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侨蕃州考论

唐代侨蕃州迁徙情形复杂,一共存在四种类型。侨置政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态各异,无法统一定义,但具有导致侨政区嵌套进入寄治政区的共同特征。与中原式侨置政区不同,关内道所领侨蕃州多不存在“原政区与侨政区”的对应关系,根本原因在于游牧族群分散的政治体结构与游移不定的生计模式。由于多无实际政区要素,侨蕃州的边裔册封属性要比政区属性更加明显。     

天兴元年徙民与北魏初年的行政区划

北魏的行政区划以后燕政区为基础,上承十六国,下启北朝,在历史政区演变中相当重要。通过分析天兴元年的徙民事件并进而复原后燕州一级的行政区划,可以揭示北魏政区与后燕政区之间具体的因革关系,以及北魏以平城为中心行政区划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国历史地图集》对这个时期图幅的处理有失当之处。     

广西古代政区划分规律与当今政区改革

政区是国家为了推行政务，管理社会而划分的各级地域单位和组织形式。封建社会广西政区划分的规律及特点带有普遍性。由于历史的继承和下延，封建社会一些政区划分不合理成分延续至今，加上过多地考虑政区的政治性和行政性，在行政管理方面阻滞商品经济发展及经济区的形成。借鉴历史规律，本文对广西政区改革提出建议：一、依据广西的历史特点、地理环境，在当前经济条件下，运用区位理论来规划广西行政区划的总体发展战略。二、以两个经济圈为核心，缩小一级政区管理范围，增加一级政区数目，减少政区层次，采用政区新体制。三、对“撤县设市”、“县市升级”一定要严格把握度量标准，妥善解决存在的问题。     

近70年来中国历史时期疆域与政区变迁研究的主要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年以来,中国历史时期疆域与政区变迁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有两项:一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二是《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二者在研究缘起、研究旨趣、运作方式及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上都有所不同。总体上,前者体现了政区地理的"通代研究",后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断代政区地理研究";前者代表了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向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型,而后者似显示出历史疆域政区研究向历史学的回归。此外,70年来的疆域政区研究在旧史料的整理和新出史料的解析和运用、新的研究视野和GIS科技手段的使用、历史政治地理学理论的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后晓荣著《秦代政区地理》评介

政区作为国家为行政管理而划分的区域,也是相应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所辖的区域,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即使是当代行政区划亦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传统的政区建置,因此政区地理历来都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秦汉政区地理一直是沿革地理研究的热门话题,在这一时期,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史上实现了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宗法分封制到中央集权体制下郡县制的质的飞跃,     

2009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正>一、概述著作。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出版的与历史地理有关的著作如下:综合研究:施和金《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续集)》(中华书局);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山东教育出版社)。历史政区地理: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徐建平《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上海     

隋唐五代政区研究述评

政区研究是传统沿革地理的主体,隋唐政区研究则是沿革地理的热门话题,自清代乾、嘉以来从未间断,历来都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南边疆政区名称教化功能演变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西南地区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在西汉时期很小、从东汉到明清变大、而民国以后又变小的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呈现从四川向云南、贵州民族地区随时代发展比例逐步增大的趋势 ;级别差异上一级政区 (州、道、路、省 )历史上多以山川风物名称为主体 ,而二级政区 (郡、府、州、地区、地级市 )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由小变大再变小的发展过程 ,三级政区 (县、县级道、州、军、监等 )变化与二级政区有相似之处 ,只是民国以来比例变小幅度没有二级政区大 ,保持相对的稳定。三级以下政区名称历史上相对较稳定 ,主要以山川风物等名称为主。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教化名称的演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 ,也与中原汉族文化向周边民族地区发展的轨迹息息相关。元明清时期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的大增 ,显现了元明清时期中原对西南边疆控制最深入的时代特征。民国以后的比例下降则显现了现代文明意识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放宽“地方”本土的视野——以《龙岩市志》文本分析为例

顾名思义,“地方志”记述的对象就是“地方”（主要是具体政区）。传统志书对记述“地方”所作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越境而书”,严守区域范围。但是地方志是否只能写本级行政区或只限于本政区范围内的所有事物呢？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误将政区范围当做地方视野的全部,地方志就成了只记本地的“坐井观天”式的记录     

编纂政区志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有些二轮县级志书为沟通历史、反映全貌,政区志的限前内容照录前志,致使前志在篇目设置、内容表述等方面的一些缺欠又影响到续志。诸如误将古代九州作为行政区划、对行政区域界线勘定和治所疏于记述、把伪政区记入建置沿革正文、乡镇级政区排序无章法等问题,直接影响政区志质量,应该在思想上予以重视,并在深入研究、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妥善处理。     

六朝政区增置滥置述论

<正> 东汉末年,地方政区由郡县二级制演变为事实上的州郡县三级制。400年后,隋开皇三年(563)废郡,遂为州县二级制;大业三年(607)改州为郡,于是复为郡县二级制。按隋的改革地方行政制度,曹尔琴先生认为“与东晋南北朝时侨州郡县的设     

向往敦煌

莫高窟,从十六国始,经北魏、隋、唐、五代、宋、元数代不断开凿、建造而蔚为壮观。岁月深处,有什么能像莫高窟一样历经沧桑却越发璀璨？2000多年来,有什么能如莫高窟这般,以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和美仑美奂的壁画艺术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朝圣者？     

清末奉天、锦州二府的县级政区格局及其边界形态

光绪末期,奉天内部的行政区划调整趋于频繁。奉天、锦州二府作为关东门户,是东北开发最成熟的地域单元。在陪都地位弱化、省制推行、地方基层治理、晚清通商等多种因素作用下,清末奉天、锦州二府的县级政区升级两例,新设府级政区两个,新设县级政区七个,裁撤县级政区一个,县制进一步扩展,新设政区的空间划分模式主要采取"县内分家"。总体上奉天、锦州两府的县级政区边界呈现出较强的历史继承性,边界变动主要源于析置新县,"山川形便"与柳条边的走向是影响边界形态的主要因素。此外,局部存有的少许犬牙之地也使边界格局增添了些许复杂性,影响了政区空间的生成过程与结构。基于编绘《清史地图集·奉天图》的经验,复原宣统三年奉天、锦州两府县级政区边界的空间形态,有助于完善关于县制政区结构体系的认识。     

基于地图数字化的民国政区复原——以1934年版《中华民国新地图》为例

政区沿革数据库可以利用GIS作为辅助手段搭建,这样的数据库有两种描述方式,一是时间截面描述法,一是生存期记录描述法。1934年版《中华民国新地图》是民国时期民用地图最高质量的代表,将其扫描、配准之后提取图上的政区信息,即为某一时间截面的政区数据库。但研究发现,该地图所反映的政区时间断限不严,政区信息准确性上也有不少疏漏。地图反映的时间大致集中在1928—1933年。省级行政单位方面漏绘上海、青岛和西京3个院辖市,威海卫行政区和东省特别行政区;误标琼崖特别行政区;未标示广西省省会。县级行政单位方面漏绘10个省辖市、3个县、2个设治局、1个对汛督办;误绘7个县级行政单位;另有10个县级治所符号绘制有误。所以,时间截面政区数据库的真正实现,需要在数据库中更正上述错漏,辅以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手段,将所有政区的时间断限统一到一个年份。     

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简评

<正>由于资料不足,秦代政区的研究是不容易的。以前所依据的,主要还是《汉书·地理志》那样的文献,可是《地理志》主要说的是西汉晚期成帝元延、绥和间的政区与人口形势,不是秦代情况的直接记录。秦代短阼,相应地政区变化也就显得剧烈,历史的倏忽,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近年一些考古文物材料的发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     

论隋朝统一岭南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中央政权曾多次统一岭南。其中,秦、汉、隋三朝的统一岭南较为突出。三朝无论在统一的历史背景、历史过程、统一的方式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秦朝和汉朝是以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统一岭南的,而隋朝却基本是以和平的方式统一岭南的。三朝的统一岭南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以及岭南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隋朝为何能和平统一岭南？岭南的和平统一对岭南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过去,史学界对此少有论及。本文试图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贺州境内古荡山县历史探究

古代由于行政管理和政治形势的需要,设置了许多县级政区,后因各种原因,一些县被裁并。今贺州市境内有几个古代废置的县级政区,其中荡山县留下的文献记载很少,县治、辖境、历任官员等都无法确定,给后人研究贺州的历史与文化造成一定困难。依据历史文献和现代人的一些研究资料,探究荡山县的置废历史、县治和辖境,有助于我们了解贺州历史沿革,为当今行政管理提供历史借鉴,促进地方志研究和地方历史文化的开发保护。     

清代政区治所迁徙的初步研究

治所作为行政区域的核心,其设置或迁徙过程中所考虑的问题和由此反映的政治理念,无疑也是当时行政区划建设思想的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历史上政区治所迁徙的研究比较薄弱,对于清代政区治所迁徙到目前尚无人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详细探究有清一代的省会、府、厅、州、县等主要政区治所的迁徙及其发生原因,来研究清朝行政机构治所设置的指导思想和规律,总结治所迁徙的各种具体原因。     

清朝政区边界复原与清史地理再现——《清史地图集》的编绘实践

历史地图的研究与编绘是历史地理学成就最大的领域。历时近十年完成的《清史地图集》,是这一学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的最新成果。三个图组七十二幅清史地图都有学术创新点,全部上图地物均经过严密考证,图上任何点、线、面均有文献或舆图史料为证,并且始终贯彻"孤证不立"原则。完整的考证内容呈现在上千万字的《编稿表》里,《编稿表》分"正编"与"辅编",前者收录具有清史意义的地物,后者为绘制政区界线的依据。项目组从"正编"选择近四万个地物上图,据"辅编"绘制宣统三年基本覆盖全国的县级政区界线,从而把政区界线的研究精度从府级提升到县级。《清史地图集》作为中国第一部断代历史地图集,它的出版有助于认识清代疆域盈缩、政区设置的全过程和地理面貌的变迁,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清时期“苗疆”土司与“流官”政区疆界纷争与化解——以黔楚蜀交界地区为例

明清黔、楚、蜀(今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区曾为"三不管"之地,民族构成复杂,相互间纷争不断,土司与流官政区之间疆界纷争时常发生。其直接结果导致不少流官政区辖地大为削减,对于当时县级或省级政区构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有些甚至成为难以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面对不断升级的土司疆界争端,中央王朝及各级地方官府实施了阶段性的应对举措,映射出顺应"时势"之变化过程,并最终以"改土归流"作为化解彼此疆界纷争之根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