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出土明天启通宝小平钱版式

明天启通宝始铸于明熹宗天启二年。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当是时,开局遍天下,重课钱息。"由于铸钱有利可图,当时二京及各省纷纷开炉铸钱,计有156座。各炉座铸钱的往往有不同标记背文。因而天启通宝不仅数量甚大,而且版式复杂。喻战勇先生在《江苏钱币》2007     

皇帝中的建筑大师

明熹宗,名朱由校（1605—1627年）,年号天启。其在位期间,外有金兵侵扰,内有明末起义,正是国难当头,内忧外患的时期。明熹宗对国家统治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在于建筑方面。史书记载,他曾亲自在宫廷中设计、施工建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精妙绝伦,巧夺天工。天启帝曾对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进行了规模巨大的修缮工作,从起柱、上梁到插剑悬牌,整个工程中天启帝都亲临现场,称其为“总建筑师”当不为过。他还在皇家花园建造假山、亭台、楼阁多座,布局错落有致,雕琢细致,设计巧妙,堪称当时一绝。明熹宗又是一个出色的木匠,对于木工活乐此不疲,甚至废寝忘食,天天与斧子、锯子、刨子打交道,对于刀锯斧凿油漆的活,技巧娴熟,一般的能工巧匠也只能望尘奠及。     

明“天启通宝”小平钱中的奇葩——小巧古拙的“鬼天启”

正众所周知,明朝洪武以后,因政府强制推行"大明通行宝钞",各地钱局已多停铸。至万历年间民间铜钱已不敷使用,钱价日渐上涨。帝遂令广开铸局,以解钱荒,题准十三布政司、南北直隶开局铸钱。到了天启年间,开铸钱局已遍布全国各地,最高峰时有炉156座,年铸量达200多万贯,盛况空前。由于明钱历来北重南轻,所以规定北方铸钱以六十三文折银一钱,南方钱以一百文折银一钱。并严禁私铸。据资料记载:明光宗在位仅数月,所以未铸"泰昌通宝"钱。明熹宗即位后于泰昌元年(1620年)十二月下令补铸"泰昌通宝"一年,然后再铸"天启通宝"。天启二年(1622年)开始铸造"天启通宝"     

《明史·后妃传》校记一则

卷114《后妃传》(页3542)“天启元年二月封庄妃。崇祯初,诏赐妃弟成栋田产。”(中华书局点校本)按:册封庄妃系天启二年事,“成栋”为“国栋”之误。《明熹宗实录》卷29:“天启二年十二月甲子(初三),册封光庙选侍东宫李氏为庄妃,遣大学士何宗彦捧册。”《三朝要典》卷     

论晚明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及其影响

晚明是中国古代舆论最活跃的时期,其中又以东林党的舆论力量最为显著。从万历初年到天启末年,东林党人的舆论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东林党围绕官员诠选、官员考察、对阁臣的批判、以学术促清议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舆论活动,其主张在邸报发抄、印刷刻传和书信交流等方式的扩散之下,迅速流通于士林。东林党以舆论为载体,形成了与朝廷对峙和对话的政治力量。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加剧了明政府的党争态势,加速了官僚系统的分裂,不利于政治局面的稳定。但东林党的舆论主导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对社会风气尤其是士大夫的气节产生了一种鼓舞作用。     

送寇公去任图

寇慎字永修,山西人,万历四十四(1616年)进士,以工部虞衡司郎中于天启二年调任苏州知府。寇慎为人正直,体恤民情,百姓口碑极好。顾炎武《亭林余集》述及寇慎知吴二事。其一,寇慎上任不久,苏州遭百年不遇水灾,寇慎一面组织人力筑圩治水,一面组织百姓生产自救,遂使苏州"塗无饿殍,人心帖然",平安地渡过了灾荒之年。其二,东林党事发后,市民挺身而出,为东林党呼冤叫屈,魏党诬苏民造反,欲施镇压。寇慎     

“笔挟风霜”的《点将录》

明末崇祯年间,常熟有个叫秦兰徵的秀才,写了一百首宫词,题日《熹庙拾遗百咏》,咏明熹宗天启年间的宫廷史事,其中有一首云： 星名次第列银光,点将标题当饮章。 圣主青年方好武,卷头先问李天王。     

晕染江山 墨分五色——过渡期和清早期青花瓷

明代末期的天启朝、崇祯朝都比较短暂,在中国陶瓷史上,把这两个朝代至清军入关后的顺治时期统称为"过渡期"。1644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这一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自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史称"甲申之变"。     

宽缘折二泰昌通宝应属开炉钱

明光宗朱常洛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即位,改元泰昌。九月卒朱由校接位,是为熹宗。泰昌年间,并未铸钱,现在见到的泰吕通宝．是熹宗天启元年令两京及各处补铸的。泰昌元年十二月,南京监督铸钱主事荆之琦上奏曰：泰昌年号已广播天下,故而应铸泰昌钱。次年,上准奏,于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壬戍,颁泰昌钱式,补铸泰吕通宝一年。     

王夫之及俞樾“邹元标论”之异同浅析

邹元标为晚明东林党“三君”之一,早年曼以新进士身份,力劾首辅张居正“夺情”之议而廷杖远谪,直声震中外。仕途淹蹇,家居讲学三十年后,再返之天启之朝。于其行迹,同时及晚问人多以其人为晚明“士气”之所标尚,而王夫之与俞樾论邹元标之则于众人颇有不同处。王认为其再立朝为助晚明君臣道丧之势,俞则认为其好名,立身亦有非明智处。二人论有同而有异。     

江西新余市发现一道明朝封典圣旨

最近。笔者在本地一乡村调查时,发现了一则明朝天启年间敕封。此敕封是明熹宗皇帝敕封时任明代内阁中书科中书舍人钟蚧及其夫人的。现为钟蚧第九世孙收藏。敕封质地为黄绫,黄绫上有白丝提花织出的“万历四十五年月日造”暗花织造年款。敕封较为完整,存长144厘米,宽30厘米。据介绍,此敕封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藏者害怕受牵连。     

陈元通宝背七小记

陈元通宝背七,小平,对读。为近年新发现品种,出自越南。目前仅知两品(图1)。十多年前粤人苏瑞光氏于广西所得,后归可居先生宝藏,是泉生坑绿锈,精整完好(图2)。予今年春手拓,实物为传世品。查拓本两品分属两版,然笔意、制作大同小异。是泉阔缘薄肉,文字制作类安南陈朝(1225-1257)初期铸币,尤其“通”字与陈太宗建中通宝、政平通宝之文字宛如一人所书。安南陈朝开国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亡于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陈太宗皇帝八岁建国,国号安南,年号建中,建中七年改元天应政平,十九年改元元丰,元丰七年崩。圣宗即位后,改元绍隆,此后因蒙…     

魏忠贤乱政和客氏

魏忠贤是明熹宗朱由校时的太监。熹宗(年号天启,162l—1627年)在位期间,魏忠贤与熹宗奶母客氏勾结,客氏控制内宫,魏忠贤掌东厂,控制外廷。魏忠贤操纵群臣进退,反对他的一概“削夺”、“诛夷”,排斥净尽;阿谀附应者,皆起用,连升高官,     

明代“土豪”的奢华生活

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在江苏苏州,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完成了十二卷《长物志》.这是一本论述建筑、园艺、赏玩、饮食之趣的书,换言之,是一本关于品位的书.晚明之世,商业繁盛,崇尚节俭的风气早已被奢靡风尚所取代.江南富庶之地,富商大贾云集,竞相以豪奢为胜.     

皇太极的常服袍

清太宗皇太极(1592—1643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天命十一年(1629年,明天启六年)努尔哈赤死后,他继承了后金汗位,成为后金政权的第二代统治者。一六三六年,为避历史上宋、金交恶之嫌,在盛京宫殿即沈阳故宫内,颁布了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元崇德的上谕,于是,皇太极也就从后金汗国的汗王一变而为大清的皇帝了。     

易生错觉的现存明代起居注

现存明代起居注共有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它们是研究明神宗、明光宗和明熹宗在位期间历史的珍贵资料。但只看其《万历起居注》、《泰昌起居注》和《天启起居注》之书名,易误认其是分别记载明神宗、明光宗和明熹宗在位期间全部言行之书。实际上它们只分别记三个皇帝处理朝政的活动,而不记他们在宫内的生活起居。记宫内生活起居者是另外一种今已失传的内起居注。另外,由于明代内阁大学士在体制上不同于他朝之宰相,他们的身份类似皇帝的秘书,因而上述起居注将大学士帮助皇帝处理政务而撰写的本章等,也纳入其记载对象之中,这又是一个极易被误解的方面。由于明光宗只在万历四十八年七至八月执政一月余即死去,打乱了明朝新老皇帝交替时从第二年更改年号之惯例,从而造成起居注书名中的年号与使用此一年号的皇帝互有错位,这是明代起居注易于被误解的第三种情形。     

被误读的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名叫朱由检,是明朝第十六位皇帝,也是这个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多年来提及崇祯,人们总爱以"杀害忠良"、"自毁长城"等标签来概括他,似乎他真如历代亡国之君那般昏庸无道。然而,历史上的崇祯皇帝真是如此吗?朱由检受遗命于1627年8月丁巳日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崇祯"。在天启一朝,由于魏忠贤乱政,整个大明王朝的政治被阉党所掌控。年仅17岁的朱由检接掌了摇摇欲坠的大明     

背“江”崇祯通宝

正明思宗朱由检天启七年(1627年)8月24日继位,年号崇祯,时年16岁。他力图挽救明朝灭亡,诛魏忠贤,启用东林党人,抗后金,镇压农民起义,实行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滥铸钱币。《明史·食货志》记载,崇祯二年(1629年)"……江西复请开局,南京兵部、操江、应天府亦各纷纷铸钱,然皆自铸自用。"《明史·职官志》,"操江,以副都御史为之,领上下江防之事。"背"江"崇祯通宝为南京江防的操江所铸,始铸于崇祯二年(1629年)。《江苏历代货币史》言"江(江宁)"不确,     

顺治时期的制钱生产与流通

正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以前就铸有钱文以资民用。努尔哈赤于公元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称汗登位,建立"大金",建元天命,铸有满文的天命汗钱和汉文的天命通宝。公元1626年(明天启六年)皇太极继后金汗位,次年改元天聪,铸有满文的天聪汗钱。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当年十月福临继皇帝位,纪元顺治,同年"置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铸顺治通宝钱",每文重一钱1,宝泉局所铸之钱"解交户部库,配银给发兵     

黄山冤案

发生在天启年间的“黄山案”又名“吴养春私占黄山木植案”,与“汪文言案”、“吴怀贤案”合称“明末徽州三大冤狱”。这一冤案,不仅《明史》《明熹宗实录》《国榷》《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等史籍有载,而且,在《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坊刻本题《魏忠贤轶事》）《祷杌闲评》等明清的时事小说中亦有描绘。不过,史籍记载语焉不详,小说描绘又颇多虚构,致使后人对它的详情不甚了然。那么,这起吴氏家族内部的财产纠葛又是如何演变成为政治大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