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桂阳郡“金官”考辨

《汉书·地理志》载桂阳郡“有金官”。宋明清的注释家对此出现了“金官说”和“铁官说”。王先谦《汉书补注》采集众说曰:“官本金作铁,引宋祁曰:‘铁官’,邵本作金官;徐松云:‘宋本作铁官’。”当代学者或持“金官说”,或持“铁官说”。《辞源》曰:“金官,采金之官。《汉书·地理志》桂阳郡……有金官。”《剑桥中国秦汉史》曰:“桂阳郡‘金官’铸造黄金。”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册第333页曰:“据《汉书·地理志》所载,设有铁官的郡或县计有:……桂阳郡。”但是,持两说的学者都没有深入论证自己的观点。事实上,两者都难于成立…     

第四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由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主办、人民日报社事业发展局承办、美国福特基金会协办的第四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于1998年10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海峡两岸百余名、世界21个国家65名共180余名专家与学者泄聚一堂,围绕《孙子兵法》,对一系列专题进行了讨论。《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春秋末期吴国名将孙武所著的一部兵书,流传至今已有2500余年。     

孟子“夫妇有别”论小议——兼与金景芳先生商榷

《历史研究》 1994年第 1期载金景芳先生的《古籍考辨四题》 ,读后很受启发 ,而对其中的“孟子‘夫妇有别’说质疑”一节有不同的认识。《古籍考辨四题》暗示孟子的“夫妇有别”论是模仿“男女有别”说提出来的 ,而“孟子不能区别‘男女有别’与‘夫妇有别’的差异” ,提出“夫妇有别”是错误的。并且说 :“我认为在个体婚制下 ,说‘男女有别’是对的 ,说‘夫妇有别’就成问题了。”“‘男女有别’的真实意义说穿了就是严防异性之间发生性行为。如果说上述规定也包括夫妇在内 ,岂不是笑话。”我的基本看法是 :“夫妇有别”论是伦理学理论 ,…     

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答朱绿梅

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上,我提交了《中国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的来源——且谈变文之“变”》一篇论文。我的论文论及释门佛徒唱导化俗所用之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原本自楚、汉“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的辞赋。此外,也谈及“楚汉‘辞赋’是梵文‘经偈’异质同构的对应形式”;“中国佛教之‘偈赞’,名为‘梵呗’实系楚汉之声”等问题。     

“中国式”思维杂拾

上海《解放日报》的《报刊文摘》登了一篇《由厕所里看思维差异》,介绍青年作家余杰的一番议论。余杰到美国,看到美国差不多任何一处公共厕所,除了男女的分别之外,还有专供残疾人使用的厕所。他到大峡谷国家公园,看到公厕的男厕和女厕门口都排起了长队,唯独中间的残疾人厕所没有人。“于是,我的‘中国式’思维又开始工作了：既然残疾人厕所没人使用,何不匀一些人去呢？这样岂不能缩短男女两队的长度,节省大家的时间吗？”他的美国朋友连连摇头说：“虽然现在看没有残疾人来,但是如果正常人正在使用的时候,来了一个残疾人怎么办？这不就造成了正常人侵犯残疾人的权益？”余杰写道：“这番话让我这个自诩为‘文化人’的人,第一次痛切地感觉到自己是那样地没有‘文化’。”     

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

读了季羡林的《沧桑十年·序》,他说:“‘文革’浩劫才过去二十年,人们已经淡化了,给年轻人再谈,已被看作是‘天方夜谭’、‘海客谈瀛洲’;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对此,我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想到“大跃进”,它对“三农”的破坏、摧残,决不次于“文革”,真使农村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亡政息”的境地。对历史负责,就应把它的教训很好的传给后代,不使他们重犯。怎么办呢,李锐的意见我     

20世纪中国史学史著作述评

20世纪初 ,随着“史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新史学思潮的涌起 ,“史学史”这一学科概念形成。有学者认为 :这一概念“可能是从外文译来的 ,或者可以说相等于英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俄文‘Историоｒрафｕа’ ,法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德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耿淡如 :《什么是史学史》 ,《学术月刊》1 96 1年 1 0月号 )。而“中国史学史”这一概念则是梁启超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 (见俞旦初 :《梁启超论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史学史资料》1 980…     

毛泽东的演讲与口才

毛泽东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理论家和军事家,而且也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不但古典文学素养极高,而且在讲话时还经常“古为今用”,且恰到好处。1936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的红军大学做《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演时,为了说明战略撤退的必要性,曾举《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中林冲和洪教头比武的故事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内阁中书周福清——新发现的关于鲁迅祖父的档案材料

一九二七年,鲁迅先生写的《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对我国的档案遗产寄以深切的关注和重视。他尖锐地批评了北洋军阀政府和封建遗老任意偷盗、糟踏档案的行径。他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鲁迅全     

美国研究网络第八届年会暨“美国‘软实力’与社会平等”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1年9月23-25日,美国研究网络第八届年会暨“美国‘软实力’与社会平等”国际研讨会在吉林长春市顺利举行。本次研讨会由美中教育基金会、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和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共同承办,并得到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支持。     

从《孙子兵法》审视项羽巨鹿之战的致胜因素北大核心CSSCI

项羽年青时曾在项梁指导下学习过《孙子兵法》,“项梁乃教（项）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史记·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6页）,于汝波指出,“古人多称《孙子兵法》为‘兵法”’,“项羽所学兵法应有《孙子兵法》”（于汝波：《孙子兵法研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项羽用兵之术亦可佐证其熟悉《孙子兵法》。陈业新评价项羽“用兵神速、以少击众和布阵严整、长于力战”（陈业新：《试论项羽兵法》,     

杭州的美味小吃

著名学者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曾作《杂记赵家》一书,前有序文两篇,“新版序言一”为朱德熙所写。朱先生说：“英美人说to enioy life,中国人说‘过日子’。两种说法代表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to enioy life是积极的．‘过日子’则带着消极的味道,似乎包含要想方设法把一生难熬的日子打发掉的意思．     

技艺·学理:"史无定法"与专门史的融合研究

“史无定法”作为史学研究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影响巨大。学界一般认为,“史无定法”是吴承明先生的观点,事实上在其他学者笔下,或许已多有提及,如余英时在1991年写就的《怎样读中国书》中就曾经说“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14页。所以吴承明在集中论述“史无定法”的重要文章《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缕述了这一观点的发轫:“1984年,我在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中国经济史国际讨论会上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同一问题可用不同方法论证者,不妨并用,若结论相同,益增信心,若不同,可存疑”。这是吴先生提出“史无定法”的源头。在他1992年正式提出“史无定法”时,也曾经表明:“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我赞成此说”,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并没有把这一提法归在自己名下。在缕述学术史时,这是需要首先明了的。     

一周聚焦——木寺昌人做喜欢中国的大使

“中日关系的僵局,关键在于两国的决策层和底层民众。大使是两国间沟通的桥梁,如果‘顶层’和‘底层’的问题不解决,光靠大使的努力是无法融化‘冰层’的”12月25日,日本新任驻华大使木寺昌人接替丹羽宇一郎正式履新。12月14日,木寺接受《人民日报》的采访。他说,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喜欢中国的大使”。     

冯友兰困惑中的“三道金光”

几乎读完了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所有的哲学著作。但令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他在《三松堂学术文集》一书中的自序,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让我更深度理解了他的哲学旨意：“我经常想起《诗经》中的两句诗：‘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中国处在现在这个世界,有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旧邦’。这个‘旧邦’要适应新的环境,它就有一个新的任务,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设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就是‘新命’。这个有‘新命’的旧邦,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社会主义祖国……”     

《说文段注》的校字例

清代说文学大家段玉裁在校改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时,是以贯通《说文》的“书例”为基础的。段氏对《说文》正篆的校改,约有下列七种情况：1、据形误校改例,如：《说文·一下·部》：“也。从声。”《段注》：“‘,也。从梯声。’按今本篆作‘’、‘声’,从‘禾’...     

汇通天下：日升昌

10年前,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来到平遥西大街的一处院落,惊喜地发现了“今天中国大地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这个地方就是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旧址。于是曾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的日升昌,也就随着《抱愧山西》一文再度名扬四海。     

“长征”一词谁是首创者

高华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发表的《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一文中说：“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用‘长征’一词,他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从此‘长征’一词进入史册。”毛泽东的《长征》诗（1935年10月）和他论长征伟大意义的报告,无疑对“长征”一词的传播和影响是广大和深远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长征”一词是毛泽东首先使用或首创的。     

幽默

一位外国留学生向老师抱怨,说北京人爱国主义的宣传意图很好,只是形式太单一,词汇太贫乏。老师不解,请他举例说明。这位留学生说:“很多大楼门上都着牌子,说‘中国人民很行’,‘中国农业很行’,‘中国建设很行’,‘中国工商很行’！”老师笑了,说:“都怪你     

“菏泽”也可称“荷泽”

《江苏地方志》2005年第一期“方志论坛”刊载的《新编江苏县志‘自然灾害录’纠误》一文称：“《洪泽县志》自然灾害’记1983年地震灾害时说：‘山东荷泽发生5．9级地震。’（119页）‘荷泽’应作‘菏泽’,此说有误。”此为误判,理由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