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方志理论浅析——以方志起源、性质、功能为中心

关于方志学,人们普遍将其与章学诚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南宋方志理论非常丰富,方志之学日臻成熟,与后人相比亦毫不逊色。其中,方志起源上,时人提出《周礼》、诸侯国史、《九丘》等说法;方志性质上,在传统的地理派之外,“郡志即诸侯国史”之史学派崛起,受到学界重视,同时,也有人主张乃“存史而备记”的资料书;方志功能上,存史、资治、教化三大作用已经得到了系统阐述。     

钱大昕方志理论与乾嘉以来方志理论研究的走向--写在方志学家钱大昕逝世200周年之际

章指出钱大昕在方志性质上提出的折衷派观点内涵包容较广,体例灵活,潜在地适应了其后方志的编纂。并指出乾嘉以来方志基本理论内涵由单一向综合和多元发展的根本原因。最后指出了新方志性质的新定义：记录地情的综合性献。     

方志性质诸说梳

方志的性质如何定义?这是方志界历有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至清代,形成了以戴震为代表的旧派与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新派,即方志地理说和历史说两派之间的激烈论争。本届修志以来,关于方志性质的讨论不断加深,1991年安徽省岳西县王晖同志发表《论方志性质》一文之后,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又激起了新的波澜。方志性质的正确论定,对于新方志编纂的指导,对于新方志学的创建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人以为:“方志性质,是方志学理论基石,是修志者职业活动的指针。”有人论定:“对方志性质的论断,是新方志学理论的基础。因为,对方志性质的认识,是对方志这一事物的本质属性的认识。这一认识是研究方志学理论的一个基础,从根本上指导和决定着对其他理论问题的认识与研究。”对于方志性质的正确认识和论定是如此重要,因此,本文对有关方志性质诸说予以梳理,以期大家对这一至关重要的方志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从而推动新方志学的创建。     

谢国桢与方志学

谢国桢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和文献学家。他对方志的认识是志书与史书相辅而行。在他看来,方志学的流派可以分为"史法"派和"史实"派;方志学的发展可以分为雏形期、形成期、繁盛期三个阶段。谢国桢对方志的认识决定了他在历史研究中重视对方志的运用,在南明史、清初史、社会经济史、农民战争史研究方面皆有充分体现。     

方志学科属性研究综述

对地方志学科属性的研究,由来已久。汉代,郑玄把方志视为古国史。唐代,颜师古把方志视为地理书。宋代,多数学者认为方志为历书书。清代,形成了以戴震为代表的地方志属于地理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地方志属于历史两派之间的激烈争论。民国间,出现了方志是“亦史亦地”的说法。对于方志的学科属性,有     

对清代考据派在方志学领域兴盛原因的另类探讨

在清代方志学领域,考据派一直超越文献派,占据主导地位,固然与当时政治环境和学术气氛有关,但清代方志讹舛百出、学界对志书质量多有不满,也与考据派兴盛不无关系。其纂修意图,重在修正和避免前期志书的错讹,其纂修方法,有着信古籍征文献、轻采访重考证之特征。     

对清代考据派在方志学领域兴盛原因的另类探讨

在清代方志学领域,考据派一直超越文献派,占据主导地位,固然与当时政治环境和学术气氛有关,但清代方志讹舛百出、学界对志书质量多有不满,也与考据派兴盛不无关系。其纂修意图,重在修正和避免前期志书的错讹,其纂修方法,有着信古籍征文献、轻采访重考证之特征。     

方志性质之争抑或编纂方法之论——戴震与章学诚宁波道署论争辨析与方志学派存在与否之质疑

当今方志界将戴震与章学诚作为方志地理学派与历史学派的代表,其重要的标志就是《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中关于章学诚与戴震乾隆癸巳夏宁波道署的论争,部分方志工具书将其作为方志性质之争的标志性事件。从论争观点、双方编纂的代表性志书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戴震与章学诚唯一的论争只是修志方法的辩论,属方法论的范畴,将其当成方志性质的论争是没有丝毫根据的。双方编纂的代表性志书更无法体现地理性或历史性;并认为两者的争论是文化转型期的清中期,经世致用的非主流文化向仍然如日中天的经学主流文化的挑战在修志领域的反映。方志从宋代定型后,吸收了正史、地记、图经、家谱、杂记等多种文献的体裁与方法,属于多元、宽泛、独立的边缘学科。把方志性质窄化与其他学科趋同,对方志的发展是不利的。由此,由宁波道署争论引出的方志地理属性与方志地理学派、方志历史属性与历史学派,乃至方志性质本身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对当今和未来的地方志发展意义重大。     

方宗诚方志思想初探

方宗诚是桐城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曾参与多部志书的编修,并就地方志的性质与作用、体例与结构、编纂方法与内容等,提出了具体而独到的见解。对方宗诚方志思想的初步探析,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晚期地方志发展的基本情况,并为当代方志编修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关于方志学研究对象的思考

在方志的发展过程中,对方志的研究对象,方志界曾进行过多方面的探讨。历史上有“地理派”与“历史派”之争,近年来有“资料性著述”、“百科体”的讨论。应当肯定,这些探讨都在一定范围内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推动了方志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和志书的编纂实践活动。但是也应该指出以往的讨论,或囿于狭窄的范围,或偏重于具体编纂方法的研讨,而真正论及方志学最重要的理论问题——研究对象的却很少。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一门科学的存     

晚清湖北修志新、旧派争论——以两版光绪《麻城县志》的编纂差异为例

章学诚方志学理论及其纂修《湖北通志》的实践对清中期以来湖北方志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伴随新思想传入,晚清时期方志编纂发生诸多变化,这些变化通常被视为近代方志转型的前奏。在该背景下,清末围绕着《湖北通志》的纂修问题出现了主新派和主旧派的争论。通志纂修以县志编纂为基础,通志纂修的争论往往在县志编纂中有集中的表现。光绪二年(1876)和光绪八年两版《麻城县志》在编纂理念、编排方式和部分内容上的差异可以视为是这一时期相关变化、争论和分歧的缩影。通过对两版县志编纂差异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清末方志编纂者如何对新、旧派理论进行调和,亦可以为我们分析晚清民国时期方志学转型问题提供案例和线索。     

从职能同一性的视角再论史志关系问题

史志关系是方志学科的一个基本问题。以往史志关系研究的基本观点有四种流别:认为史志有别;认为史志无别;折中派观点;职能派观点。笔者提出应当从史志职能同一性的视角来看待史志关系,要突出其"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并结合中国史学史的传统进行阐释。     

方志浅谈

方志是记载一个地区自然和社会情况的文献。方志学是研究方志修纂理论的一门科学,其任务是通过对各种方志的比较、研究,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阐明修纂要领,探索方志发展的道路,借以指导修志工作。方志学发端于明代。明代修志之风渐盛,修志理论应运而生,然而当时尚处于草创阶段,并未形成完整的方志学。明代前期,修志多为官府独揽,文牍主义风靡一时,故志书大都臃肿杂芜,卷帙浩繁,取舍失中,博而寡要,不便阅读,中叶以后,有人起而矫正前失,力求简古,另走一端,致有“尚繁”、“贵简”两派之争。康海的《武功志》和韩邦靖的《朝邑志》是“贵简”的典型。康志为书三卷,凡七篇,仅二万余言,用纸不过七十页,王士祯     

方志著述性浅见

一 方志在编纂发展过程中,历来有不同的观点和流派。如在性质上,有以戴震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史志学派之争,前者重地理沿革,而后者贵地方文献。在资料性质上,则有重载籍和重调查之别,如洪亮吉主张“修志之法,贵因而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另有主张“地方志以现状为主,主要依靠调查”。在编纂方法上,有纂辑派和撰著派两体。此外又有拟史派和拟经派、尚简派和尚繁派、厚古派和详今派之分,等等。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学习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方志理论与方志实践的关系是辩证的。一方面,方志理论来源于方志实践,另一方面,方志理论又必须为方志实践服务,并接受方志实践检验。方志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作为人们思想认识的方志理论也必然随着方志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方志理论不能随着方志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那它就会滑到固步自封、思     

方志本体和本质论析

这里所谓方志,不是指方志文本,而是指以文本为核心的整个方志事业。方志本体和本质两问题皆为方志理论的基础课题。近年来,随着新方志学建设的不断发展,有的学者已开始思索这两个问题,也曾刊发过几篇文章。但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思索仍较肤浅,有些意见甚至还是片面的。为了促进新方志理论研究,笔者便不揣浅陋,试就方志本体和本质两问题作如下论析。一、关于方志本体有人撰文曰：“方志本体就是由方志内涵、方志外延、方志特性、方志特征四部分组成。”（王林《关于方志本体的理论探讨》,《浙江方志》1994年第4期）“方志…     

论方志批评

在我国志苑中,志书多评论少,志评专著更少。新方志编修十多年来,也是志书多评论少,专论志评的文章更少。缺少的东西,恰是方志事业发展不可缺少的东西。 (一) 方志批评,或称方志评论,应当是一门社会科学性质的、对以方志志书为中心的一切方志范畴进行分析研究,作出判断评论的科学。方志批评的对象,涉及方志领域一切范畴。包括方志志书,方志学家,方志思潮,方志流派,方志理论,方志实践。一切方志范畴都是在志书基础上产生的,又随志书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方志批评要以方志志书为中心。方志批评与方志,是同时出生的“双胞胎”。     

民国以来地方志编纂研究概况

民国以来．从事方志的研究者大多着眼于方志学的研究,或有讨论方志与史学之关系;或有讨论方志为史书或地理书之论;或有讨论方志之体例者等。此类论述多集中于中国方志基本理论、方志编纂理论、方志论辨评价、方志的序跋凡例、方志源流及发展史、方志考证与校勘、方志的整理利用、方志目录学研究、     

方志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意义

狭义的方志文化研究是指从文化的角度,用文化、文化传播学的理论来研究方志与方志工作。这种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进展缓慢;2006年之后,在中指组领导及论坛、年会、《中国地方志》等平台的引导下,逐渐兴盛起来。30多年的方志文化研究,揭示了方志文化的概念和内涵,论证了方志文化的地位、作用,总结了传统方志文化的特征和精神,探索了传统方志文化的继承和新时期方志文化的建设问题,初步构建了方志文化理论体系。这些研究对新时期开展方志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方志文化理念使方志工作的文化属性更明确,指出了新时期方志工作的用武之地,为新时期方志事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韩章训《方志学基础教程》问世

韩章训研究员继《普通方志学》之后 ,近时又推出新作《方志学基础教程》。《教程》由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于 2 0 0 1年 1 0月出版。该书按照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相统一原则进行谋篇和理论思维 ,涵盖了从修志到用志的全过程。全书有 53万字 ,设 1 5章 70多节 ,有绪论、方志观念、方志价值、方志属性、方志活动、方志发展规律、方志编纂、方志写作、续志编修、方志作品、方志接受、方志阅读、方志批评、方志学科、方志方法、方志行政及附录诸部分。中国方志协会副会长魏桥在该书《序》中说 :此书“立论新颖 ,体系完善 ,视野广阔 ,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