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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动员农民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本文在分析1940-1944年晋西北征收抗日救国公粮后认为,在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就已经以村庄为中介,巧妙地利用征收公粮的契机,通过把村庄作为公粮征收单位,构建了一个个"封闭的村庄",并充分利用"封闭的村庄"内部的宗族、租佃关系等矛盾,成功地将国家与农民勾连起来,从而充分地动员了农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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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税 总被引:6,自引:3,他引:3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向农民征收农业收益税的内容主要是征收救国公粮,救国公粮是抗战时期根据地居民的一项主要负担。从法理上看,救国公粮的征收标准以统一累进为原则,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这一原则并不起作用,即救国公粮征收主要依靠政治动员来完成。皖南事变前,一些基层干部为了超额完成公粮任务,曾侵害了部分农民的利益,使农民对交纳救国公粮一度产生了抵触情绪。皖南事变后,一方面,边区不断地修正公粮征收条例,改革征收办法,使各阶层的负担趋于公平合理。另一方面,为了彻底解决救国公粮征收中的一些弊端,从1943年开始边区试行农业统一累进税,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没有在边区完全推行开采。农业税的征收是一个与农民负担休戚相关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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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根据地是中共抗战时期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重要且特点鲜明的组成部分。抗战时期,冀中根据地的公粮征收经历了从摊派、村合理负担到统一累进税的过程,其实质是从比例走向累进,从纷乱走向整齐的过程。在统一累进税的推行过程中,冀中创造性地发展出了绘制产量地图等调查方法。整齐不乱的统一累进税既能增加财政税收和公粮收入,又不加重人民负担,是冀中农民"不怕拿"的根源所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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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戈湘岚(1904~1964年),原名绍苓,又名荃,别署赏神骏斋、东亭居士,江苏东台安丰人,寓居沪上。师从赵叔孺,擅花卉、翎毛、鱼虫、走兽,尤精画马。其笔下之马能工能写,工,不伤其骏;写,不伤其性。郭沫若曾誉"湘岚先生今日曹霸也"。中国美术家协会及上海分会会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代表作有《春耕》《白马图》《送公粮》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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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2015,(4)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枢和战略后方,在敌后根据地中最早实行救国公粮制度。在整个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救国公粮先轻后重,最后又有所减轻。早期过于仰赖外援,当外援突然断绝之后,救国公粮不得不临危受命,以解财政危机。在中共的意识形态里,救国公粮是按累进征收的,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基本上依靠政治动员来完成,累进条例成为具文。1941年公粮畸重,政治动员遭遇其极限,于是在村和乡的层次上引入民主评议,以此消解公粮畸重问题。但由于公粮在县级层次上的分配不均,村和乡的民主评议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因此,1943年之后,公粮征收逐步走上进行土地调查、强调累进的农业累进税轨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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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彩的风车文革期间,在湖南隆回县出现了不少荒唐轶事。隆回县岩口公社温里大队一队去送公粮,因为秕谷多,岩口粮站的检验员要求过风车。可过完风车后,一担谷就少了十多斤,其中有一个未经风雨的少年罗某,信口开了一句玩笑:这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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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相当一部分是国民政府颁发的军饷和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1940年以后,由于外援断绝,边区政府已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粮,只能全部依靠向当地农民征粮。这使农民的公粮负担迅速由1939年的5万担增至1940年的9万担,1941年更是增加到20万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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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彩的风车
“文革”期间,在湖南隆回县出现了不少荒唐轶事。隆回县岩口公社温里大队一队去送公粮,因为秕谷多,岩口粮站的检验员要求过风车。可过完风车后,一担谷就少了十多斤,其中有一个未经风雨的少年罗某,信口开了一句玩笑:“这怕是四川刘文彩的风车,这么厉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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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公粮是广东全面土地改革前的头等大事,起着保障部队和稳定人民政权的重要作用。1949年广东的秋征工作面临一些困难:一是来自地主的抵抗和土匪特务的破坏;二是存在配额和税率的不合理以及"左"的偏差等问题。对此,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采取灵活的措施,在1950年夏秋征中进行了政策调整。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广东全面土地改革前的征粮工作基本满足了军事和财政的需要,为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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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克思经典理论,农民是分散的,中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实践是通过在动员中不断提高基层政权,尤其是乡政权的效能来动员和组织农民。在陕甘宁边区,动员最初大多是指向经济内涵,主要包括农民的财物、人力与畜力,即对农民负担的动员。负担重不重,公平不公平,是边区政府与农民对动员的两个共同的关切。经济动员一旦出现问题,则通过政治上相应的举措进行补救,政治和经济相辅相成,成为动员的两翼。陕甘宁边区动员的展开逻辑,是从不正规动员到正规动员,再到累进税制。动员在初期主要是临时的不正规动员,劳师动众,浪费民力又效率不高,此后虽然作为正规动员的救国公粮等制度开始发挥作用,但不正规动员仍占有相当比重。为解决不正规动员的问题,边区政府开始着力解决边区"头重脚轻"的政权结构,充实加强乡政权,并努力把乡政权工作正规化、经常化。在充实乡政权取得一定成效后,边区走上了从动员转向累进税收的正道,从而真正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为抗战的胜利和政权的巩固打下坚实的基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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