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规范应从基础工程抓起

有关学术规范的提倡与讨论,迄今已历时十载。如果说当初主要是以《中国书评》为核心的少数同人的超前奔走呼号的话,那么,随着时势的推移、学术的发展,迄今学术规范已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学界人士的认同。广而言之,这很可能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中最富有建设性意义的重要篇章。以下进展,尤其值得一提。     

方志编纂呼唤时代话语——《广州市志（1991—2000）·人民生活志》读后感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史志学界展开了地方史志“官方性”与“社会性”关系的热烈讨论。处身变革转型的新时代,如何在“官方话语”与“市场需求”之间寻找平衡点,是为第二轮志书编修创新之关键。     

新旧中西的冲突:关于学术规范讨论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悄然进入一个范式大转变的多元化发展时期。在社会和学术双重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引人注目地出现了学术规范大讨论。在讨论中,来自不同学科的学术从业者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就学术规范的内容及其体系结构、学术规范的作用与功能、学术规范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等重要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这场历时十余年的学术规范讨论,既是社会转型期新旧中西冲突和学术范式转换的产物,也是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诸学科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标识。     

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规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向繁荣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中一个明显的进步是史学发展逐渐走向了常规状态,这与新时期历史学者积极参与学术规范讨论、探索新型史学规范的内涵和建构之路的努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30年来中国历史学界关于史学规范的探讨与建设经历了一个从强调史学论著的技术性规范到关注史学范式转轨的深入过程。     

探索“夹缝空间”:红海史研究的演进

以海洋为中心的红海史研究方兴未艾。不同时期人群有关红海的知识是红海史研究的重要前提。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欧美学界的红海史研究发展出多样化的研究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总体史与环境史启发,红海史研究的视角发生转换,红海从“历史背景”变成“历史主体”。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全球史观影响下,学界对陆地史观的反思促进了“新红海史”研究。研究者基于全球、区域与国家三重视角提出了从“联通”到“流动”的红海史、作为“网络”的红海史、“红海人”的身份构建等问题,在创新红海史研究范式的同时,探索了红海史学科发展方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研究取向发生的重大转变之一,即是由80年代以“化热”为特征的激进主义转向以“国学热”为特征的保守主义。这一研究取向在历史研究领域直接引发了对中国近代史上激进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对这一时期保守主义的梳理与评价,并出现了一种强烈的反激进而扬保守的思想倾向。系统梳理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争议,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与激进,而且对于正确处理今天化建设中的保守与激进的关系,也不无裨益。     

江南文化视域下皖江区域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正>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江南文化便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吸引着海内外学者的关注,研究领域广阔、成果丰富。学界关注皖江区域文化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文化圈”的学术探讨。自2004年12月安庆师范大学承办首届“皖江地区历史文化研讨会”以来,这种以安徽省社科联主导、皖江流域相关高校轮流承办、每两年一届的皖江地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迄今已举办九届,有力地推动了皖江区域文化研究的深入,同时也发现了一些研究的瓶颈问题。     

潜心二十余年，别开学术心境——读周晓光教授《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徽学渐成区域文化研究之显学,一批学者致力于徽学研究,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其中,以新安理学和徽派朴学为主要内容的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因其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备受学界关注,有不少重要研究著述问世.     

在解构与重建之间——艾伦·蒙斯洛的史学理论与实践

作为时任《反思历史：理论与实践杂志》二十年的主编,艾伦·蒙斯洛在海登·怀特和凯斯·詹金斯等人思想的影响之下,于20世纪80-90年代转向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后现代史学理论的重要实践者。他一方面质疑传统史学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指出重构论与建构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从而提出其解构论的思想主张;另一方面,他并不否认过去的客观性,试图运用后认识论的方式重新接触过去,以期重建当下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实践的基础。从蒙斯洛解构史学的发展脉络观察,他以“作为历史的过去”“永恒的当下”与“作者-历史学家”为当代史学理论的话语建设提供了某些实验性的新路径,这也体现在其史学实践之中。     

“六朝瓦当”研究回顾及对若干问题的探讨

20世纪40年代,六朝瓦当已有零星出土,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才真正建立起六朝瓦当的学术体系。迄今,六朝瓦当已成为东亚地区多个国家考古学者关注的话题,其造型、类别、年代、特征、技艺、分区、分期、传播、地位等一系列问题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从而建构了一个跨文化的学术话语体系。总结六朝瓦当的发现和研究过程,有助于推动这...     

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新进展

<正>自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史复兴以来,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研究积极引入相关人文社科理论与方法,突破传统史学的政治史和制度史架构,自下而上地为中国史的纵深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学术前景。近年来,随着1949年后农村基层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学界纷纷将社会史视野延伸至当代史领域,进而使得当代社会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分支学科成为可能。     

明清的社会生活与城市文化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新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明清社会关系的流动与互动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台湾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典范变迁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近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叙事方法的思考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

中国20世纪共经历了四次实证史学思潮：世纪初的“为历史而治历史”思潮,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时代”,90年代的“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各有其特点和现实针对性,而学科化建设和科学化道路则是贯穿20世纪中国史学始终的两大主题。但是,考据毕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实证史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和学术发展对历史学的要求。     

历史视野下的"三农问题"--"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积淀与现代趋向"会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滞障。出于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办了“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积淀及现代趋向”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农村经济、农村市场、农村城市化道路、农村政治及农村历史发展总趋势等多方面进行广泛的讨论,追溯“三农问题根源,并试图对这一重大课题提出历史学家的锐见。     

“王在法下”抑或“王在法上”:中西学术视阈下的王权与法律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界对中世纪英国史的研究逐渐深入。20世纪90年代,学界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开始对中世纪英国政治史进行研究,并对王权与法律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王在法下"和"王在法上"两幅政治图景。这两幅图景的产生有着中国学界自身的学理根源,同时也存在对西方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创新。解决王权与法律关系的学术争论,既需要理解唯物史观和中国经验指导下的中国学术史,也需要梳理西方的学理传统和学派争论,并在此基础上灵活地运用唯物史观和回到历史现场。     

建立学术规范 开展学术打假——对秦军进驻岭南讨论中伪造史料等问题的澄清

《中华读书报》从今年3月以来,一再提出要严肃学术规范,端正学术风气,开展学术打假。联系到一年来《羊城今古》开展秦军进驻岭南讨论中的存在问题,确有整顿学风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