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廉银无以养廉——以乾嘉时期摊捐官员养廉银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雍正朝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是国家体制内一次"正其制度"的结构性改革,然其成效是短暂的。改革并没有改变低税收的国家财政,地方经费不足的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养廉银制度中公私界限的模糊,使制度自建立伊始便充当着"地方财政的储备银两"的角色。从乾隆朝摊捐养廉银之风兴起,到嘉庆初公私三七分割,再到以情急为借口的肆意摊捐,已掏空自督抚到州县各级官员的腰包。而由摊捐养廉银带来的官员低俸甚或无俸的政治风险,又导致官场腐败的加剧和国家钱粮的不断流失。嘉道年间各类名目的加赋、陋规重现于各省,然嘉、道两朝都已无法再复制耗羡归公的财政改革,养廉银无以养廉,是官僚体制内部改革无法解决的难题。     

清朝兼务官养廉银小议

清代官员在正常的俸禄外增加养廉银后,对于官员的兼职也给予一定数额的养廉银,即所谓"兼任养廉"。兼任养廉是清代养廉的一种特殊形式,作为兼务官,除了自己本职所得的养廉银之外,还获得所兼任职位的养廉银。兼务官的养廉银依据"增事则增养廉,事毕则停养廉"原则支给,一定程度体现出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嘉道时期的"清官"玉麟

嘉庆和道光两朝,满人玉麟以科举入仕,因才华出众而屡受两朝皇帝的重用.但玉辟一生仕途坎坷,既曾贵为帝师,也曾被贬边疆,但无论身在何处,都心明身正,颇有作为,他断案公正、吏治清明、戍边建功,文武兼通,是清代满人官吏中难得的清廉典范.     

明清广东三大廉吏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虽然出现了不少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但也不乏廉洁为民的清廉官吏。这些廉洁官吏的个人品质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历代相传,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贤臣良相,幕僚宾客,成为时代的社会道德楷模。在明清两朝中,广东就出现了周新、海瑞、陈殡等几位闻名全国,留芳后世的廉吏,他们的道德行为,是岭南人传统道德的精华,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海瑞的“愚忠”与“憨孝”

“尽忠如蝼蚁,尽孝似禽兽”,这是史家对海瑞盖棺定论的评语。 海瑞确是清廉的封建官吏,为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他视死如归地上疏骂皇帝;为了孝敬寡母,又不惜休妻虐女,置时人的诟病于不顾,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海瑞。     

尽忠如蝼蚁，尽孝似禽兽的海瑞

“尽忠如蝼蚁,尽孝似禽兽”。这是史家对海瑞盖棺定论的评语。 海瑞确是清廉的封建官吏,为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他视死如归地疏骂皇帝……为了孝敬寡母,又不惜休妻虐女,置时人的诟病于不顾,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海瑞。     

清乾隆中后期罚扣大员养廉银与其行政处分之关系探析

自古为官皆有禄,禄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在清代,从雍正朝开始,外官不仅领有俸禄,还有丰厚的养廉银.迨及乾隆中后期,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治政中频繁出现了罚扣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员养廉银的情况,这形成了乾隆朝官僚政治的一大特点.从乾隆罚扣地方大员养廉银的缘由、目的及具体运作来分析,这项措施与地方大员所受的行政处分有密切关系.即在运作中,出现了以罚扣大员养廉银代替其所受行政处分的情况,而且这种代替经历了开始、发展、减弱、制度化等过程,最后以法的形式在乾隆后期确立下来.本文对此做一粗浅分析,试图揭示乾隆时期处分制度的再调节与多样化.     

浅析清雍正时期养廉银制度的利弊

养廉银制度是清朝独创的一种财政制度,从雍正元年到宣统三年(1723～1911),延续了将近200年之久。养廉银制度作为一项正式制度在全国公开推行,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还是仅有的一次,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方面产生过一定影响。     

晚清直省“公费”与吏治整顿

清代直省官员没有专项办公费用,导致陋规盛行,雍正朝已通过耗羡归公及定额发放养廉银试图补救。但咸同后官场应酬及公务需索无度,陋规津贴名目繁多,吏治腐败与财政混乱相伴而行。光宣之交,在官制改革与清理财政促动下,统一公费标准提上议事日程。但对"公费"概念认识的模糊,直接造成制度立意的偏差,为官吏化公为私提供了可乘之机。虽迄清亡直省公费标准仍决而滞行,但其所开启的行政经费用途公私不分的恶例,以及官制改革、财政与吏治相互制约影响的教训非常深刻。     

黄霸:“捐钱”入仕的西汉丞相

正黄霸(前130—前51年),字次公,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西汉武帝、昭帝、宣帝朝大臣,汉宣帝朝丞相。历任左冯翊卒史、河南太守丞、廷尉正、扬州刺史、颍川太守、太子太傅,御史大夫、丞相等职,封建成侯。黄霸为官清廉,治政有方,政绩卓著,《汉书·循吏传》盛赞其"治为天下第一"。一、捐官入仕,清廉贤明政声佳黄霸出身于一个豪绅之家,自幼刻苦向学,明习律令,立志做一个有作为的好官,一展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当时官吏的选拔     

浅论《唐律疏议》中官员犯罪方面的规定

吏治清廉与否关乎国家的治乱兴衰。传统的民本—治吏思想,隋朝灭亡的教训以及唐初的社会现实使得唐朝的统治者严惩官员犯罪。《唐律疏议》作为我国古代法律的典范,贯彻了封建国家与官吏贪赃枉法斗争的需要,其内容全面完备,立法技术精湛,对当时和后继的封建王朝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我国当前相关立法工作中也值得借鉴。     

都是“青天”,为啥命不同

正在中国封建社会长达2300多年的历史中,有史记载的大小官吏多如天上的繁星,但有两个人被万民百姓颂扬为"青天",甚至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根据他们流传的事迹加工改编而成的小说、戏剧、评书等数不胜数。他们就是北宋的包拯和明朝的海瑞,前者被称为"包青天",后者被称为"海青天"。这两个"青天"都是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敢于犯颜直谏的刚烈之臣,是封建社会推崇的人臣     

唐代官吏赃罪述论

《唐律》中官吏赃罪相当于现代刑法中的贪污、贿赂罪。《唐律》规定了六种赃罪,除强盗和窃盗两种赃罪外,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和坐赃的犯罪主体均为官吏。另外,属于窃盗赃罪范畴的监临主守自盗主体也是官吏。《唐律》对官吏赃罪规定了广泛的范围和严厉的刑罚。惩治官吏犯赃是唐代以法治吏的重点,唐代对官吏犯赃采取从重惩罚政策。由于唐代官吏赃罪的以上特点,使它成为排除异己、打击政敌的有效武器。     

靖江出土的清代官印

官印是古代帝王、官吏使用的印章,体现了古代帝王、官吏的身份、地位和权力,是他们建章立制、发号施令的有效凭证,加盖印鉴,以昭郑重。各朝各代各级官吏的印信都有一定的规则,或统一由中央礼部铸造编号。     

宋代为何养这么多官

自秦汉以来,中国封建王朝的官僚机构一朝比一朝庞大,其官吏数额更是一代多于一代,特别是两宋时期,政府衙署的“容量”空前膨胀。据粗略统计,东汉有官7567人,隋代有官12576人,唐代有官18805人,北宋后期官吏高达48075人。     

试论廉政建设的客观制约机制与主观自约机能

廉政建设,任务艰巨,环境复杂而又事关重大,绝非一蹴而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这样。它既需要发挥社会监督机制制约国家权力的作用,又需要调动执政者自我约束的主观能动性。本文试图就社会制约机制和主观自约机能对廉政建设的作用作一探讨,以求对当前廉政建设有所研益。社会制约机制和主观自约机能对廉政建设的作用廉政者,即为政清廉、执政为民也。古今中外,历代统治阶级大都提倡政治清明、廉洁从政,以求其统治长治久安。但在剥削阶级社会里,由于其官吏出于其阶级本性,从而根本做不到廉政。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19世纪俄国官吏研究

19世纪俄国官吏队伍以世袭贵族和终身贵族为主,政府对官吏的选用有着严格的教育与考试规定。官吏的任职期限和晋升条件因其出身的等级不同而有所区别,只是到了1906年,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受教育原则才最终取代了等级原则。在薪金收入和财产方面,上层官吏与下层官吏相差悬殊。上层官吏以土地所有者为主,使农民改革阻力重重,并影响到资本主义发展。整个19世纪,俄国官吏队伍膨胀的速度数倍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官吏的无限增加和国家机构的恶性膨胀,使专制制度政治上更加腐败,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     

古代科举及山西籍进士和举人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是由朝廷设立科目、统一考试、士子自由投考(有一定的推荐环节、程序)的选拔官吏的制度。举士(由朝中大臣或地方长官根据一定的标准和民意,向朝廷推荐的人才)正式分科设目,始自西汉。汉代举人所设科目按察举(即由各级官吏自下     

李白故居

李白故居曾昌林,唐飞唐代大诗人李白故居位于江油市南１５公里的青莲镇。青莲古称清廉,取其境内盘江及支流的古号“廉泉”、“清溪”而得名。李白自号青莲居士后,便改“清廉”为“青莲”,自宋沿用至今。有史志可考李白生于唐绵州昌隆县,即今青莲镇。在他“仗剑去国,...     

浅谈清代的“吏治”

官僚政治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是通过层层叠叠的各级官僚机构、不同层次的官员,利用各种手段,来实现其对黎民百姓的统治和管理,即当时的所谓“吏治”。他们在长期的统治实践中,也深切体会到吏治的好坏,与社稷的安危密切相关,尤其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官逼民反”,使某些封建统治者更有所警觉。因此,某些有作为的皇帝总是企图从整顿吏治着手,要求各级官吏“矢忠矢公,清廉勤政,各尽职守”,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当时的封建王朝也曾颁布过种种严刑峻法,规章制度,以求扬善惩恶,奖廉惩贪。清初的几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