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自由实践的互为启蒙及其中国语境

中国当代理论民俗学在高丙中、吕微、户晓辉、刘晓春等学者的努力下,民俗学作为现代学科的现代性特征日益明晰,并向人的自由发展的维度推进.与"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民俗学研究相比,当时还主要侧重在民间文学及文化民主性层面,而二十一世纪的民俗学则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相结合,极大地拓展了学科发展空间,也丰富了我们对民俗学的学科想象. 中国民俗学自产生之初就与民主理念息息相关.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民众很难清晰地表达自己,他们总是被别人表达.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双重语境下产生的中国民俗学,其潜在的现代学科理念就是强调民主理念在文化场域的实践,或者说民俗学致力于文化场域中对精英文化霸权的反抗,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启蒙以及与民众的互动过程.     

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与早期民俗学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又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承继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对民众文化的关注,明确了办刊宗旨,初步确定了民俗学学科定位,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办刊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民俗学者和民间文化热爱者,影响并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民俗研究活动。《民俗》周刊刊发的文章既有珍贵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有民俗学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民俗》周刊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宣传等方面展示了早期民俗学发展状况,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新征程。     

民俗复兴与公民社会相联结的可能性——古典理想与后现代思想的对话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并行地发生了两场后来彼此相遇的“后现代事件”,其一是发生于民间社会的“民俗复兴”,其二是发生在民间文学一民俗学界的“范式转换”,当二者终于因民间文学一民俗学的“田野研究”而直接照面,它们各自最初并不明确的实践意义就通过双方的对话而逐渐显现出来,即：“民俗复兴”是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语境中,普通民众借助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化差异性的承认而不自觉地表达的争取自由、平等权利的普遍性要求;而民间文学一民俗学学科的“范式转换”则并非仅仅是后现代知识氛围中马林诺夫斯基式的从文本研究到语境研究的认识方法论转型,同时也是从对“个体的人”的遮蔽到对“人的自由”之祛蔽的必然性论证,因而是自觉地践行的先验论即实践目的论转向。由此“民俗复兴”与民间文学一民俗学“范式转换”之间共同的实践目的（意义）,就合逻辑地推导出“公民社会”的“古典理想”这一“未完成的现代性方案”（哈贝马斯）,而康德启蒙哲学的“自由”理念（作为判断力范型）,则为“民俗复兴”在实践上的合法性,以及“民俗复兴”（作为经验事实）与“公民社会”（作为先验理想）之间的先天综合在理论上的合理性,提供了辩护的可能。     

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

"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     

学科反思、学术批评与面向未来的知识生产——“近现代社会变迁与中国民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正>从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歌谣运动算起,中国现代民俗学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在这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民俗学的盛衰沉浮一直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变迁息息相关。当前,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经济与文化     

传统·相似·差异——中国民俗学会三十周年纪念CSSCI

为学科合法性证明与辩护似乎是民俗学从学科伊始就萦绕学者心头甚至至今挥之不去的魔障,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学者始终在探求不同的答案.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民俗学的创始是整个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一部分,其民与俗的界定与辨析为现代性构建中的"传统"提供了群体和文化的可感性事实.民俗被构建为现代性的他者,民俗学作为学科的地位始终岌岌可危也是理所当然.如果说一百多年的民俗学研究史中有些不断变奏显现的主题,那么对人类文化相似性与变异性的关注是其中之一.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形成的历史背景与学科定位

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理念下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获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形成国际潮流,并取得巨大成绩。伴随着专业化、系统化的非遗保护工作的展开,中国学界也针对这一热点现象和相关问题开展了学术研究,研究的深入逐渐引发了对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的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兴起和发展与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传统学科有着密切的学术联系,厘清其与这些学科(特别是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之间的关系,对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归属、定位以及发展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申论

本文肯定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对于民俗学从文化形式研究的取向转向生活整体研究的取向,以及对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转型所做出的奠基性理论贡献;并从学科基本问题意识、"从抽象(文化)上升到具体(生活)"的经验-实证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等方面,具体论述了《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通过对民俗生活的经验直观以重新发现"个体主体性"的工作为民俗学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所阐明的学术方向。本文认为,尽管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在重新发现了"个体主体性"的同时却无法思想人的自由存在的生活意义,但通过引进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概念,《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为民俗学将自身开启为为人的自由进行存在论辩护进而"拯救生活世界"、"保卫日常生活"、"建构公民社会"的人文学术赢得了理论可能性。     

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路径

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应该把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作为认识的对象与关怀的目标,民俗学能够在其中发挥关键的引领作用。与发挥这种作用相匹配,民俗学应该定位为研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传承的社会科学。按照这一发展路径,民俗学将成为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基础性学科和支柱性学科。     

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话语中的平民化理念

"平民化"是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话语体系中的重要理念。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的认知中发现"平民"的地位,并通过"平民阶级"的政治解读而形成"生活平民化"的思想诉求。"平民化"思想在五四时期"劳工神圣"、尊崇"劳动"语境之中,不仅有着对"劳动运动"的积极期待,而且也使"民众本位"意识有所强化,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五四时期思想在质的方面的飞跃。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亦将自身置于"平民"序列之中,不仅提出"走向民间"的主张,而且也在社团联合中坚持"到民间去"的理念,力图使"平民化"思想从思想层面转化为社会实践层面,并表征为"联合群众"、促进民众势力发展的实际行动。     

民俗学人文学科的建设模式

我国民俗学人文学科的建设模式是一个历史概念,由五四文化模式和经济文化模式发展而来。钟敬文将五四文化模式引入我国民俗学高等教育,在高校中文系的格局中,创建了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同时在高校社会学的格局中,创建了民俗学,并从这里发展、成型和辐射,使之成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当代我国民俗学面临着五四文化模式所不能解决的世界文化多样性问题,也面临着经济文化模式不能取代的精神文化建设问题,因而要在以上所述两个模式的基础上,转向国家文化模式,促进我国优秀民俗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使其成为保持国家文化主体性的特色要素。     

“作为记忆之场的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正>"记忆"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与民俗学有着深刻关联。1记忆是民俗最本质性的存在,民俗学的"访谈记录法"即是以"记忆"为对象,通过人们的"叙述"、"对话"来研究。2民俗记忆的构建必须依托一定的空间场所,表现为某个地区、社区、家庭、聚落、物品等形式,这便是"记忆之场"。东亚地区作为一个宏大的"记忆之场",如何承载中国、日本、韩国等共同的文化记忆?当代学人如何在新时代语境下开展民俗学研究?东亚各国(地区)的文化交流情形如何?针对这些问题,"作为     

在“民间”看见“公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实践民俗学进路

一、引言:"实践民俗学"与学科历史性 尽管中国关于"民俗"的自觉从周代《诗经》成书时期就已初见端倪,然而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却是不折不扣的一门新兴学科.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恢复的"新时期中国民俗学"②在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曲折迅猛的发展势头.有学者评价说"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的发展过程与所处的国家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秩序变革的过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那么,中国民俗学就是突出体现这种关联的学科."③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剧变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民俗学在学科恢复之初就遭遇了最为复杂突兀的学科合法性危机与挑战.到本世纪初,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代表的民俗复兴背景下,中国民俗学又获得了充分参与民族国家与社会公共生活建构的机会,逐渐从社会科学的边缘向学术中心迈进.从危机到转机,从边缘到中心,作为一门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科学,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俗学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走出这样跌宕的发展轨迹.     

中国民俗学:从民俗主义出发去往何方?

民俗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是指现代社会中对于民俗的二手传播和展演现象。在二十世纪里六十年代初,当德国民俗学者汉斯·莫泽首次使用它时还明显带有贬义色彩,随后经过学术界的广泛讨论,逐渐转化成了一个中性化的术语。以鲍辛格为代表的新一代民俗学家主张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对民俗主义现象展开经验性的文化分析,直至八十年代,东德民俗学家斯特洛巴赫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观出发呼吁放弃使用民俗主义的概念。中国民俗学目前也因面临学科边缘化等危机而从内部出发谋求学术上的转型,当前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民俗主义现象正可为民俗学者提供讨论的话题和研究的对象。从民俗主义的研究实践出发,中国民俗学可发展起一系列的学术分支,如公共民俗学、政治民俗学、经济民俗学、艺术民俗学、宗教民俗学等,通过与相关学科进行平等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以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     

现代技术、日常生活及民俗学研究思考

民俗学的发生、发展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然而,对民俗学学科研究对象及研究范畴的考察却表明,现代技术这一民众日常生活的实然存在,一直被隔离于"遗留物"研究,乃至20世纪90年代民俗学研究范式转换之后的"日常生活"与"生活世界"研究之外。定位于现代日常生活研究的当代民俗学,应当将现代技术归其本位,做一种含纳现代技术的日常生活研究。民俗志是民俗学研究的"看家本事",对民俗志研究者、被研究文化主体、田野调查及文本呈现的讨论,可以为含纳现代技术的日常生活研究带来一些可能的切入点。     

民俗学与历史学的对话——日本神奈川大学“综合资料学”的探索

日本民俗学研究重镇神奈川大学的学科建制中,并没有"民俗学",而是名为"历史民俗资料学"的研究生课程及学位设置。这一略显奇特的名称背后,既反映了民俗学研究与资料的关系、民俗学与史学的关系在日本的历史发展,也有着从资料角度奠定文化研究之基础的构想与期待。对此加以梳理,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在此方面的经验,同时对于思考中国民俗学乃至人文社会研究今后的发展路径,也不无裨益。     

家乡民俗研究者的角色冲突

中国现代民俗学从学科初创之际一直到当代学术研究之中,对家乡民俗的观照成为贯穿始终的传统和特色,这与西方民俗学从异域文化到“回归本土”的发展轨迹形成鲜明的对照。相对于异域文化研究而言,家乡研究属于本土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其所具备的独特优势自不待言。然而,在家乡顺利地开展田野工作的表象之外,研究者承担的角色冲突与心理困惑并不少于异文化研究者。有学者直接指出,     

民国时期的雕塑艺术

将一定意境的雕塑理念通过一定范式的雕塑技法注入一定场域的雕塑本体而最终有机形成的一种特定艺术,可称之为"雕塑艺术".与其他艺术门类相同,雕塑艺术的生成与发展,受制于时代背景、文化环境以及其他相关文化观念的演变与发展.     

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

只有从实践科学的立场才能看出,非遗保护和公共民俗学都从内部彰显出民俗学本身的实践属性,都是民俗学内在实践目的的部分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不仅重新激活了民俗学的实践意识和自由意志,也给我们重拾学科求民主、争自由的古典理想并且回归德国浪漫派为民俗学设定的实践理性起点或自由意志提供了契机。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实际上就是返回民俗学的自由意志或实践理性起点,重建实践民俗学。这是学科整体的应然,是学科本然的、客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迫切的客观需求。     

生态博物馆参与性结构对比研究:以加拿大上比沃斯和中国梭戛生态博物馆为例

生态博物馆是在新博物馆学理念下开展的一种极有意义的尝试,它意图弥补传统博物馆在公众关系上的不足,鼓励社区民众的民主参与。加拿大上比沃斯生态博物馆和中国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各自国情、民情差异悬殊,其形式也迥异。上比沃斯生态博物馆以博物馆为教育民众的工具,力图通过民众广泛的参与来促进社区的发展,但其过于分散的权力分配和专家的权威性也导致了"虚假参与";梭戛生态博物馆因处于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超过了文化保护,博物馆的发展与旅游开发相关,而民众参与受到很大限制。中国生态博物馆与西方立足于服务社区的民主自治模式有较大差异,中国生态博物馆需要重视民众参与,建立中国式参与性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