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佛寺考》补苴

本文根据佛教典籍、历史文献、碑石、方志等相关资料,在孙昌武先生《唐长安佛寺考》一文的基础上,新增补唐长安及其近郊佛寺28所,并对某些佛寺的建置沿革问题进行了订正。     

洋洋卷帙 煌煌巨构——读《南宁市志》

在这二十年的我国修志热潮中，《南宁市志》可以称得上是一项浩大工程。我不是方志学家，只不过是个方志用户。由于对几个课题的研究，曾经走遍国内许多图书馆，也跑到国外的著名图书馆，在那里翻阅方志，搜索我所需要的资料，经过我手上的各种方志不下数千种，侯慧粦在《陈桥驿与地方志》一文中已有记述。     

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1949—2000)

本书是《中国地方志》杂志原主编诸葛计先生积十数年之力 ,用编年体编写的一部当代中国方志史 ,具有学术权威性、信息系统性和工作指导性 ,是一部当代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教材。全书约７０余万字 ,大３２开 ,８００余页 ,于今年９月底由中华书局出版 ,面向国内外发行 ,现已在全国方志系统开始征订 ,希望有关单位积极订阅。本书全面总结新中国两次大规模修志工作的历史经验教训 ,对开展新一轮志书的编修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该书对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 ,至２０００年底方志史事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记述。书中对港、澳、台地区的史…     

走近龟兹

一 龟兹,好古怪的国名。因为古怪,才在我的印象里嵌得又深又牢。后来发现,音没读准,误为“ｇｕｉ”兹。一笑之余,神秘感又添了几分。 龟（音ｑｉｕ）兹在何处？史载：乃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地处丝绸之路北道要冲,所辖领地以今新疆库车县为中心。龟兹作为汉唐西北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佛教石窟的艺术宝库,其影响远播古今中外。 多年前读《大唐西域记》得知,玄类去印度取经时,路过屈支（龟兹）王国。该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有佛寺百余所,僧尼五千余人。每年秋分举行迎佛像大会十余日。各佛寺用珍宝锦绮把佛…     

论早期佛教造像东渐的“时空差”

近年来于中国南方发现的大量佛教遗物,清楚地显示出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由西而东的整个流势,即佛教南方之路的大致轮廓。木田知生先生曾作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他将江浙等地方志中有关汉至西晋间的佛寺记载作了统计,结果表明,方志所载与近年来出土早期佛教遗物的地点,基本上是一致的。由此可见,方志虽不可全信,但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即此可以认为,汉至西晋间吴地已出现了许多佛寺建筑,这与近年发现的大量佛教造像有一定联系,均与当时当地的宗教氛围分不开。长江上游的佛寺情况尚未整理,但由江浙等地的情况可以推想出,四川等地佛教艺术的出现亦不是孤立的现象,是有一定的宗教思想为基础的。     

近百年来甘肃汉唐方志整理研究综述

甘肃汉唐之际纂修的方志大多散佚,虽然仅有部分为传世文献引存,但却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近百年国内外有关甘肃汉唐散佚方志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表现在存目稽考、佚志辑校、综合研究等方面。遗憾的是,每方面都有不足之处：存目稽考仅为考订题名、撰者、卷帙存佚及成书年代之作,并非辑佚校释之著述;佚志辑校方面均有失考之处,且有的未进行校勘整理;综合研究方面比较欠缺,成果很少。因此,甘肃汉唐方志的整理研究亟待进一步加强。     

（光绪）《嘉兴府志》载嘉兴县佛寺沿革史迹辑校

（光绪）《嘉兴府志》是清代最后一部,也是规模最大的一部嘉兴府志。该志资料翔实,体例精当,尤其卷一八、一九寺观部分,分别辑录嘉兴、秀水,以及嘉善、海盐、平湖、石门、桐乡共一府七县之寺、庵、院、观,述建置沿革、兴废始末、典章故实,注文献渊源,附诗词文章,资料价值极高。然而,有些比较重要的沿革史迹内容亦被其遗漏、忽略。文章以卷一八中嘉兴县佛寺为研究对象,在进一步查阅有关方志文献基础上,对（光绪）《嘉兴府志》所遗缺之重要沿革史迹进行辑补,并对发现的相关文本讹误进行校勘。经过比对发现,（崇祯）《嘉兴县志》记载最为详细、精确、周全,对于（光绪）《嘉兴府志》之补缺作用尤其明显。（光绪）《嘉兴府志》对弘治、万历、崇祯、嘉庆等志并未直接参阅,相关摘引材料是从其它志书中转引而来。     

张维《陇右方志录》学术思想分析

张维是民国时期有影响的方志学家,他曾经总纂民国《甘肃通志稿》,独立编著《甘肃人物志》《陇右方志录》,还在陇右旧志的校补勘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张维曾撰有《方志衡义》一书,以表达他研治方志数十年的心得体会,可惜此书已散佚。在《陇右方志录》自序及其对所著录方志的评价中,可以略见张维方志学术思想之梗概,张维认为：方志起源多源说更合乎方志发展实际,方志雏形在西晋形成,图经是方志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方志所存之史事关下层社会民生,并强调方志对历史规律的认知价值;方志编修要因应时代、与时俱进,应重视资料和听取学界的意见;旧志具有四个弊端六个陋习等。     

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

本书是《中国地方志》杂志原主编诸葛计先生,积数十年之力,用编年体编写的一部当代中国方志史,具有学术权威性、信息系统性和工作指导性,是一部当代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教材。全书约70余万字,大32开,800余页,于今年9月底由中华书局出版,面向国内外发行,现已在全国方志系统开始征订,希望有关单位积极订阅。     

南京六处六朝佛寺遗址考

<正> 南京的佛教寺院始于孙吴,初兴于东晋,大盛于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关于当时佛寺的盛况,因唐人杜牧诗中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语,所以一般文章中常用“四百八十寺”之数,而根据正史及佛教典籍所载,南朝首都建康的     

明代重庆地区纂修方志考论

明代是重庆地区纂修方志的重要阶段,虽大多散佚仅有5部留存,但却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对此整理与研究,不但可以扩充巴渝古代史与文化研究的史料基础,还可以补史、证史,有利于地方人物、史事与艺文之搜集,有利于当代区域文化的发展。但目前学界对明代重庆地区所纂方志综合研究方面比较欠缺,成果很少,且论说不一。因此,明代重庆地区所纂方志的整理与研究亟待进一步加强。     

方志对于神话传承的独特意义──以山西方志所载羿神话为例

神话在民间的流传和信仰情况主要是通过地方志得以记录和保存的。方志记载了神话产生的地域、供奉神话英雄的庙宇、对神话英雄的祭祀,正是这三方面的记载,使神话更为丰富并得以世代流传。本文以山西方志所载羿神话为例,以翔实的资料来说明地方志对于神话传承的独特意义。在这一点上,方志具有其他文献无法比肩的作用。     

《上海方志研究概要》出版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方志编纂处处长、编审梅森所著的《上海方志研究概要》已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全书2 90千字,只印40 0册(精印)。该书是研究归纳上海地区1193～2 0 0 3年80 0多年间方志理论研究的专著。内容包涵上海传统方志理论研究的概要和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研究的提要,具体包括上海方志理论研究述略、传统方志理论研究、新方志指导思想研究、新方志性质功能研究、新方志资料研究、新方志编纂方法研究、新方志分志研究、新方志地情特色研究、新方志志种研究、新方志理论著作提要,另附上海方志研究著作论文文库表图。全书广征博…     

方志对于神话传承的独特意义——以山西方志所载羿神话为例

神话在民间的流传和信仰情况主要是通过地方志得以记录和保存的。方志记载了神话产生的地域、供奉神话英雄的庙宇、对神话英雄的祭祀,正是这三方面的记载,使神话更为丰富并得以世代流传。本文以山西方志所载羿神话为例,以翔实的资料来说明地方志对于神话传承的独特意义。在这一点上,方志具有其他文献无法比肩的作用。     

《苏州旧志序跋汇编(府县志辑)》编写缘起

正苏州是地方志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方志之乡。从现存最早的反映吴越历史的"方志鼻祖"《越绝书》算起,这里的修志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了。历代先贤为我们留下的旧志约400种,占全省存世旧志的三分之一。要研究苏州乃至江苏的历史文化,离不开这些旧志。自汉至北宋千余年间,地方志曾以地记、图经等名称和形式长期流行。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考证,苏州一带曾有过顾启期《娄地记》、顾微《吴县记》、张勃《吴地记》、顾夷《吴郡记》等数种,可     

二轮修志期全国方志学研究成果概览——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所载相关成果(2001—2020)的综合分析

改革开放后全国两轮大规模修志期以来,方志学术研究成就卓然,成果丰硕。本文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所载大量相关论文为基础,分别就全国第二轮修志期(2001—2020)方志学术研究的发展过程、主要特点及存在问题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全国方志学术研究的基本状况。     

一部弥足珍贵的辑佚著述──—读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

刘纬毅同志编纂的《汉唐方志辑佚》一书,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97年12月出版。这是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热潮中整理旧志的一个重要成果,故十分可喜可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故其编纂者可敬可佩。辑佚,是我们前人抢救古籍的一大发明,是专门拾遗钩沉的一种学问。它起源于宋,发展于元明,鼎盛于清。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方志的辑佚工作基本上是个空白,这也是大气候使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纬毅同志抱着对祖国地方志的强烈热爱,在山西省图书馆工作时于整理古籍之余,着意对汉唐方志辑佚。不久,他参加了新编…     

对新编方志工作的几点意见

新编方志工作已进行20年了,第一届全国三级方志大部分已经修完或接近修完。在已出版的数千种方志中有不少精品,有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学术著作。绝大部分新编方志对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起着重要作甩,在海内外受到广泛重视,这是十万修志大军对时代的贡献．功不可没。这项“功在当代,利泽后世”的事业在中国文化史上将占据重要的一页。     

试析孙星衍的方志学思想

孙星衍不仅是清代著名的考据学者,而且也是一个颇有影响的方志学家,他的方志学思想属于典型的考据学派,他主张方志以考据存文献,重视志书的资料的考证工作,因此孙氏所修志书史料价值很大,有极高的存史价值。由于受到考据学思想束缚和影响,贵因不贵创,重地理考证而轻当代文献。创新不足,贵因有余,厚古薄今,把地方志局限于地理沿革考证层次上,这样,他所纂修的志书难以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地方性著作,只能算是文献资料汇编。     

清代方志的编修、类型和特点

清代是我国封建时代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级官府的高度重视,修志局馆的普遍建立,名家学者的广泛参预,使这一时期的修志规模和成书数量都远远超过以往各代。清代方志基本因袭前人创设的体例规制,但其品类更加多样,内容更为充实,大部头的通志纷纷涌现。由于参加修志的学者的学术渊源不同,因而所纂志书呈现出极不相同的面貌,或偏重于地理沿革,或偏重于社会历史,在书写形式上,有以撰述为主,有以考据见长,形成了鲜明的方志流派。清代方志理论研究已较有系统,领域更为开阔,以章学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历代方志学成果进行了认真总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而提出新见解、新理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