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传统“华夷观”的研究及其启示

华夷观念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近代"华夷观"研究兴起;九十年代,该研究进一步拓展,开始走向兴盛;21世纪以来,它处于繁荣时期。四十年来,学术界对近代"华夷观"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存在不足,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     

“夷夏之辨”之近代嬗变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空前活跃,传统思想观念的变化始之于"夷夏之辨"。"夷夏之辨"近代嬗变的因素可分为内外两方面:中国社会内部早已滋生的促使旧观念变化的因素和来自西方文明的冲击。一是从"夷"到"洋"称谓以及涉外事务从"夷务"到"洋务"的变化,反映了对传统的"华尊夷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思想的纠误,以及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重新定位。二是从"宗藩体制"到"条约外交"的转变,传统的"华夏中心论"、"华夷朝贡体系"等观念走向没落。三是具有近代意义的大民族观的萌生与形成实质上反映了中国人的文化自省过程。     

日本的甲午战争研究与“二元外交论”问题

该文前半部分对日本一个多世纪以来甲午战争研究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日本的甲午战争研究从甲午战争结束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各个阶段都有其明显的特征和代表人物,并表现出批判性和继承性。日本学者在甲午战争研究中提出了"二元外交论",它不仅仅是甲午战争研究的一个具体观点,而且在一些日本学者那里已演化为一种对历史问题和现实政治的分析方法,影响到对日本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定性评价。坚持"二元外交论"的结果,一是导致否定日本挑起甲午战争的必然性,二是把陆奥宗光傍强凌弱的外交策略歪曲为和平外交,甚至认为日本在"二战"中失败就是因为背离了陆奥所创造的"明治遗产"。该文后半部分从世界现代化史、日本近代对外战略演变及甲午战争开战实情三个方面对"二元外交论"进行剖析,对日本史学界甲午战争研究的主流观点进行了回应。     

论北一辉关于“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主张的实质

北一辉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教祖"。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部分日本学者将北一辉美化成了"解放亚洲"的"英雄",美国学术界也有类似的观点。我国学术界关于北一辉的研究相对薄弱,大多数研究只是在论述近代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时简单涉及,因而无法形成对海外右翼观点的有力批判。本文①通过论证北一辉关于"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的主张,深入阐明他的亚洲战略是谋求日本霸权的侵略论和对东亚国际关系现实的歪曲反映,因此他绝非"解放亚洲"的"英雄"。     

“日本型华夷秩序”辨析

"日本型华夷秩序"论左右着学界对近世日本外交格局和性质的判断,为此,就必须对其实质做出价值判定。16世纪后期日本发动侵朝战争,试图摧毁以明朝为主导的华夷秩序并取而代之,结果以失败告终。其后,德川幕府建立起以"对外四口"为框架的对外关系体系,并因明清交替而在日本形成了"华夷变态"理论,从而生成以日本为"华"统治周边国家的意识,即当代学者所说的"日本型华夷秩序"。然而,比照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可见,"日本型华夷秩序"皆是反其道而行之。前者是由"华"对"夷"以"薄来厚往"的给予方式来维持区域国际秩序的稳定,后者则是不惜动用武力对周边地区进行掠夺,是在损害区域国际秩序的稳定。     

论明代东北亚国际秩序的二元结构

许多明史界和国际关系史界的研究者都认为,明代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是最为典型的"华夷秩序"体系。帝制中国的"华夷秩序"体系可谓"春秋公法",牢牢笼盖朝鲜、琉球和日本,使东北亚诸国诚心向化、恭谨输贡、严守藩封,心悦诚服奉帝制中国为天朝上国。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明代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十分复杂、十分诡谲,"华夷秩序"体系遭到严峻冲击和挑战。日本始终没有承认明代中国的宗主地位,明日关系与明朝关系、明琉关系不可等同视之,有本质差异。特别是日本在十六世纪中叶结束南北分裂后,侵朝鲜、伐琉球,叫板明朝独大地位,俨然在构筑"华夷秩序"之外的"和夷秩序",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是二元的。     

士志于道——“华夷之辨”与历史文化认同

基于历史文化认同,中国古代社会的众多民族经过长期不断的交融,为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华夷之辨(夷夏之辨)"观念也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华夷之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念,旨在用礼仪文化构建"大一统"的"天下"秩序。广义的"华夷之辨"包括"严夷夏之防"和"用夏变夷"两方面的内容,为儒家所提出、阐发和实践。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华夷之辨"观念不但从未被淡化,而且还为越来越多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所接受和奉行,极大地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历史文化认同。所有这些,与恪守"士志于道"行为准则的儒士群体的付出和牺牲是分不开的。文章通过考察宋辽金时期不同政权下儒士群体对"华夷之辨"的实践活动来明晰上述认识,以增进对中华民族形成历程的深入理解。     

福泽谕吉的亚洲霸权论解读

福泽谕吉是近代日本亚洲霸权思想的先驱者之一,他曾公然声称:"万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主张用大炮弹药"创造未有之理"。福泽谕吉亚洲霸权论的思想基础,是近世日本的华夷世界秩序观和近代西方弱肉强食游戏规则的结合。福泽谕吉亚洲霸权论的形成,与近代日本向亚洲邻国扩张侵略政策的形成相辅相成。福泽谕吉及近代日本的亚洲霸权思想,可谓源远流长。     

华夷秩序扩大化与朝鲜、日本之间相互认识的偏差——以庚寅朝鲜通信日本为例

李氏朝鲜宣祖庚寅年(1590年),经日本两次遣使请求后,朝鲜在没有奏报明朝的情况下向日本派出通信使,并与日方产生了一系列摩擦事件。剖析这次通信使活动,我们发现传统的东亚世界国际秩序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即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影响周边国家,在朝鲜、日本扩大化为各有核心的小型秩序圈。在华夷秩序扩大化背景下,朝鲜与日本在交往过程中皆抱有一种自我优越感,并企图把对方纳入以自己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圈,结果导致双方对相互政治关系产生认识上的偏差,以致构成摩擦。由于华夷秩序在两国扩大化的态势不同,朝鲜和日本在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中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丰富特征,并找到其向近代演化的某些线索。     

近世日本“自文化中心主义”的初步形成——以《大学》《中庸》的“日本化”为中心

壬辰战争的失败和清朝的统一意味着日本在军事层面扭转中日落差行动的破灭,但明清鼎革给江户日本带来了"华夷变态"的直接反映,为日本在文化层面扭转中日落差提供了契机。然而,中日之间悬殊的文化落差毕竟是日本难以逾越的鸿沟。于是,以古学派为主的江户学者认为,朱子学把佛老思想引入儒学的严重后果是中国在文化上的"由华变夷"。江户学者通过对《大学》和《中庸》的新诠,将其去"中国脉络化"而建"日本脉络化",其重点不再阐述"格物穷理"、"天道性命"、"人心道心",而着重论述"人伦日用之道",并以政治而非道德为中心,"伦理意识"逐渐让位于"政治事功",进而在文化层面上实现日本的"脱夷入华",为日本文化的中心主义提供学理支撑,初步完成了近世日本"自文化中心主义"的建构,对其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本华侨对辛亥革命的支持

海外华侨大力支持辛亥革命,是近代以来华侨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的第一次爱国高潮,学术界在这方面已有深入的研究。但就国别而言,日本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则相对缺乏研究,本文拟对此加以探讨。日本华侨支持辛亥革命一个最突出的方面,就是参加革命团体兴中会,参与创建革命政党同盟会。清朝末期,有大批中国留学生云集日本,创办了许多报刊,其中约有七八种为华侨创办或参与创办的,这些报刊既有倾向改良者,也有支持革命者,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华侨报刊大多转向支持革命,进而促使日本华侨完成了由改良向革命的转变。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华侨处在同盟会总部所在地,受到孙中山等革命党领袖耳濡目染;他们与大批具有新思想的留日学生共同开展革命活动;革命思想在侨众影响深远等显著的特点。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间谍在上海

正1894年,清朝光绪二十年,日本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这一年是中国干支纪年的甲午年,因此这场战争被称为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人则称之为日清战争。甲午战前,中国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30多年,综合国力有所提升,国际形象相对改观,民族自信心也随之大为增强。因此,在战前和战争初起时,国内的主战派对"蕞尔小邦"的日本全不放在眼里,国际舆论亦多有认为中国可能是战胜者。然     

赵元益与近代中西医学交流

正晚清以来,西医学大量传入中国,部分开明士人积极译介西书、组织医学善会,为近代中西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赵元益即为其中的突出代表之一。赵元益(1840~1902),字静涵,曾任职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长达30年,先后译介西书25种,时人赞誉其"译学尤精,语通华夷",是近代最早译介西医书籍的中国人。他曾以医官身份随团出使海外,组织医学善会,呼吁刊医报、立学堂、设医院以开医术,提出中西医学"医异而验同"的理论,为近代中西     

清朝对“非汉世界”的“大中华”表达——从《大义觉迷录》到《清帝逊位诏书》

作者以《大义觉迷录》和《清帝逊位诏书》为线索,勾勒清朝为实现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合一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认为这一过程,既让清人完成了由"夷"到"夏"的身份转变并赢得了汉人的支持,同时以"华夷一家"为核心的"中华大义"还进一步演变为蒙古、新疆、西藏及西南诸民族等"非汉世界"认同"大中华"价值的共同依据,为实现文化和疆域意义上的"中华"最大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理念冲击下不但未被肢解,反而引发出"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回应等事实,既彰显了清朝内部凝聚之功,亦突出了《清帝逊位诏书》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这两份首尾呼应的历史性文献,构成了嗣后中国政府表达国家主权和领土诉求的主要法理依据。     

孔子民族观与宗教观探析

孔子民族观的出发点是明"华夷之辨","华夷之辨"的首要标准是文化。在华夷之防方面,孔子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在处理华夷关系上,孔子提出"修文德以来之"的民族怀柔政策。在宗教观方面,孔子除了提出"敬天法祖"这一基本信仰外,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敬鬼神而远之",这是孔子宗教观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儒家宗教观的核心。孔子民族观与宗教观中的理性精神对中国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战前日本的中国观与“共同体”理论

"共同体"理论是战前日本中国观的核心部分。自20世纪30年代这个理论传入日本之后便成为当时日本认识、研究中国问题最风行的理论。但是,受军国主义政策的影响,"共同体"理论在日本却演化成"中国社会停滞论"。这个观点不但从理论上支持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厌恶、蔑视感情,更重要的是其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之一,得到军国主义分子的拥护和宣扬。时至今日,在日本的中国认识深层次里依然还存在着这种根深蒂固的"停滞论"和"专制论"观念。     

“宗主权”与传统藩属体系的解体——从“宗藩关系”一词的来源谈起

文章追溯了"宗主权"一词中文翻译的出现过程,指出该词是伴随着日本国际法著述的引入,出现于清末,进而认为中国传统藩属体系与近代西方国际法宗主国—属国关系体制不同,后者代表了当时国际社会强势规则,清朝传统藩属体系在进入国际社会时,不得不受其挑战而进行调适。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清朝对"宗主权"认识迟钝、国力衰弱、列强侵占等因素,无法最终依据当时西方国际法规范对与越南、朝鲜等国的传统藩属关系进行重新确立,而传统藩属体系逐渐被解体。当"宗主权"、"宗主国"等词语进入中文成为固定的术语时,后世学人开始用这些词语重新书写历史,由此产生了"宗藩关系"等词语。     

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自甲午至抗战前夕,汉译日书数量一直处于各语种译书之领先地位。晚清之际,这一领先地位居于压倒性优势。民国初期,受国家政局的影响,出版业整体衰落,汉译日书事业亦大大退步。五四时期杂志繁荣而图书冷淡。战前十年堪称民国出版业的黄金十年,也是日书汉译的鼎盛时期。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翻译日书一直存有某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认为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因经过去粗取精的中间环节,可以力省效速;另一方面,又觉得西方文化被日本人咀嚼过后,难免掺和着日本文化的唾沫,难得西方文化的本相和真传。清末之际,尚处蒙昧状态和急于求成的中国人大多怀着前一种心态;五四以后,已被初步启蒙的中国人渐渐倾向后一种心态。在前一种心态下,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译西书不如译东书。在后一种心态下,留学西洋与留学东洋有镀金与镀银之分;转译东书远不如径译西书。     

浅析1895-1910年中日关系

日本是中国近代最凶恶残暴之敌国,一部中日近代关系史,就是日本侵华、亡华史,也是中国民众之血泪史。文章从清季甲午战争入手,对1895～1910年中、韩、日、俄关系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了清季东北亚局势及中日关系本质特征的一些新观点。     

认识他者与反观自我：近代中国人的韩国认识

朝鲜的兴亡是近代中国人从传统中华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变的重要参照物,因而中国人的韩国认识与近代思想演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东西思想的冲突,以及深厚的历史记忆,使近代中国人在对韩认识方面往往不得不面临种种情感和思想的困境。首先,对于大韩帝国灭亡一事,虽然中国人普遍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背信弃义和侵略行径,但是为了唤起国民,追求自强,中国人又往往更愿意从其内部来寻找其亡国之原因;其二,在如何认识日本帝国主义下朝鲜的殖民地近代性问题上,有人持肯定、甚至赞叹的态度,也有人认识到近代化成就背后朝鲜人民所遭受的苦痛,直到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后才基本统一到彻底的反殖民主义立场之上;其三,近代中国人的韩国认识往往受到历史记忆的很大影响,对宗藩关系的记忆增进了中国人对支援韩国独立运动的责任感,同时中国支援韩国独立运动也是因为中国人认为朝鲜半岛对于中国来说有重要的地政学意义,关系到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和平与安全。这种对韩认识的复杂性体现了近代中国他者认识与自我认识的相关性,也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