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精萃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王文正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任命名单上,排在35 名审判员之首。关于"四人帮"密谋派王洪文去长沙诬告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的"长沙告状"事件,王文正在参加秦城监狱预审组和检察起诉书的讨论时,曾提出过不同的意见。王文正提出:"王洪文以中央副主席的合法地位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尽管其用心险恶,有诬告行为,但这是符合组织原则的,是合法的。而以此作为反革     

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

改革开放初期,我有幸参加了两场共和国大审判。1980年,我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参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981年初,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宣判后,我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回到上海休息几天,到医院里看望生病多时的老伴,然后于3月到衡山饭店报到,作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参与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我在2006年出版的《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这本书中,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过程已经作了一个全面的口述;而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情况,至今却鲜为人知。作为一名亲自参与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全过程的法官,觉得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情况进行一次回忆,那就先从庭审的情况说起吧。     

“四人帮”被捕消息是如何泄露的

有人经常问我,听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对此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可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还是很快就知道了。我当时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后来又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下面我谈谈上海的这伙余党是怎么知道“四人帮”被捕消息的。     

特别法庭审讯“上海武装叛乱“纪实

在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上海的形势危急异常,一触即发。“四人帮”在上海的骨干欲作垂死挣扎,设立了两个秘密指挥点,进行军事及控制报社、电台等舆论工具的活动,企图进行武装叛乱。1980年特别法庭对其策划主谋王洪文、张春桥进行了审讯。主审法官王文正在《特别法庭审讯“上海武装叛乱”纪实》一文中,回顾了当时的庭审情况。     

“四人帮”被审期间丑态图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的决定。随后,特别检察厅、特别法庭宣告成立并开始工作。我当时作为新华社审判两案报道组组长,参加两案的报道工作,接触到“四人帮”十年横行危害人民的大量罪行。这期间,曾三次住进拘押江青等10名主犯的秦城监狱（这里在“文革”中也曾是关押迫害大批革命干部的地方。我们记者进驻时,住的也是单间监房）,收集和整理材料。除大部分材料已公开发表消息、通讯、报告…     

张春桥“文革”期间的几次拙劣表演

正在十年"文革"期间,张春桥是被毛泽东看好的一个。据说,"九大"召开之前,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就已查清查实了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但是,毛泽东仍对他网开一面,保留了他的出席资格。他是"四人帮"的主要成员,也是"四人帮"中的狗头军师。十年"文革"期间,张春桥的罪行很重,但他很狡猾,后来在特别法庭调查审判他时,他自始至终一     

我所知道的贺龙之死

1980年7月15日,我被最高人民法院党组调到北京秦城监狱,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四人帮“的预审工作。同年9月29日,被任命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之一。因而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贺龙元帅致死的有关情况有所了解,现略述如下。     

张春桥与王洪文鲜为人知的“婚事”

最近,我在对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大法官的采访中,他谈了张春桥和王洪文在政治活动之外的鲜为人知的生活上的事情——“婚事”。     

我所知道的贺龙之死

1980年7月15日,我被最高人民法院党组调到北京秦城监狱,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四人帮"的预审工作。同年9月29日,被任命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之一。因而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贺龙元帅致死的有关情况有所了解,现略述如下。     

黄炎培秘书尚丁是如何洗去“军统特务”嫌疑的

与王文正老人相识是为写《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一书。土义正当年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参与了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审判的全过程。采访中我还了解到,     

人民日报与1976年天安门事件

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最重大政治事件之一,是亿万人民积怒在胸的一次总爆发,终于导致了“四人帮”的垮台。事隔二十多年,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来龙去脉,人们知道得并不具体、详细;“四人帮”及其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在这一事件中做     

“安东尼奥尼事件“和“蜗牛事件“

经历过“文革”或对其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应该知晓“四人帮”在1973年利用两个事件掀起“反周恩来”的最后余波,从而揭开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序幕。江青一伙抓住意大利导演拍摄的电视片《中国》利美国公司送给中国考察小组的礼品玻璃蜗牛,大作文章,无限上纲,掀起阵阵黑风恶浪。请年《“安东尼奥尼事件”和“蜗牛事伯”》。     

“四人帮”余党马天水在上海接受审查

《中外书摘》2008年第9期刊登的《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一文介绍称：“据我所在的法庭所知,‘四人帮’被粉碎第二天,马天水就被中央通知去北京‘开会’,从此再未到上海。‘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中,只有他一个人是在北京被捕的。这是马天水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原文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王文正口述、沈国凡整理的《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一书。     

文革前后秦城监狱揭秘

北京西北郊的秦城监狱,是建于1958年的秘密监狱,原是关押重要战犯、特务及大案犯之处,文革中成为“四人帮”迫害干部、知识分子的据点,文革后又成为关押“四人帮”之所在。秦城监狱以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见证了时代风云变幻。当年参加审判“四人帮”的法官王文正曾在奏城监狱工作3个月,在《文革前后秦城监狱揭秘》一文中回忆了亲见亲闻。     

我所了解的“五·一三事件”

近年来,有的报刊发表关于“五·一三事件”的文章,但多有不实之处。我当时在“萧华办公室”工作,结合对此事的见闻,近来又访问了亲历此事的几位老同志,写出此文,以明真相。 所谓“五·一三事件”是指1967年5月13日,在京驻军一派文艺单位在北京展览馆演出时,被另一派文艺单位冲击,并发生了武斗、伤人的情况。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孤立的,     

武汉“7·20”事件始末

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已成为了历史。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武汉地区曾发生过震惊中外的一场事件,叫做“七·二○事件”。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把这次事件诬蔑为“反革命暴乱”,武汉地区的广大军民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经历了悲和痛、血和泪的磨难。若写出一部《武汉地区“文革”十年史》,“七·二○事件”应是其中重要的一页。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了“四人帮”,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结束。１９７８年 １１月,中共中央推倒了林彪、江青一伙强加给武汉广大军民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沉冤 １１年之久的…     

审判编造“酒色论”的刘“太医”

最近《南京日报》等先后刊登有关《审判“刘太医”》的报道。此事流传经年,终有结果,颇快人心。     

伟大的“四五”运动

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这就是“四五”运动的性质及其伟大意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立下了丰功伟绩,世代人民将永远缅怀。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极左路线篡党夺权提供了机会:他们实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阴谋政变,企图从根本上毁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颠复人民民主专政,摧毁共产党的领导,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中国重新投入血腥     

从批判“两个凡是”到领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随着对“四人帮”的揭发批判的日益深入,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错误,彻底查清和摧毁“四人帮”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一大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希望在全党、全国享有崇高威望的邓小平等同志尽快出来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把党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江青是否当过叛徒”审判始末

江青究竟当没当过叛徒．社会上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现在还有人写文章,言之凿凿地说江青曾被敌人抓到过,后来成了叛徒。对此,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的王文正老人不以为然。他说,“两案”预审的时候,曾遇到过这个问题,进行认真调查,查找了很多档案材料,但没有找到确凿证据。最终没有对此进行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