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的政治思想倾向

传统的观点把《左传》看作儒家经典,说是儒家学派的政治教科书,《左传》作者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但过去有人从经学角度考察,认为“左氏不传春秋”,或说“左氏不祖孔子”,攻讦《左传》不附合经意,两汉今文经家即力主此说。近人有认为“《左传》作者固兼有儒法兵三家思想”的。此外,称《左传》是兵书的亦有人在。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左传》思想不是正统的孔孟学派,而更多地倾向于荀子学派,兼容了法、兵家的某些思想成分。如果摒弃今文经家的偏见,对“左氏不传春秋”的内容极易理解。因为,《左传》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中期,它的政治思想倾向正反映了战国前期魏霸鼎盛、王者未兴的时代特征,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适应变动了的潮流,承认现实变     

芷兰斋书跋——惠栋批校《国语》二十一卷存卷一至卷三

《国语》又称《春秋外传》,与有《春秋内传》之称的《左传》并列,两书互为表里,互相参证,内容记载春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之历史,相传作者为左丘明,然因八国史事之记载详略不同,文风迥异。     

国家博物馆藏《国语》三种明刻本考释

正一.《国语》及其版刻源流《国语》是我国先秦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按国别体编排,以记言为主,记载了周穆王十二年征犬戎至周定王十六年(前453年)韩、赵、魏联合灭智伯五百多年的历史,从西周中期到春秋战国。关于《国语》的作者,尚未有统一的认识,部分学者认为是《左传》的作者左丘明,成书时间也没有定论,部分学者认为是左丘明晚年所著,也有学者认为是在左丘明     

夏禹何能划九州

贵州有些《方志》和《文史资料》说:“在夏、周(或商、周)时期,贵州为梁州(四川、陕南、陇南)南裔,荆州(湖北、湖南)西鄙。”此说正确与否?本文想予以解答。一九州为后世之设想九州之名出自后世书籍,并非夏朝文献所载。既为后世之说,其为猜测(或是一种想像),一见即知。例如: 左丘明是春秋末期的人。《左传》记事时限又止于公元前四六四年(鲁悼公四年)。则左丘明也应是前四六四年前数十年间的人。他距夏禹时代已晚了一千五百余年,他的所言当然不宜作为夏禹历史的根据。相传,《左传》又是左丘明所写之书,如此,《左传·鲁襄公四     

《左传》和《春秋》是什么关系?——评沈玉成著《春秋左传学史稿》第十二章

最近读到沈玉成先生写的《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对于《左传》一书成书的历史作这样详细叙述真是难能可贵,可惜我没有时间全读,只读了第十二章讲近代学者对《左传》的研究成果,其中涉及拙作《左传编撰考》,发现我们对《左传》和《春秋》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重要问题的看法是对立的,并且发现沈先生对拙作的理解有明     

早期《左传》研究的两功臣——广东人陈钦陈元父子

一般的意见认为汉人刘歆是奠定《左传》学的元勋。那么,当时的陈钦、陈元父子俩对促进《左传》学的发展来说也贡献颇大,堪称是早期《左传》研究的两大功臣。 《汉书·刘欲传》说:“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据说《左传》是由春秋末战国初的鲁国人左丘明最先编撰的,因这部书中有不少内容对孔子所撰的《春秋》经文有所解释,故它又被视为解经之作。西汉时著名的解经之作有《公羊传》和《谷梁传》。两传具属今     

廖平《左传》研究对杜预的批评

杜预的经学成就主要在《左传》注,成书《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杜预在《左传》研究方面的创获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杜预所谓“集解”不同于何休之“集众家之解”,而是“集经传而解之”之意,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     

邿国地望新探

邿国为春秋小国,见于《春秋左传》凡两处：《左传·襄公十三年》：“夏,邿乱,分为三,师救邿。”《左传·襄公十八年》：“乙酉,魏绎、栾盈以下军克邿。”关于邿国地望,历来有几种说祛。一种说法认为在今济宁邿堆。《左传·襄公十三年》杜预《注》：“邿,小国也,任城亢父县有邿亭。”《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和《水经注》对邿的地望的记载与杜预一致,后来史志也多遭此说。如清人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十四谓：“今济宁州南五十里有亢父城,又有邿城在州东南。”另一种说法认为在今济阳县境。《大明一统志》卷二十二…     

试论杜预的“《左传》癖”

杜预自称“有《左传》癖”,写成了《春秋左传集解》、《春秋释例》、《春秋长历》等著作。其实 ,杜预读《左传》成癖 ,主要原因是《左传》以礼治国、从政务实、重视武备、注重休养生息和法制思想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左传》作者兼有儒、法、兵家思想 ,但以儒家思想为主 ,杜预也是如此。他为《左传》作注 ,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即“立言”和“立功”的统一     

《春秋》三传的灾异观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常被并称为《春秋》三传。本文标题也采用了这个约定俗成的说法。不过,应该说明,《左传》原非解《春秋》之书,前贤已多有论证,我也同意这种说法。所以,本文标题并不表明我是认为《左传》原为解经之书的。一皮锡瑞在其《经学通论·春秋》的“论《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左氏、公羊好言占验,皆非大义所关”条中,举了一些《左传》中占验的例证,并说:“公羊家与左氏异趣,而亦好言祥异占验。汉儒言占验者,齐学为盛。伏传五行,齐诗五际,皆齐学。公羊氏亦齐学,故董子书多说阴阳五行,何氏解诂说占验亦详。要皆《春秋》之别传,与大义无关。”     

浅谈真德秀的官德规范

中国自古重视官德。儒家经典著作《左传》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贿彰也。”(春秋&;#183;左丘明《左传&;#183;桓公二年》)指出：为官失德．骄纵贿赂就会盛行;官不正派,就会危及国家存亡。于是有卓识远见的政治家,制定下一套套的官德规范。南宋大儒、参知政事(副相)真德秀（1178～1235年,福建浦城人),集理学之大成,立下《大学衍义》等上千万字著作,大量宣传他的为人、为官、为王的道德思想,影响着封建社会后期。他倡导的官德规范,至今尚有相当的价值。     

辞令

《礼记·经解》:“属辞此事,《春秋》教也。”春秋时士大夫重辞令,孔子也重辞令,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极重视《春秋》在表述上对文辞的斟酌。司马迁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反映出孔子对历史撰述在文辞要求上的严肃态度。《左传》作者概括了《春秋》在这方面的成就,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后来《左传》、《史记》都继承、发展了《春秋》的成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敦煌残卷本《春秋左传正义》的学术价值

敦煌文献P.3634+P.3635《春秋正义》为现存最早的《左传》单疏抄本。由于其抄写时间与孔颖达《春秋正义》的成书时代非常接近,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保存了书本的原貌,通过与它本的比勘可纠正传世《左传》文献及前人校勘之失,在版本学、校勘学方面非常有价值。此外,敦煌残卷本《左传》还保留了当时敦煌地区流行使用的大量俗字,对于文字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左传注》语词札记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合并经传而为笺注,征引淹博,考辨缜密精当,胜义层见迭出。在校勘和注释中,作者探赜索隐,多发前人之未审,成就很高,堪称当今《春秋左传》研究之巨擘。《左传》之为经典,古来研治者众矣,而歧说悬疑益多矣,《春秋左传注》犹不免白圭之玷...     

关于《春秋》性质的再思考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从战国之际的孟子、苟子,直到两汉时期的司马迁、班固等人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即认为它是一部蕴含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孟子&;#183;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瞑。”这是说孔子有鉴于春秋末年世道人心的衰坏,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性质再议——兼与刘伟先生商榷

长沙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诚然与<左传>存在关联,但本文对相关文献重新研究后认为,帛书<春秋事语>很可能既非简化<左传>而成的<左传>系统古书,也非<左传>成书所参考的底本,而应是一种颇受<左传>影响的"语"类古佚书.虽然帛书<春秋事语>形式特征与<国语>接近,但帛书<春秋事语>是<国语>选本的有关推测尚缺乏充分依据.     

论《左传》在中国军事学术史上的地位

论《左传》在中国军事学术史上的地位王志平吴敏霞《左传》,即《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传为春秋末鲁国人左丘明为解释《春秋》所做的经传。《左传》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现存较完整的一部记述春秋时期历史的史籍;它与《谷梁传...     

评杜预《春秋左传序》的“三体五例”问题

“三体五例”问题是《左传》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它牵涉到对《左传》中解经文字怎样理解。当代青年读《左传》往往被其迷惑。古今学人虽然对《左传》义例多有批评 ,但又缺乏系统论述。本文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指出所谓“三体”,既不出自周公 ,也不出自孔子 ,而是《左传》作者所总结的《春秋》书法原则。至于“五例”,本为汉代左氏学者赞美《春秋》的文字 ,后被窜入到《左传》原文中。依“三体五例”去解《春秋》大义 ,则不可信据     

《左传》的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

既往研究中,对《左传》成书年代的考证多根据《左传》中的预言,特别是个别不验的预言,这种方法有其缺陷。实际上,考证《左传》成书年代可依据其自身具有的大量证据,而不必单纯依靠个别孤证。本文通过时《左传》所取材料来源的具体分析,论证了《左传》之所以成书于那个时代的必然性及其原因。     

试论《左传》的叙事视角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作品,其叙事视角可归纳为三种：史官视角、人物视角和作者视角。这些视角在《左传》编撰成书中有不同的作用和意义,共同勾画了一幅生动细腻的大型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