野"获得文本。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做田野"成为民俗学和相关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础。但是,中国民俗学是建立在所引介的西方概念之上的。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反思这些学术概念的历史背景,从意识形态范式转换角度,将其与学科的方法论范式转换共同审视,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为此,提出在观念上以"实地"取代"田野",以"走在民间"取代"走向民间",其目的是抛砖引玉,引起同仁的进一步反思。     

日常生活与作为视角的民俗

日常生活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民俗学界讨论最热门的关键词之一,但在学科内部对是否接纳此概念和路径仍存在争议。曾在很大程度上以传统/现代二分的现代性为学科根基的民俗学如何面对以后现代姿态进入研究视野的"日常生活"?基于对学科史的简单回顾,民俗学要承担自己的学术和社会使命就必须回到"民俗"所由来的日常生活,这一转向并非对学科传统的背叛,而是延续了学科传统中"眼光向下"的视角,通过对主体经验的关注重新找回对"民"和"人"的关照,同时必须对科学的反映论路径和研究者在田野和民俗志撰写中的主体角色予以反思。     

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路径

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应该把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作为认识的对象与关怀的目标,民俗学能够在其中发挥关键的引领作用。与发挥这种作用相匹配,民俗学应该定位为研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传承的社会科学。按照这一发展路径,民俗学将成为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基础性学科和支柱性学科。     

读《济南城市民俗》

现代民俗学就其研究对象而言,曾经历过两次最重要的嬗变.最初,是以民俗学创始人英国的汤姆斯为代表的"古文化残存物说";尔后德国、日本的学者将"民"扩大到"未受到近代文明洗礼的庶民"(日本·后藤兴善<民俗学入门>),将"俗"拓展为寄寓着"国民的理念"(德国·黎尔)的活世态生活相,因而他们的研究仍局限在农民、渔民身上;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邓迪斯指出"城市居民不算民众,因而城市居民也不可能有民俗"的传统观念是荒谬的,在诸多学者的倡导下,民俗学遂逐渐由"乡民学"转到"人民学"上来.我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敏锐地抓住了国际学界这一新动向,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上就曾说过:"这一次到上海,我就对上海的同志说,应该研究它的都市文化,上海由于百年来帝国主义的深入进来,它同农村的文化不一样,同中国固有的资本主义进来以前的文化也不一样,这就值得研究."我国的第一本都市民俗专著却是30年后的今天,才由几位山东民俗学者联袂推出.手捧这本<济南城市民俗>,自然不胜欣喜.     

村落艺术活动研究:问题意识与文化视野

村落艺术活动作为一种基本的生活文化样态,蕴含着特定地域和族群的精神旨趣及心理图式,一直以来,被作为文化人类学村落研究中的一个独特领域得到关注。村落艺术活动的研究成果由此主要呈现出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色彩。不同的学科色彩体现出不同方法和视角特征,村落艺术活动相应得到不同样式和特质的文化阐释。作为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学科范式,艺术人类学基于其特有的阐释途径,能够于综合文化视野中和动态把握中对村落艺术活动做出一种具有文化诗学品性的解读和理解,从新的层面呈现出村落艺术活动的新的文化特质和文化现代性意义,并发掘和拓展了该现象值得深化的问题域。     

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与早期民俗学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又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承继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对民众文化的关注,明确了办刊宗旨,初步确定了民俗学学科定位,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办刊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民俗学者和民间文化热爱者,影响并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民俗研究活动。《民俗》周刊刊发的文章既有珍贵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有民俗学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民俗》周刊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宣传等方面展示了早期民俗学发展状况,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新征程。     

民具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民具",是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用具的统称,是特指民俗学物质文化的新学术概念.在现代社会学科意义上,民具概念的提出者与相关理论研究的先行者,当首推日本学者.但在不同国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里,这一概念的运用或许有所不同.我国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里,习惯用"民族民俗文物"来涵盖所谓"民具".近几年来,则开始使用"物质文化遗产"或"有形文化遗产".但这些概念及其范畴,既互有交叉,又各有侧重.     

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申论

本文肯定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对于民俗学从文化形式研究的取向转向生活整体研究的取向,以及对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转型所做出的奠基性理论贡献;并从学科基本问题意识、"从抽象(文化)上升到具体(生活)"的经验-实证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等方面,具体论述了《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通过对民俗生活的经验直观以重新发现"个体主体性"的工作为民俗学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所阐明的学术方向。本文认为,尽管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在重新发现了"个体主体性"的同时却无法思想人的自由存在的生活意义,但通过引进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概念,《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为民俗学将自身开启为为人的自由进行存在论辩护进而"拯救生活世界"、"保卫日常生活"、"建构公民社会"的人文学术赢得了理论可能性。     

从信仰到信：美国民俗学的民间宗教研究

从记录整理零碎片段的迷信观念,到把握民间信仰的文化整体,再到关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活态宗教实践,美国民俗学的民间宗教研究在过去60年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作为民俗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和民俗学学科研究范式从文本到表演,到实践的整体转型密切相关,和代表性的表演理论既本质关联又有所差异。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代表性学者对民间宗教信仰的界定与研究,可以勾勒出该领域基本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变迁的学术史轨迹。     

“作为记忆之场的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正>"记忆"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与民俗学有着深刻关联。1记忆是民俗最本质性的存在,民俗学的"访谈记录法"即是以"记忆"为对象,通过人们的"叙述"、"对话"来研究。2民俗记忆的构建必须依托一定的空间场所,表现为某个地区、社区、家庭、聚落、物品等形式,这便是"记忆之场"。东亚地区作为一个宏大的"记忆之场",如何承载中国、日本、韩国等共同的文化记忆?当代学人如何在新时代语境下开展民俗学研究?东亚各国(地区)的文化交流情形如何?针对这些问题,"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