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汉画像石中的建筑图赏析

汉代建筑的图像资料主要来自汉代绘画、雕塑和建筑模型等。汉画像石(砖)、汉代壁画以二维的表现形式,展现汉代建筑的平面空间,陶器建筑模型以三维立体的表现形式,展示建筑的立体空间,二者形象地再现了汉代建筑艺术的基本特征、建筑群组布局及室内布置等,结合文献记载,可以为复原展示汉代辉煌的建筑文化,提供更为可信的图像资料。     

石兆祥和他的汉代铜镜

石兆祥收藏汉代精品铜镜500余面,以黑漆古居多。汉代各类型铜镜,品种齐全,品相好,为汉代铜镜文化研究提供较为全面的实物资料。     

汉代铜镜铸造技术相关问题研究——以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为例

汉代是铜镜繁荣兴盛时期,但由于此前铸镜相关遗迹发现较少,汉镜铸造技术的相关研究受到很大影响。20世纪末以来,临淄齐国故城大量汉代镜范及铸镜作坊遗址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汉镜铸造技术打开了新局面。本文拟以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为例,对汉代镜范的材质与制法、浇铸技术、铸件加工等问题进行梳理,希望对汉代铜镜铸造技术研究有所帮助。     

汉代养老政策对当今老龄化社会的启迪——王杖简辨析

1959-1989年,甘肃武威陆续出土了关于汉代养老制度的《王杖十简》《王杖诏书令》以及王杖实物,是汉代养老资料的重大发现。本文首先通过先秦养老资料分析其养老尊老经验理念对汉代的影响,后以王杖简为中心,结合史传,分析出鸠杖自汉代起开始代表尊老的意象,且汉代的高年授王杖制度是普惠的,汉代政府对受王杖者在社会、政治、经济上都给予优待。汉代养老政策对后世相关制度有深远的影响,对今日老龄化社会也有所启迪。     

汉代官印分期例举

汉代官印分期例举牛济普印章艺术经过秦代承前启后的过渡,发展到汉代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两汉（西汉、东汉）自公元前２０６年至公元２２０年,在长达４２６年间,汉代艺人为后世留下数以万计的印章实物。至今仍然不断有汉代印章出土,继续丰富着这一艺术宝库。汉代印章的...     

南阳淅川赵杰娃墓地M42农业生产画像砖考

淅川赵杰娃墓地M42,经考古发掘出土五块反映汉代农业生产的画像砖,经考释分别为牛耕图、中耕除草图、牧羊图和舂碓图、扬扇图;墓葬时代为西汉晚期,墓主人为县令级官吏;画像砖丰富了南阳汉画的内容和题材,是南阳汉代农业生产的真实反映,为研究南阳汉代画像砖墓和汉代社会生活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汉代陶器纹饰演变与制作手法研究

汉代陶器纹饰承载着社会生活与历史发展的特征,凸显汉代社会人们的心理追求以及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研究汉代陶器纹饰演变及其制作手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时间为脉络,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汉代陶器纹饰的演变,在此基础上,从彩绘、模印、刻画等纹饰不同制作方式的角度,对汉代陶器纹饰的分类和特征进行分析,分别阐述了汉代陶器彩绘纹饰、模印纹饰及刻划纹饰的制作方法。同时,基于当代陶艺创作视角,探讨了汉代陶器纹饰制作工艺对当代陶艺创作的启示,以期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汉代陶器制作工艺特色,提升现代陶艺创作水平,彰显民族风格与时代特征。     

观念与思想:汉代虎形肖形印的解读

汉代虎形肖形印的图形内容具有较强的重复性,这些图形来源于汉代人的历史记忆,是汉代人观念、思想的承载物。在汉代普遍的观念与思想影响下,出现了多类以虎为题材的肖形印,具体有"人搏虎"题材、"突出虎纹"、"白虎"题材等,这些虎形肖形印体现出汉代人的尚武精神、辟恶御凶观念、祥瑞思想等,同时,汉代虎形肖形印的寓意与功能也与汉代人普遍的观念和思想密不可分。思想史视阈下的肖形印解读与研究是拓宽肖形印研究途径的一种努力。     

四川汉源大地头遗址汉代遗存发掘简报

汉源大地头遗址2004年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汉代、明清三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其中汉代遗址有房屋基址12处,灰坑4个,井1口,墓葬2座,出土汉代遗物有铜镜、陶罐、玛瑙珠等。大地头遗址汉代房基遗迹为研究当地在“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地位提供了材料。     

汉代画像石产业链研究

汉代画像石是汉代石作手工业的产品之一,数以万计的画像石和采石场遗址的发现,以及汉代画像石上的榜题文字,为研究汉代画像石从采石到最后消费的产业链提供了基础材料。资料显示,汉代画像石采石场面积较大,传统采石技术已经成熟,能够按需要的尺寸采石;石刻画像雕刻技术在汉代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到东汉时期已经相当成熟;不同风格的画像石表明,当时存在数量可观的画像石作坊;大量存在的画像石建筑和零散画像石则表明,消费群体人数众多;画像石产业链完整。     

“汉代城市和聚落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管理、军事指挥中心,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对古代城址进行发掘和研究历来是考古学的基本内容及重要任务之一。聚落一般指人们聚居的地方,是生产、生活等各种活动的空间及场所。广义的聚落包括城市,     

四片汉代玉材考析

汉代是崇尚玉器的社会,流传至今的这四片汉代白玉保留着尚未深加工的原状,反映了汉代制玉工艺的高超.玉片上汉代玉工随手写出的墨书文字,展现了当时通用文字书写的本相,也是我们了解汉代玉器制作流程的珍贵资料.     

岭南地区汉代陶囤研究

岭南地区汉墓出土陶囤的作用是存储未脱壳的粮食,其根据盖顶的不同可分为两型,岭南地区陶囤最早见于西汉中期,当时仅出土于南海郡,根据墓葬和其自身特点,可将岭南地区陶囤年代从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分为五期。     

汉代限田制说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之受田宅律文,其实施对象是汉初军队系统的复员人员,而非全国人民,是"法以有功劳行田宅"精神的具体体现。此土地授予前属于国有,授予后即归被授者私有。"授田"与"授田制"是不同的概念,汉代虽然存在授田的现象,但并不存在战国授田制那种形式的土地制度。军功授田、民户自有的土地以及买卖而来的土地是汉初名田的三个来源。汉初,国家一方面承认民户对土地的所有权,同时对土地的转让、买卖和继承予以一定的限制,其方法是不同等级规定不同的数量限额,目的是维护既存的等级制度和抑制土地兼并。因此,汉代名田制是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限田制。     

安徽霍邱徐台汉墓发掘报告

2005年霍邱发掘的三座汉墓,形制相同,均为平面呈刀形的土坑竖穴墓,时代为西汉晚期以后至新莽时期,为研究这一地区汉代文化增添了新的资料。     

汉帝国交通地理的“直单于庭”方向

秦汉交通地理语汇"直",言方向正对,路径捷便。在特定的语境中又往往指正南正北方向。汉帝国交通地理的"直单于庭"方向,既直接关系军事交通格局,也与经济交通形势有密切关系。这一方向,与起点于九原即五原的秦始皇直道大致对应。秦始皇直道"直"的意义,因此得到准确理解的条件。汉帝国北上"直单于庭"方向的经济交往的作用,在讨论丝绸之路史的学术主题中有值得重视的意义。《史记》说"单于之庭直代、云中",由"代"而"云中",体现西汉初期与西汉中期的历史变化。有学者注意到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出定襄""遇单于"的明确的历史记录,以为"定襄""直单于庭"。就"直单于庭"方向而言,空间位置居于五原郡与云中郡之间的现今内蒙古包头土默特右旗地方,可以说具有坐标性的意义。其交通史的作用,在后世依然长期发挥,因而形成有久远影响的历史记忆。     

西汉诸侯王墓敛葬玉衣及相关问题

西汉诸侯王死后使用玉衣敛葬是其身份地位的体现,也反映出保护尸身,以求不朽和追求升仙的丧葬思想.综合考察,西汉诸侯王墓的敛葬玉衣具有继承和发展特点,并日趋完善.西汉诸侯王墓使用敛葬玉衣具有相对严格的制度,异姓诸侯王及谋反的同姓王一般不用玉衣敛葬,而使用者的分级制度也在西汉中期逐渐确立,这与以往的认识有所不同.与敛葬玉衣相配套,西汉诸侯王墓还使用其他一些敛葬用玉,但基本是以玉衣为主,其他为辅的使用原则.     

汉代对西南边疆的经营

本文论述了汉代经营西南边疆的政策措施及其效果。汉代在西南边疆地区实行“以其故俗治”的政策,适应中央集权制统治的需要,符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有利于汉朝统治秩序的稳定和西南边疆经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汉代边疆战略重点始终在北方和西北,对西南边疆的经营规模和力度仍然是很有限的,边远山区尤其如此。     

两汉时期高句丽的封国地位

公元前 37年高句丽在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建国时 ,高句丽人已经在西汉郡县制的管辖之下生活了 70多年。高句丽王被王莽政权贬为侯 ,说明其在西汉末为王国 ,东汉光武帝复其王号 ,也证实了高句丽在两汉时期的封国地位。随着高句丽的发展 ,东汉时期高句丽曾侵扰辽东、玄菟、乐浪等地 ,但这都属于边郡地方的冲突 ,高句丽作为边郡封国的地位没有改变。     

试论浙江汉代土墩遗存

浙江汉代土墩遗存与先秦江南土墩墓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它同时也是两汉时期浙江北部地区一种以汉墓为埋葬主体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其文化特征既包含了大一统王朝所共有的诸多文化要素,又充分体现了古会稽郡文化圈内不同于中原王朝主流文化的地方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