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安南之役"略论

“安南之役”是清乾隆年间中、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文章从“安南之役”发生的背景、“安南之役”前期进军顺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安南之役”的性质和影响等三个方面对“安南之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安南之役”是清朝为维护中、安宗藩关系发动的战争,并非清朝对安南的侵略,它也未从根本上影响以后中、安关系的的正常发展。     

有关安南都护府的几个问题

安南都护府为唐朝六个都护府之一,是唐朝管理南部边疆地区的主要机构,对于维护唐朝南部边疆的稳定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从安南都护府的兴衰、历任安南都护的考述、安南都护的选任制度、安南都护府的职责等方面,在前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安南都护府进行了相对系统地探讨。认为安南都护府的统治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的地方。成功之处主要体现在统治相对比较稳定、持续,一直到唐末唐王朝仍然在安南地区维持着统治。失败之处在于时有反叛,其根源则在于唐朝安南都护的选任制度和管理制度不规范,都护更替频繁,施政缺乏连续性。     

高熊徵与《安南志》新论

据南京大学藏清刻本《安南志》,结合其他中、越古代文献,《安南志》可能为明代佚名的《交阯志》,后为清人高熊徵增补刊刻。高氏增补是书后,其逐渐在中越两国流传开来。现存的中、越《安南志》诸本可能均为高氏增补《安南志》残本,应综合清刻本《安南志》和标点本《安南志原》来还原《安南志》的原貌。     

安南钱币浅释

安南即今天的越南,它位于印度支那半岛的东部。因我国唐代曾在此地设安南督护府,安南之名由此而得。公元939年安南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吴权率军在白藤江击败南汉水军,自立为王。安南遂告独立,定都升龙(今河内)。安南独立后,升龙成为商业中心,商业由国家垄断。货币也随     

陈诚出使安南相关情况探析

陈诚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位被忽略的出色外交家。明初,他一使安南,五使西域,出色地完成朝廷交付的外交使命。史学界对陈诚出使西域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其出使安南研究不是很多。本文主要以陈诚与安南国王陈日煜双方的来往文书为依据,论述陈诚出使安南的相关情况。     

华侨史上一位值得研究的重要人物——安南国王陈日火日巨籍属辨析

华侨史上一位值得研究的重要人物——安南国王陈日火日巨籍属辨析郑山玉丁东史载我国宋朝时期,有两位越籍闽人先后出任安南国王,一是在北宋初期,李公蕴建立安南李朝;一是在南宋后期,陈日（又作照）继李朝之后,建立安南陈朝。李、陈两朝统治时期,跨越了我国宋、元...     

《刺安南事诗》与《三羞诗(之二)》关系略考

唐代诗文一些篇章与安南史地有着密切联系。懿宗朝举子《刺安南事诗》与皮日休《三羞诗(之二)》即为其中的两首。有学者误将懿宗朝举子理解为安南士人,将上述两诗视为两首作品,或以为一诗两传。实际上,从皮氏科考经历、唐朝与南诏在安南的战争和《皮子文薮》的写作等方面考察,懿宗朝举子即皮日休,《刺安南事诗》创作在先,后修改定型,才有了《三羞诗》。《全唐诗》以两诗著录,一些史籍著录也有歧互处。越南学者关注《三羞诗》,但并未发现其与《刺安南事诗》之关系。     

安南都护府与唐代边疆防御体系的构建及影响

安南都护府作为唐朝设置在南部边疆的重要管理机构,既是维护唐代南部边疆稳定的基石,也是拱卫唐代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依持设置在南部边疆的安南都护府,唐朝有效稳定了南部边疆的社会秩序,巩固了中央王朝在南部边疆的统治;凭助安南都护府与邕州都督府、南宁州都督府而构建的唐朝南部与西南边疆相互维卫的防御体系,则又为唐朝统治在南部边疆的不断深入提供了保障。安南都护府在唐代边疆防御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高熊徵《安南志》版本之审定

清人高熊徵纂辑的《安南志》(又名《安南志纪要》),系采用万历《广西通志》或康熙《广西通志》中的《安南志》等有关文献纂辑而成,全书共一册,不分卷,内容完全,并非近年学者提出的“残本”,亦非缺失数万字的“旧志正文”。今传越南《安南志原·总要》之后的三卷内容,与刻本《安南志》无关,其归属如张秀民先生旧文所考。     

中越典籍中的南越国与安南国关系

秦汉之际赵佗建立南越国,先臣服汉朝,后称帝,《史记》《汉书》认定其为汉朝的诸侯国。汉晋时"南越"成为岭南和交州地区的地理概称。安南自主建国后,宋朝以"南越王"封赠安南已故国君。从舆地沿革的角度,中越古代学者均认为安南国继承了秦象郡即南越国一隅,亦即汉交趾、日南、九真三郡。阮福映取得安南国统治权后,请以"南越"为国名,嘉庆帝以"南越"牵涉赵佗南越国,予以拒绝,赐名"越南"。阮朝嗣德帝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以南越国为"非正统",否定了前朝确立的安南国和南越国在国统上的联系。     

越南成语大钱研究刍议（一）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遣路博多和杨仆讨伐南越国赵阳王,平南越国,改设交趾部,后改交州。唐设安南都护府。丁朝兴起,称大瞿越,李圣宗改为大越。但中国仍封大越国王为交趾郡王。安南李朝甲申年（1164年）,宋孝宗改交趾郡为安南国,封英宗为安南国王。安南人认为：“安南”有臣服之意,故曾遣使赴中国求封,并请改国号为南越（取安南之南,越裳之越）。然因古时赵朝南越之地包括两广,清嘉庆九年（1804年）决定将两字对调,称为“越南”,免与旧名混淆。     

安南与黄山有个约定

5月23日下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离开北京,结束了他就任以来对中国的第七次访问。在安南飞往北京前夕,本刊驻联合国记者邹德浩对他进行了采访。     

13—15世纪安南的国家意识与文化取向

宣布独立后,为构建独立的行政体系、文化解释系统与培植独立的国家意识,平衡与中原政权的关系,安南经历了数百年的探索。在行政方面,主要仿效宋、明的机构设置,建立类似于中原政权的行政管理系统。在文化方面,安南陈朝尊周孔而贬朱程,通过批判元末明初的理学思潮,彰显其独立的文化性格。但经历明朝管治30年后,黎朝统治者以"文化认同"策略,承袭了明朝的文化伦理价值,健全其儒学教育体系与科举考试制度。在国家意识方面,安南统治者通过创造喃字、使喃字官方化以及编撰国史等,逐步培植独立的国家意识。在安南的统治者看来,安南与中原王朝同属于文化中国的一分子,双方是独立、平等的兄弟国关系,是华夏体系内部大国与小国的关系。     

传统“天下体系”下的清雍正“安南勘界案”

雍正时期,清朝和安南围绕清开化府边界大小赌咒河所在位置产生争执,并由此引发雍正"安南勘界案"。在处理"安南勘界案"的过程中,高其倬、鄂尔泰等边疆大吏表现出强烈的"疆土意识",然雍正皇帝一面秉持"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将马伯汛以外至铅厂山小河四十里土地拱手让予安南,一面却在派杭奕禄等使臣前往安南宣读赐地诏书的"礼仪之争"中寸步不让。清朝在处理雍正"安南勘界案"的"争"与"不争"之间,处处体现出清朝的"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传统观念对整个事件发展的影响。     

先后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 毛致用退休后在老家养猪

我们的汽车从长沙一路北行,个把小时后就进了岳阳县境。此行,是要去拜访一位“隐居”于西冲村的老人。汽车里,电台正播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消息。安南说他希望退位后能够去一家农场当农民。看尽了天下风云的安南,或许只是随便说说,但我们要拜访的这位老人,却真的是解甲归田。他     

洪武三十年中越领土交涉的原始文件

明洪武年间 ,中国与安南曾发生边界领土纠纷 ,是为明代中越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安南 ,古称交趾 ,蒙元曾数次派兵征服 ,立万户府 ,遣兵戍守。至明王朝建立 ,安南国王陈日火奎奉表称臣 ,专使朝贺 ,明太祖朱元璋遣使赍印 ,仍封陈日火奎为安南国王。其后 ,安南屡次内乱 ,但始终奉使朝贡不绝。然而 ,元末动乱之际 ,安南侵夺边境领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成为当时两国关系中的一大纠纷。洪武二十九年 ( 1 396 )十二月 ,广西思明府土官知府黄广成上书明政府 :“本府自故元设置思明州 ,后改思明路军民万户府 ,所辖左江一路州县洞寨 ,东至上思州 ,南…     

潘基文如何掌管联合国

潘基文来了,安南要走了。一路领跑并最终当选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将如何引领联合国前行?他心中自有规划。准备收拾行囊的安南,在过去10年间干得怎么样?将任人评说。     

回忆安南

潘基文被选定,意味着现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准备结束自己10年的“世界总统”生涯。其实,早在1个月前,安南就已启动了在联合国的“谢幕程序”。在9月12日举行的第61届联合国大会上, 191个国家的外交官和部分国家元首,见证了这位秘书长的谢幕演出——这是安南最后一次出现在联合国大会上。于是,很多媒体说,现在已经到了为安南作总结的时候。     

元明时期安南贡物“代身金人”及其政治寓意考析

元明时期,安南曾向中国贡送过一种特殊的物品———"代身金人"。通过梳理安南贡送"代身金人"的史事可知,从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至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安南计向中国贡送"代身金人"8次。"代身金人"作为安南统治者物化的政治代表,在维系、修复元明时期的中越宗藩关系过程中作用非凡,它所赋予藩属国应有的恭顺、臣服等政治寓意,远胜于其作为贡品物的属性。     

明清鼎革后东亚文化共同体内各国的中国观——以安南使人对“薙发易服”的态度为视角

清乾隆末期,安南正值后黎与西山政权更替之时,两朝使人面对清廷"薙发易服"令做出了看似截然不同的回应,其实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及政治邦交考虑,反映出这一时期安南对清朝的心态和中国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南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不仅安南如此,明清鼎革以后,东亚文化共同体(1)内各国的中国观颇为复杂,朝鲜、日本等国均有自身的审识度量。三国对清代中国虽都持排斥态度,但基于自身特点又各有不同表现。这显示出周边国家在与中国渐行渐远的过程中颇具特殊情态,而其背后的复杂因素不但构成当时特有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也为后来这些国家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做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