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年造大清国币系列币模乃维也纳造币厂所制

清末开始引进机器制币后,各省自行其是,促使户部为整顿圜法而设置了造币总厂。在此统一币制的过程中,曾于宣统二年(1910年)依《币制则例》颁布后的型制,试制标示为“宣统年造” 与“大清银币”或“大清铜币”、单位为“圆、角、分、厘” 系列的标准国币。《中国钱币》2001年第3期刊载黄志明先生大作,在论及此系列     

大清银币“阴文”签字样版

1889年(光绪十五年),自两广总督张之洞在粤省造币厂首创自铸银元后,其他各省亦纷纷设厂仿造。由于各地所铸银元均标有本省省名,而且重量、成色不一,人们使用颇感不便。 1909年(宣统元年),度支部尚书载泽向朝廷请旨,奏称币制改革重要,提议取消各省地区性货币,划一币制单位。同年正月十四日议准由度支部设立币制调查局。次年四月二十六日颁布《币制则例》,规定以“元”为单位,定银元为国币,废除银两制度,停止各省自     

半开银币——近代云南的主要流通货币

<正>中国虽然有悠久的铸造使用货币的历史,但近代以前只有货币制度而无货币本位制度。近代中国在西方货币制度的影响下,开始考虑建立银本位制度。但在以"两"还是以"元"为货币单位问题上争论不休。直到清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度支部奏定《币制则例》才确定国币单位名称为"元",以银为本位,一元为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另以五角(半开)、二角五分、一角三种银币,五分镍币及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铜币为辅币。从此,我国货币进入以"元"为主币的时代。但近     

大连发现广东光绪元宝七分二厘铜样币

大连发现广东光绪元宝七分二厘铜样币曹积效１９８７年寿,笔者在大连西岗旧物市场购得一枚广东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七分二厘龙洋黄铜币。该币直径１．８５,厚０．１１厘米,重２．１６克。此币轮廓清晰,铸造精美。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粤督洋务派张之洞为解决中国币制危机,从国外购进铸币机,拟从广东试铸库平七钱三分系列银元,未获清廷允准。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张之洞将七钱三分系列银元改版为七钱二分系列银元（依次为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并经清廷饬令将原七钱三分版正面珠圈外洋文改在背面蟠龙四周,银元铸地名称、重量改在正面上下珠圈之外,并于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四月初二日开机试制。广东省造光绪元宝龙洋系列,本应为银质,这枚铜质七分二厘光绪龙洋似应是此时试制的样币。大连发现广东光绪元宝七分二厘铜样币@曹积效     

“新疆大头”再探及其版式研究

一、“袁大头”的渊源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令江南造币厂归财政部管理,主张把铸币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并着手定币制。不久,袁世凯在中外势力扶植下,迫使孙中山于民国元年四月一日让位,故币制问题未及整顿。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当时的北洋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改革酌原因有三：     

嘉道时期全国铸钱数量的考察

嘉道时期是清代前期铸钱数量相对较多的时期。对于当时全国的年铸钱数量,张家骧先生在其所著《中华币制史》中,依据《户部则例》规定各钱局所设炉座、卯数以及每卯铸钱数量的多少,计算得出“嘉庆五年,全国铸造总额为二百零五万缗（又称串）”的结论。     

《蒙古律例》及其与《理藩院则例》的关系

本文介绍了康熙至乾隆朝纂修的《蒙古律例》蒙、汉文版本 ,以及国内外的一些研究情况。探讨了与《理藩院则例》相关的问题 ,指出“乾隆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不是《理藩院则例》 ,而是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理藩院部分的稿本 ,《理藩院则例》撰修于嘉庆年间 ,是《蒙古律例》的续修和发展     

上海造币厂设立的前前后后

民国政府在1912年设立了币制委员会,研究币制改革。民国三年(1914年)3月6日的《币制局简章》规定设置币制局,12月27日裁撤。民国七年(1918年)8月10日公布《币制局官制》复设币制局,直属国务院。币制局的职权包括监督全国造币厂,监督中国和国民银行发行券,监督、整理各省官银钱号,筹办其它关于币制事项。次年4月18日,财政部、币制局会呈大总统文中已经谈到整理币制,先从统一大银元入手,“熔旧铸新既颇著成绩,铸成之新币各省一律通用,其势骎盛”,“从前各厂铸造之     

财政部平市官钱局及其发行的钞票

北洋军阀统治初,财政总长熊希龄拟进行币制改革,据上海《时事汇报》第1号(1913年12月)载文云:“改革币制之议,创于前清,及熊氏入阁,以理财为己任,而外人又以此为裁厘加税之前提,于是改革之机乃渐熟,确立如下计划:(一)各省增设国家银行支店,以计货币的流通;(二)收回各省滥发纸币,以图货币之划一;(三)新纸币发行准备金,以币制借款充之;(四)派员调查各省纸币及银、铜币;(五)币制改革之实施,由明年一月着手。大纲既定,而其进行乃有可言矣”。     

居延汉简“支满”、“丈满”辨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先生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下文简称《合校》)简4·4A：“第二隧卒江谭以四月六日病苦心服(腹)丈满。”简293·5：“田卒平干国襄垣石安里李年卅七本始五年二月丁未疾心腹丈满死。”“丈满”学界向存不同意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释作“支满”(释文第3页)，裘锡圭先生仍旧说，并引《素问·藏气法时论篇》等篇和《韩诗外传》卷三“支满”、“满”、“支”说法为证(裘锡圭《汉简零拾》，《文史》第12辑)。薛英群先生虽采“丈满”，但解释“丈满”含义时…     

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 法币政策的功与过

1914年时,北洋政府曾颁布《国币条例》,实行银本位币制,并铸造了总重为七钱二分的壹圆银币为国币。由于袁世凯复辟称帝,《国币条例》未能很好贯彻．     

四月青年维权记

9月20日的英国《金融时报杂志》，主题是“中国2013”。除了该报的驻京记者、学者杨继绳，四月网总编胡亦南也撰写了一篇英文文章，《忘掉“崛起的中国”吧》。     

国民党币制改革泄密真相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为挽救因法币破产而引起的经济崩溃,于8月19日抛出币制改革方案. 8月20日,财政部部长王云五在南京记者招待会上,透露币制改革早有准备,只是未透风声罢了.可就这一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了题为“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副题为“豪门巨富纷纷搜购黄金公债,隐名之人曾大批抛售股票”的消息.消息使各界沸腾,纷纷打电话询问19日上午抵沪抛售3000万股永纱股票获利四五千亿元的“隐名人”是谁?可结果一无所获.     

《山海经》巴人世系考

古代巴人之世系,见于记载者推《山海经》与《路史》。《山海经·海内经》曰：“西南有巴国,太昊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与《山海经》此语类似,《路史·后记》曰：“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照,后照生顾相,（降）处于巴,是生巴人。”稍有不同的是,《路史》将《山海经》中的“大昊”改成了“伏羲”,并又在“后照”之后加进一“顾相”,认为“顾相时始为巴人”。《路史》对巴人世系的记载明显系祖述《山海经》之说,故本文对巴人世系的考证,其实也就是对《山海经》巴人世系的考证。由于《…     

西汉白金货币再探

西汉武帝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进行了第一次币制改革,废四铢半两钱,造“白金三品”和“文如其重”的三铢钱。这次币制改革的目的和过程在《汉书。食货志》、《史记·平准书》都有相同的记载,而且对白金三品的形制、币值、材质也进行了详细的记述。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辽宁纸币发行

一从 2 0世纪之初到 2 0年代中期 ,是中国社会由封建清王朝转变为民国“共和”的紊乱时期。这一时期 ,也是中国货币史上一个极为紊乱的纸币发行时期。民国初年 ,袁世凯统治下的北京政府曾经设想统管起全国的货币(纸币 )发行。 1 91 2年 1 2月 ,北京政府曾赋予中国银行发行银行券的特权 ,并明令在未进行币制改革以前 ,中国银行券流通全国 ;同年 ,北京政府设立币制委员会 ,从 1 91 2年 1 0月 1 8日到 1 2月 1 7日短短两个月中 ,该委员会开会 2 3次讨论和改革“币制”问题 ,并于 1 91 4年 2月 8日公示了《国币条例》① 。这些 ,都表明北京政府…     

“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与日本友人梅屋庄吉

“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是辛亥革命时期以“同盟会本部”名义发行的筹饷票券。笔参与编的《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一书,收录有五元面值的该券一张。其正面居中为白日图案及交叉的青天白日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其上方为“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名称．下侧为“五圆”面值．右边为“同盟会本部发行”。左边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月日押”字样,外绕花框,四角分别有“5”及“五”字面值数。背面为发行“要则”五条．内容如下：“本部为接济各地义军军需起见．特发行此义饷凭单,分百圆、五十圆、十圆、五圆四种”;“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可向新政府银行照数取换国币”;“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在本国内无论何处均可通用”：“本凭单得由所有转让与他人”：“本凭单发行时盖有三印为据。如未盖印及印迹不符作为废纸”。     

《三国志》“渭南”标点商榷

《三国志》“渭南”标点商榷东湖晋人陈寿《三国志》叙三国战事，时见“渭南”字样，中华书局校点本多标示为“渭南”。显以实限地名视之，颇有失当，今特为辨正如下：１．《魏书·明帝纪》（第１０３页）魏明帝青龙二年四月，“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马宣王率诸军拒之...     

商鞅第二次变法确有调整货币之举

钱剑夫先生在《秦汉货币史稿》中说：“秦自商鞅变法,民富国强,其币制亦必有所更新。”①黄锡全先生在《先秦货币通论》中指出：商鞅第二次改革中“统一度、量、衡制,‘平斗桶（斛）权衡丈尺’,其中当包括有统一货币之内容”圆。我们结合史料对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探讨,初步认为：“调轻重”作为二次变法中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很可能是调整货币等级、开始发行一两型圜钱的标志。     

西原借款与段祺瑞政府的币制改革

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都试图改革中国币制,统一全国的货币制度。1918年始,在日本方面提供＂西原借款＂的条件下,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出台了《金券条例》,力图通过这笔借款的一部分进行一次币制改革以希在中国建立金本位的货币制度,但最终归于失败。长期以来,学界对＂西原借款＂的研究都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来评价借款对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以及中国政局、社会经济的影响。具体到当时段祺瑞政府的币制改革有何影响则鲜有评述。本文将通过探讨币制改革的背景、过程,日方“西原借款”与此次币制改革的关系．来揭示段祺瑞政府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