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扬州与长沙窑兴衰关系新探

长沙窑虽名不见经传,但却是唐代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窑口,在中晚唐时代,它的影响已波及到亚洲及其以外的广大地区。由于它的产品主要销往国外,所以,在当时并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长沙窑才被考古工作者发现。此后,经过多次考古调查,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进行了几次科学发掘;才基本弄清了它的面貌和文化内涵。由于长沙窑集中反映了唐代社会、经济、交通、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因此,从多角度,多学科对它进行深入研究,显得尤其必要。 扬州是国内出土长沙窑器物和标本最多的城市,并且不断有新的发现。因此,扬州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并成为长沙窑及外销陶瓷研究的重点。本文将简略介绍历年来长沙窑产品在扬州出土的概况,并且根据扬州与长沙窑的特殊关系,对长沙窑的起源和衰亡原因作初步探讨。     

试论扬州出土唐三彩的窑口——兼论巩县唐三彩的工艺特征

唐代的扬州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对外贸易的港口,也是唐代各窑口的陶瓷集散地.几年来,扬州唐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唐代陶瓷器,其中,唐三彩的发现,占有一定的数量.因其釉色、造型与中原地区出土的三彩器有异,所以,关于扬州出土的唐三彩的窑口问题也就引起了人们的瞩目.     

缤纷绚丽 多姿多彩——扬州出土的唐三彩集萃

唐三彩是唐代三彩陶器的简称,实际是一种多彩器,它包涵单彩、二彩、三彩及三彩以上的彩釉品种,它是唐代陶瓷业繁荣发达的重要标志,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唐三彩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出土,国外亦有不少出土。国内以生产三彩的窑址所在地,西安、洛阳的古墓葬中出土数量最多,扬州次之。扬州地区的三彩器物在唐三彩的研究中占有着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扬州出土的三彩物中,可窥唐代三彩器之一斑。     

唐代拍鼓玩具与花釉腰鼓

唐代的扬州是大江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经济繁荣,商业兴旺,是全国各地的陶瓷器的集散地,从扬州考古发掘出土的数量众多、品种和釉色各异的唐代陶瓷器就可以得到充分证实。其中出土的几件拍鼓像(玩具),虽然相同题材,却别具风格,特别是其身前的腰鼓,虽易被忽视,却十分珍贵。长沙窑青釉褐蓝彩拍鼓儿童像(图1)此像高8.1厘米。面部丰满,大耳、眼、眉、嘴、额前及两鬓头发均浅刻划纹,盘腿坐于圆垫上。小孩双手击拍腰鼓。鼓两端宽大,中部束腰。施青釉,釉色青     

江苏盐城发现唐代生活遗址

最近,在江苏盐城市市区中心建筑施工中,发现了唐代的不间断地层和古代灰坑以及宋代的方砖地坪等人类生活遗址。同时出土的还有唐代的长沙窑制品璧底瓷碗、三彩陶片、硬黄陶假山、成串的开元通宝和宋元时代的残瓷碗、明代的陶罐等遗物。这些遗迹的发现和遗物的出土,为探讨唐代古城的所在位     

馆藏花斑纹玛瑙珠小议

<正>一、造型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批两汉至唐代墓葬遗址出土的褐白相间或黑白相间、宽窄不一圈带纹玛瑙珠,考古报告或研究文章称之为缠丝玛瑙、截子玛瑙或花斑纹玛瑙。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湖南有30余处墓葬出土这种玛瑙珠80余件,分布于郴州、零陵(今永州)、耒阳、衡阳、长沙、益阳、常德等地,长沙出土最多。时代最早的为西汉时期,最晚的为唐代,常德东汉时期的最多。其中,湖南     

唐代扬州波斯人李摩呼禄墓志研究

扬州出土唐代波斯人李摩呼禄墓志记载墓主父亲名为罗呼禄,印证唐代摩尼教法师呼禄可能源自波斯语。墓主夫人姓穆,可能源自中亚的穆国。侄儿名为牌会,可能是波斯语巴列维。这方墓志还反映了唐代波斯人汉化史,指示了唐宋扬州胡人墓地。     

扬州出土的古代波斯釉陶研究

江苏扬州在唐代是商业繁华的重要贸易港口之一,各国商人云集。据《旧唐书·邓景山传》载,当时在扬州的波斯人达数千人之多。唐人笔记及扬州地方志中常提到"波斯邸"、"波斯庄",表明不少波斯人在扬州长住。扬州出土的唐代陶俑中,也可见到波斯人的形象。最近几年在扬州三元路、汶河路等地发现的罕见的波斯釉陶器皿残片,其数量之多,更加证明当时居住在扬州的波斯人为数众多,同时也说明唐代扬州与波斯     

唐代长沙铜官窑彩釉瓷双系大罐

近年来,扬州出土了大批唐代长沙铜官窑瓷器。其中最突出的一件,当推汶河西路唐代遗址所出的一件黄釉褐蓝两色点彩双系大罐,现藏扬州市博物馆。此罐通高29.8厘米、口径16厘米、颈高4.8厘米、系高3厘米、最大腹径79厘米、底径19.5厘米。周身满施黄釉,釉下以褐蓝两色相间的大小斑点组成联珠状图案,配置成一幅云朵与莲花相对称的花纹。其形体之大、纹饰之精、釉色之美,为历来所罕见。它是唐代长沙铜官窑烧造的釉下彩瓷中的一件代表作,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保存最好、制作最精的铜官窑瓷器(图版壹:2)。     

正德青花瓷器与伊斯兰文化的特殊关系

一受伊斯兰文化风格影响的瓷器始见于唐代,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了装有5万余件唐代长沙窑、越窑外销瓷器的沉船,其中长沙窑中有部分瓷器用褐绿和红色彩料书绘阿拉伯文字及伊斯兰风格纹饰。如沉船出土的书写有阿拉伯文＂我是安拉的仆人＂的褐绿彩纹碗。     

唐代长沙窑瓷的异域特色——以淮北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出土长沙窑执壶为例

<正>在淮北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有一件唐代长沙窑褐斑模印人物纹执壶具有典型的时代特色,本文结合此件文物谈谈笔者对长沙窑瓷器的异域特色及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认识。一、唐代长沙窑瓷的异域特色(一)唐代长沙窑褐斑模印人物纹执壶鉴赏这件唐代长沙窑褐斑模印人物纹执壶,喇叭口,束直颈,肩部对称粘装双系,鼓腹,大平底。内施釉至口沿,外施青釉至下腹部。口沿、两系和短流下饰褐斑,两系下褐斑上饰模印胡人吹箫人物纹(见图1)和胡人舞蹈纹(见图2),流下褐斑     

扬州出土的唐代铜镜

扬州自隋代开凿大运河以后,成为全国水陆交通的枢纽,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唐代有"扬(州)一益(州)二"之称,以经济繁华和文化发达著名于世。这从扬州出土了许多造型优美、纹饰精致的唐代铜镜这个侧面,就可得到很好的证实。扬州铸造铜镜颇有盛名。在文献中,记载与扬州铸作铜镜有关的事例很多。《河洛记》中载:"隋焬帝喜奢侈,幸江都,王世充献铜镜屏,帝甚喜,擢江都通守。"这     

唐代青花瓷探析

本文以巩义唐代黄冶窑址以及扬州唐代遗址出土的唐代青花瓷实物资料为依据,对其创烧、发展与制作工艺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我国青花瓷的发端约在初唐时期,盛唐、中唐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晚唐时期趋于成熟.从工艺技术上说,唐代青花瓷是在烧制高质量白瓷和鲜艳绚丽唐三彩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     

从两次调查长沙铜官窑所得到的几点收获

岳州窑是唐代六大青瓷名窑之一,唐人陆羽茶经一书中早已提到了它.十年来在长沙近郊唐宋古墓葬清理工作中出土了大量青釉瓷器,这类瓷器解放前也出土不少,过去一向把它看作岳州窑,但是缺少科学根据.1953年湖南省文管会得到了岳州窑窑址线索以后,派人调查,在湘阴县铁罐嘴发现了唐代岳州窑窑址,从而证实了一向被认为是岳州窑的瓷器确系岳州窑的作品无疑.长沙近郊出土瓷器除了岳州窑之外,还有不少青釉带彩瓷器,这类瓷器过去也把它列入岳州窑范畴之内,但在铁罐嘴窑址里没有见到这种带彩瓷器,因此知道它是另外     

优美的唐代水注

水注亦叫砚滴,是作为盛水以备磨墨写字用的一种文房用具,是在水盂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发展而成的。宋张帮基《墨庄漫录》卷二曰:“禹余粮石,形势多怪,磈磊百出,或整类虾蟆……可贮水作砚滴。” 扬州出土的水注造型有圆形、椭圆形、动物形,以动物形为多,1984年,笔者曾在《考古》上撰《扬州出土的唐代水盂和水注》一文介绍辟邪水注和龙纹水注等文物。今有幸见到扬州文物收藏者李亚丁先生     

东北亚地区贸易陶瓷的初兴——以渤海国遗址出土瓷器为中心

渤海境内的瓷器,均发现于城市遗址,时代集中于9世纪初前后-10世纪初,窑口以越窑、邢窑、长沙窑为主,器形有碗、注壶、罐等.出土瓷器虽然数量不多,但其窑口组合特征鲜明,与同时段新罗、日本出土唐代瓷器相同,代表着东北亚地区贸易陶瓷初兴阶段的基本样貌.唐代南北窑场的产品,似应主要通过朝贡道,以登州为起点,越过渤海海峡输至渤海国境内.由于渤海国与日本存在密切的商业往来,亦不排除唐代瓷器横跨日本海由日本输入渤海国的可能.9-10世纪初环黄、渤海以及环日本海的东北亚区域的陶瓷贸易,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重要一环.考古出土的瓷器,是将有着"海东盛国"之誉的渤海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的直接物证.     

扬州出土的唐代黄釉绿彩龙首壶

唐代的扬州,是我国著名的一大都会,来自各地的商品,云集于此。因此,埋藏在地下的唐代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近年来,随着扬州市的基本建设工程的开展,陆续出土了一批唐代各个窑口的陶瓷器,有罐、壶、碗、盘、钵、盂、砚、瓷枕和俑等。釉色为青釉、酱釉、褐釉、黄釉、彩釉等等。其中在旧     

论扬州出土的一批唐代邢定窑白瓷

唐代扬州是我国东南沿海一座最繁华的商业都市和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近年来随着旧城大规模的拆迁改造和城市考古工作的不断展开,使沉睡于地下千年之久的唐代文化堆积,终于被揭示出来,先后发掘出土了一批重要遗迹和遗物,尤其是,各类窑口的陶瓷器大量发现,而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历史上扬州地处江淮,枕淮水,面长江,临大海,地理自然条件优越,有丰富的物产资源。自隋场帝开凿大运河以来,这里便成为我国重要的南北水陆交通枢钮和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从而促进了唐代扬州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空前繁盛。据《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     

扬州师范学院唐代佛寺遗址初探

一九七六年夏,笔者曾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共赴扬州参观古建及园林。当时承扬州市博物馆和扬州师范学院等有关同志介绍,得知在师院发现出土唐代文物之建筑遗址二处。由于我们正好住宿在该校,得以就便进行实地观察与调查。 扬州师范学院地处扬州市西北,瘦西湖之南侧。依历史文献及现存城垣遗址考证,其所在适位于唐扬州放城之西南郊。一九七五年秋,师院在修建人防工程时,发现了二处估计是属于唐代的建筑遗址。一处在校址内之东北隅,除掘得若干夯土墓址外,出土的有条砖、莲纹及兽面纹瓦当与脊饰残片、残石佛像及刻有唐咸通十四年(873)铭记之石经幢身一段,估计是一处佛寺的遗址。另一处在其西南,出土有大量牛骨料、铁工具及骨簪等雕制品,大概是一座手工业作坊的残址,但未见任何较具体的建筑遗迹。     

扬州唐代古河道等的发现和有关问题的探讨

1978年3月扬州市工程建设中,在东西长1000米、宽10米、深地表5米下的范围内,陆续出土唐代木桥桥桩和木船以及发现淤塞的河道(详见清理简报),为我们研究唐代扬州水道变化和交通运输以及城市布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现就这些发现提出一些初步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