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治理黄河工作的回忆

1950年至1955年,是人民治理黄河事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在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下,在沿河广大干部、群众和全体治黄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方面开展了大规模的修防工作,实行宽河固堤,开辟滞洪区（此举为后来战胜1958年的大洪水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在总结前人治河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除害兴利的治黄总方针,积极开展各项治本准备工作,还编制了治黄规划。     

黄河之子回报黄河

河北省馆陶县地处古黄河之滨 ,据旧志记载 :从东周周定王五年 (前 60 2年 ) ,黄河在宿胥口改道经馆陶 ,从天津以北入海开始 ,曾先后九次在馆陶决口改道。每次决口改道 ,都给全县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可以说 ,馆陶人民在历史上曾饱受黄河之苦。在馆陶籍的名人中 ,有一位与黄河结下不解之缘 ,对人民作出杰出贡献的人 ,他就是人民治理黄河事业的开拓者、中国治黄史上的丰碑式人物 ,被人们称为“一代河官”、“名副其实的大禹传人”的王化云同志。他是黄河之子 ,他以平生的才智经历回报了黄河。笔者曾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 4 0多年 ,并曾主持编…     

反对建三门峡水库而获罪的黄万里

1957年因反对建三门峡水库而获罪,在中国现代 水利史上占重要位置的黄万里先生,是当代中国富于 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敢于在领导层要让"黄河清"的兴 头上,坚持已见,反对苏联专家在三门峡建坝的意见, 并在校刊《新清华》发表小说"花丛小语"讥讽时弊, 对一些老治河专家"一味捧场,不发表相反意见表示 不满",因此成了毛泽东在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 报》上亲自写"编者按"批判的右派。庐山会议上,毛 在指斥彭德怀时,说他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而 黄万里的一件憾事是未能在周恩来生前琢磨出治黄方 案,否则"他一定会接见我,允许我费他一小时半的解 说"。     

贾鲁治河

黄河自金代夺淮入海后 ,成为整个元代黄河下游的其本流势 ,河患频繁。元统治者建都大都 (今北京 ) ,政治中心远离黄河流域 ,对河患长时期持消极态度。直到白茅决口威胁到国家经济动脉大运河的安全时 ,才不得不对河患采取较大规模的整治活动 ,委任贾鲁治河。贾鲁 ,河东高平县 (今山西高平 )人。元顺帝至正十一年 (公元 135 1年 ) ,贾鲁奉诏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 ,进秩二品 ,授以银印 ,带领 2 0万军民 ,治河堵决。使河复故道 ,汇淮入海。功成后被破格提升为荣禄大夫、集贤殿大学士。贾鲁治河是我国治黄史上一次著名工役 ,对后世治黄影响极大…     

近代中央回归治黄的序幕:南京国民政府初步介入治黄问题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在1933年9月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以前已经在治理黄河问题上有所谋划和举措。国民政府介入治黄的背景与其导淮政策密不可分。国民政府在黄河与淮河治理次序上先后经历了"淮黄同治"与"先淮后黄",而后迫于各方压力又不得不对"先淮后黄"的政策做出修正。国民政府介入治黄是宣示其对于孙中山政治遗愿的继承,也是彰显其政权合法性的一种标志,一定意义上还是整合黄河流域各军阀势力的一个恰当借口。黄河对淮河的影响关系也使得国民政府在导淮的同时不得不顾及治黄。国民政府各部会介入治黄,则怀有政治企图或有所束缚。受以上因素的影响,国民政府在治黄问题上表现目标不一,政令多变,协调乏力,效果不彰。国民政府初步介入治黄的表现与特点,预示日后黄河水利委员会亦难有作为。     

当面顶撞皇帝的治黄总督靳辅

数千年来,中华儿女为治理自己的母亲河殚精竭虑、前赴后继,令人感叹.而敢于当面顶撞皇帝,始终坚持自己的治黄正确意见并成就了一代治黄伟业的大清河道总督靳辅,则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河下游泛滥,苏北黄、淮、运河等决口百余处,海口淤塞,运河断航,南北漕运受阻.康熙帝下决心治河,于十六年谕旨靳辅任河道总督,实心河务,"辨其水势,疏其故道",拿出"一劳永逸"的方案.     

明清时期黄运交汇下苏鲁豫皖接壤地带的耕作制度变迁

明清时期漕运受黄河夺淮影响,先后有“借黄行运”“避黄行运”“束水攻沙”“蓄清敌黄”等一系列治黄保运措施,尤其潘季驯治河之后,大筑堤防,将黄河河道固定在归德—徐州—淮安一线,采用“束水攻沙”之法,导致黄河河床不断升高,原进入泗水的沂、沭、濉诸河流出路受阻,致使水系紊乱,苏鲁豫皖接壤地带的环境产生了剧烈变化。受黄河泛滥及汛期影响,鲁南、豫东、苏皖北部的耕作制度在黄河泛淮期间出现了“逆变”,即稻作农业变为以麦、豆为主的旱地农业。     

康熙《黄河图》考说

<正> 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船越昭生先生在1986年第4期《地理》杂志上发表文章,考释了现藏台北中央图书馆的《黄河图》。《黄河图》以抽象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描绘了1855年以前黄河夺淮入海时期从渭河口以下直至海口的河道及治河水利设施、山川、城镇、寺观和古迹名胜,有很高     

丁宝桢的治水业绩

丁宝桢(1820—1886),贵州平远(今织金县)人。从清同治五年(1866)升山东巡抚,光绪二年(1876年)调升四川总督到在去世的近二十年里,政绩卓著,尤以诛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太监安德海而名闻全国。但作为一个长期的地方官吏,丁宝桢在水利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丁宝桢治水以兼顾国计民生为出发点。这从他为治黄保运提出的方案中可以看出来。在我国历史上,黄河是条水道变迁决溢最为频繁的河流。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     

黄蓝相会：清代黄河尾闾治理的生态史考察

清初,黄河尾闾严重受阻,黄淮运水系近于崩溃,河督靳辅将疏治尾闾作为应对困局的重中之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而此举在发挥关键作用的同时,因引起尾闾环境巨变,加大河海交互作用而对治河工程形成了新的制约,乾隆年间秉持云梯关外“不与水争地”与此密不可分,嘉道时期的治河困境亦与黄河自身演化所受的影响息息相关。尾闾涸出的滩地促进芦苇增产,作为工料助力治河实践,并为新区域社会的形成提供空间等,则进一步展现了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复杂适应性。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有助于深入理解清代黄河问题,进而管窥自然因素作为变量在河工大政中的重要作用。     

黄河治理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与数字化保护

黄河治理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人与水的相争相生是黄河文化遗产区别于其他线性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黄河治理文化遗产所蕴藏的多重价值对于讲好“黄河故事”、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数字技术能够将较为抽象的治水原理与治水现象进行生动结合,全面展现黄河治理的真实情境与内在规律,促进黄河文化传播。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从黄河治理数字档案库建设、治河文化遗产数字化知识体系建构、治河文化遗产的动态还原、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探索黄河治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策略,积极推动黄河治理文化数字资源与文旅产业、文创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黄河文化经济的快速发展。     

台北故宫藏雍正《豫东黄河全图》研究

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黄河河患中心从江南段向其上游的河南段推移,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几任河臣均把治河重点放在河南段。河患中心的转移和治河重心的变化推动了雍正年间河政管理制度的改革,实现了江南黄河、豫东（河南、山东）黄河的分治。雍正二年至八年（1724-1730年）间,先后担任副总河和河东河道总督的嵇曾筠在河南推行以开挖引...     

高斌《南河图说》与乾隆首次南巡研究

雍正年间黄河河政管理制度的变化,推动了清代黄河图绘制内容和机制的变化;而康熙年间张鹏翮所绘河渠水利图集的内容和形式,也影响了乾隆年间江南黄运河图集的编绘。海内外分别收藏有以江南黄河、运河、洪泽湖、淮河工程为主题的河渠水利图集一"南河图说",经考证均为乾隆十五年(1750年)江南河臣高斌、张师载等人在乾隆帝首次南巡的背景下绘制呈送的定本、副本或后人摹绘本。《南河图说》既是河督高斌反映河情、陈述治河政见、彰显治河政绩的工具,也是乾隆帝确定南巡路线、了解河务、进行河政决策的重要依据。《南河图说》的绘制、呈奏和运用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乾隆首次南巡的模式,对研究乾隆南巡和乾隆朝河政运作具有重要价值。     

河堤谒者与汉代黄河国家治理体制的构建

汉代针对河患设立河堤谒者,开创了国家对黄河的切实有效管理。我国水利职官的设置由来已久,河堤谒者的出现表明水政管理的专门化和具体化。文章通过分析河堤谒者的组织构成、职能分工、机构运转、功能成效,可见黄河国家治理体制已开始建立,反映了汉代水官体系的调整和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协调能力和治河效能,并对王景治河后黄河“八百年安流”局面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也对后世河政产生深远影响。     

明代黄河下游的河道治理与河神信仰

由于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分离,明代江南地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须借助运河输送到北京,保证运河畅通便成为国家治理黄河的前提,因此黄河的分流、堵筑以及堤防修建并非按黄河自身的规律进行,这便酿成黄河下游的严重灾害。当治理难度超越了人们的能力极限,便引发治河河神信仰的产生。从景泰二年起,突破了明太祖神灵至上、不能加封的原则,首次加封河神为朝宗顺正惠通灵显广济河伯之神,继而建祠;到弘治七年,由明孝宗赐额建昭应庙;到天启六年,第二次加封河神为护国济运龙王通济元帅,河神遂演变为含有部分人格化因素的自然神形态。从本质上讲,明代的治河河神是民间神向国家神的上升和转换,具有极强的功利性,有别于传统、例行的河渎祭祀,同时河神封号的演变和祠庙的修建也是明代黄河严重灾害发生的时段坐标。     

清代水利专家治河有绝招

正清道光年间,山西浑源县有一位著名的治河专家栗毓美,在多年的治河实践中,创造了"以砖代埽"的筑坝护堤工程措施,为我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栗毓美(1778-1840),字朴园。1801年,年轻的栗毓美经过科考,被选拔到河南做官。他先后担任过知县、知州、知府、按察使、布政使等职。1835年,被提拔为     

论历史地图的使用

一、空间性在历史发展上的作用地理环境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条件,但是一个重要条件,它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它可以促进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过程,影响历史变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如“古代汉族经济文化的根据地是黄河流域,黄河下游即今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地方,经常有发生洪水的危险,齐桓公葵丘之会,为诸侯起五禁,其第五禁“无曲防”,就是禁各国专水利害鄰国,东汉明帝永平13年(公元70年)治河诏里说:“左隄(北岸)强则右隄伤,左右俱强则下方伤(下游地方)”这两句话最足以说明黄河必须进行统一管理,否则就无法进一步发展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战国时白圭自称治水比禹还强,孟子斥责他说:“禹按照水性治水,以四海为壑,你治水以鄰国为壑,正是人们的共同灾害”,在割据局面未曾消灭的时候,名国自然要实行白圭的治水法,汉族一向有禹治水的神话,正反映着统一治河的共同要求,这种要求可以成为“促进国家统一的因素。”(注一)可见黄河这一地理环境对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明《黄河图说》碑试解

西安碑林内,陈列着一通明代记载黄河的碑石,高1.76、宽0.975、厚约0.19米。碑首呈半圆形,内刻长方形额,篆书"黄河图说"四字。碑身刻黄河流经今河南、山东、安徽一带的地图,其方位与今地图同。图左上角空处有长方形界格,内刻一段文字,题为"国朝黄河凡五入运",共十五行,行三十二字。右上角空处长方形界格,内刻一段文字,题为"古今治河要略",共四十一行,行五十一字。右下角长方形界格内文字,题为"治河肊见",共二十九行,行四十字(图五)。根据右下角"治河肊见"末题款:"嘉靖乙     

《河防刍议》作者崔维雅里籍考辨

有清一代,黄河之患频仍.因而以治河失误降职者甚多,而治河有方得以升迁者则寥寥.崔维雅即其中之一.其治河经验及主张见于所著<河防刍议>一书.维雅,顺治三年(1646)举人,初任仪封知县.升淮安府同知,调开封府南河同知,授宁波府知府.再迁管河道检事,康熙十一年(1672)迁江南按察使,十八年迁湖南布政使,二十一年授广西布政使,二十三年召入京,任大理寺卿.但其里籍则各说不一.     

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家

治河工人高超高超是宋朝的一个治河工人,由于他好想、好观察,又有长期实践的体验,所以在治河方面积了很大的学问。那时,遇到河水决口,一向是用又长又大的埽(用竹木作框,内盛泥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