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东晋门阀士族

东晋由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共同支持建立起来的,侨姓门阀士族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发挥了主导支配地位,通过与皇族联姻,把持中央政治与军事大权,形成了皇族与侨姓门阀士族"共天下"的局面,奠定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格局,维持了东晋百年政治。     

东晋政治史研究的新成就——读《东晋门阀政治》

《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356页。定价5.40元。田余庆先生所著《东晋门阀政治》是不可多得的一本史学佳作。门阀政治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学者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门阀制度及士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等方面。总的说,多属静态的观察,而缺少动态的研究。《门阀》一书正是在动态方面进行了尝试,并且获得了成功。众所周知,东晋一朝皇权不振,几家门阀士族相继专权。对东晋的政治产生了巨大     

后进·强盛·衰败——六朝陈郡谢氏家族的历史轨迹

陈郡谢氏是后进世族,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被旧族所轻。到了东晋中期,随着谢氏子弟先后列为方镇,谢氏的政治势力开始强大,以至逐渐掌控了东晋王朝的政治、军事大权,从而在东晋中后期发展成为一流世族。南朝以后,由于门阀政治衰微,陈郡谢氏逐渐失去了手中的实权,又因历经数次变故,族人多有丧亡,以致人脉不继,陈郡谢氏便在南朝后期彻底败落。     

禁卫军权与东晋政治

禁卫军权是中国古代专制君权的有机构成。东晋一朝百余年间门阀士族专政，他们在掌握中央行政权力和地方军政大权的同时，亦十分重视对禁卫军权的控制。东晋时期发生的多次政治斗争都与禁卫军权有密切的关系，朝廷利用禁卫军承担宫殿保卫和京师防务，叛乱专权者亦注意亲自或任命亲信担任禁卫长官控制禁卫军权以便专断朝政。禁卫军权对东晋政治的影响虽不是决定性的，但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禁卫军权与东晋政治关系的考察，使我们看到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另一个侧面。     

南北朝士族谱系的异同与意义范兆飞

正门阀士族是中古社会最为重要的社会阶层,他们在魏晋时期得以成长壮大,随着西晋王朝的崩溃,部分大族相继南渡过江,出仕东晋南朝;部分门阀大族或滞留北方,或迁往关陇,或迁往东北,出仕十六国北朝。因此,门阀大族在南北朝的发展道路体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唐人柳芳《氏族论》的观察最为精辟,"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     

门阀士族与东晋南朝杂传和谱系撰述的发展

东晋至南朝,杂传与谱系撰述均保持着持续盛行的态势,并未明显呈现波动变化的轨迹;杂传撰述整体上保持着对谱系撰述的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东晋南朝时期,士族是杂传撰述的主要参与者,并在杂传撰述中,他们烙上自身重名、尚人物、强调门第的思想印记;门阀士族热衷谱牒撰述,在于谱牒既能迎合士族门阀观念的需要,又能发挥其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来维护士族门阀利益。     

虚舟有超越——晋宋之际文学的意象化追求

东晋在中国史上是个颇为特殊的时期,不妨说是门阀政治的典型形态。在学史上,东晋同样也很特殊,虽然历来对其学成绩评价不高,但将它放在整个学史上估量,却有其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东晋墓葬制度的考古学分析

东晋墓葬等级制度仅限于高级官员,中下级官员至庶民墓葬等级差异不明显。东晋家族内部墓葬等级差异也不明显,但各家族墓葬的形制和规格似有一定规则,而与家族地位之高低不甚关联。东晋帝王陵墓家族墓葬化,乃当时现实政治之曲折反映。东晋墓葬制度状况与东晋门阀世族社会的现实等级差异不甚相符,此认识对东晋历史研究有一定价值。     

谦恭仁厚的东晋开国功臣王导

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南下黄河流域,中原一带战乱不息,民不聊生。王导,一个势力颇大的门阀家族的代表,不失时机地拥载晋元帝开创了东晋王朝,使一向富庶的长江中下游流域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王导虽有开国之功,位极人臣,家族势力足可取司马氏之王朝而代之,但他却能从大     

魏晋南朝的棋品等级与士族政治

棋品制的出现与汉魏以降围棋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魏晋名士将围棋作为展现自身独特的文化风貌的手段,因而围棋得以作为魏晋风度外化的物质载体而流行。作为一种等级序列,棋品在外在形式上模仿了王朝实行的九品官品制度。从现有材料来看,棋品制产生的时间应该是在东晋,认为棋品形成于曹魏的观点并无充分的依据。东晋南朝时期,棋品的评定主体经历了"个人—官方机构—皇帝"的变迁,这与人物品评的演进趋势相一致。南朝时期棋品等文化等级评定的盛行体现了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受到打击后力图在文化领域建立独立于政治秩序的文化等级秩序的努力。而棋品评定主体的变化则显示皇权已经将文化这一士族传统的优势领域纳入到了自己的控制之下,即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了。     

从"荆扬之争"到"雍荆之争"--东晋南朝政治军事形势演变略论

东晋“荆扬之争”,不仅是门阀政治发展的结果,更是东晋守国实施“中间地带”战略的结果。南朝从刘宋开始为了加强皇权,派宗王出镇荆州,限制、分割荆州,以削弱荆州实力。但同时不得不大力强化雍州,以适应新的“中间地带”战略的需要。因此,随着荆扬之争的解决,雍荆之争或雍扬之争又出现。这表明方镇与中央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间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     

陶侃及陶氏家族兴衰与门阀政治之关系

考察陶侃的生平及陶氏家族兴衰的过程,可为了解两晋之际的政治文化尤其是东晋门阀政治提供一新的视角。陶侃以武功崛起于两晋之际,并一度成为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但陶氏家族的寒门地位并未有根本之改变,其作为庶族武装力量的兴起只是一个特例,而它的中衰才具有某种必然性。     

帕提亚帝国“希腊化王朝论”商榷

帕提亚王朝在起源背景、政治军事结构、城市建设、官方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乃至文化发展趋势上与传统"希腊化王朝"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并得到古典文献、出土钱币和其他实物史料的充分印证。与国内学界不同,国外希腊化研究者在论及帕提亚王朝时较为谨慎,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该王朝在希腊化世界的"异质性",及其"隔断"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王国与东地中海希腊化世界政治文化联系造成的深远影响,并未将其列入"希腊化王朝"、"希腊化国家"之列。实际上,正是帕提亚王朝的崛起掀开了希腊化时代东方民族在政治、军事、文化上全面复兴的序幕。因此,对于由东方民族建立的帕提亚王朝,"希腊化"的研究视角难免失之于偏颇,无法客观地反映该王朝在文化起源、主流特征和发展趋势方面鲜明的非希腊特征。     

称号、口号与东晋民变——以孙恩自称“征东将军”为例

古代四民包括"士、农、工、商",历史上的民变是一次次由各种各样的阶层的"民"组成的"人民起义"或者称"民变"。民变为了昭示其正统性和合法性,大多有口号、称号,孙恩民变是东晋末年次等士族利用民怨谋求改变地位反抗门阀士族垄断朝政的一次民变,"征东将军"就是孙恩的称号,这一称号具有宗教性和世俗性,同时这一称号又是这次民变的一个口号。本文以孙恩自称"征东将军"为切入点,分析东晋末年民变各阶层背后的世界。     

论晋末刘宋军功家族的三种类型

论晋末刘宋军功家族的三种类型陈琳国自东晋皇朝建立之日起,这个偏安于江南的政权就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南北对峙,战事方殷;内难迭兴,烽烟四起。在当权的门阀士族中,曾经涌现出桓温、谢安、谢玄等一些指挥若定、英勇善战的著名的将帅,为抗御外敌,维护东晋的统治做...     

两晋南北朝与隋唐官僚特权之比较——从赃罪、除免官当的视角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获得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的时代,但是东晋南朝与北朝的情况不尽相同。从法制层面对赃罪量刑和除免官当的考察表明,在法令的规定上北朝对待官僚较东晋南朝更为宽松,在法令的贯彻上北朝却相对严格。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江左士族享有更多特权,但这些特权多在法令规定之外,不属于正常官僚政治的范畴。而北朝士族却积极在律令框架内寻求自身的权益保障,其努力所获得的丰厚成果为隋唐帝国的官僚所继承,从而为官僚政治的理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晋宋之际门阀变革研究——以刘裕姻戚为对象

田余庆先生将刘裕称为门阀制度的掘墓人,认为刘宋皇权统治下的门阀士族已不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了。学界也大都认为晋宋之际,庶人阶层的上升,是门阀制度解体的开始。然细究晋宋之际的上层政治环境,发现门阀制度在此时发生的"变革"不是解体,亦不是式微。只是门阀制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吸收了新的阶级加入,变为了军阀与贵族结合的政治,但其根本地位并没有发生动摇。刘裕姻戚家族的地位变迁,恰恰说明晋宋之际门阀制度的这种新变化。     

“贰臣”该是什么“臣”

“贰臣”究竟是什么“臣”？《现代汉语辞典》这样解释：“贰”意为“变节、背叛”;“贰臣”就是“在前一朝代做了官,投降后一朝代又做官的人”。所以,要想成为“贰臣”,至少要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个“臣”要身处王朝易代之际,因为各种政治原因先后服务于不同的王朝。     

论庾亮

序东晋一朝(317—420),皇权不振,朝廷及地方大政,一概握于门阀贵族之手。以时间顺序而论,先后执朝政牛耳的,有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与太原王氏。     

名士政治和“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

名士参政是魏晋时期的政治特点。在魏及西晋时期,名士主要为皇权服务,西晋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后,大批的皇族劫余无多,偏安江左的司马氏政权不得不倚傍名士的号召力而维持其统治,从而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