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彝族古代史学概述

中国古代,史学发达,人所共知。然而,对于中国古代史学领域中的另一颗明珠,即由黔西北彝文古籍反映出来的西南彝族古代史学及其理论,却不大为人们所知。笔者认为:西南彝族古代史学理论的萌生和形成要远远早于以中原为中心的汉族史学;彝族史学理论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曾经产生过以举奢哲为代表的若干优秀史学家;并具有沿续了几千年的独特的史官制度。 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充分认识,对于我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及民族文化的弘扬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探根”现象与彝族史学的社会功能

彝族有悠久的历史、古老的彝文典籍与严谨的治史传统。在各地现存的大量彝文典籍中,可以明显地感到一种追寻万物根源的“探根”与先民足迹的“指路”现象。这种现象,是彝族群众传史、用史传统的具体体现,起到了凝聚、认识、整合、教育的重要社会功能。     

古彝文与彝族骨卜裂纹的关系探微

古彝文与彝族骨卜裂纹的关系探微●俄比解放古彝文与彝族骨卜裂纹的关系探微@俄比解放...     

珍贵的西南古代彝族金石档案

西南古代彝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其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金石档案,迄今仅川、滇、黔三省便发掘到千余方彝文碑刻及部分彝文摩岩、铭文;至于彝族汉文金石铭文更是难以计数。这些碑刻铭文有记载彝族历史事件的,有记录彝族世系源流的,有记述彝族上层文治武功的,有反映历代王朝中央对西南彝区进行统治的。是研究古代彝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可靠记录材料。一、养文金石档案这些金石铭文年代久远,内容丰富,分类论述如下。1．碑刻。有墓碑和纪事碑两种类型。（豆）墓碑。古代彝族先民通行火葬。明清时期,随…     

彝文溯源考

彝族的语言和文字历史久远,有着本民族的独特性及发展的完善性、规范性及传承性。但彝文的起源尚未有较为一致定论,现以汉、彝文献资料、田野调查及考古实物等相结合的方法对其展开论述,以期对彝文起源的探索取得新的认识。     

论现当代贵州彝文文学翻译

贵州现当代彝文文学翻译以当代的成就最大.现代的有罗文笔翻译的《爨文丛刻甲编》最为著名,当代则以王子尧翻译的《彝族古代文艺理论丛书》、王继超等翻译的《彝族源流》《彝文金石图录》和王运权等翻译的《西南彝志》最为著名.翻译机构中以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成就最大.翻译的主要是彝文古籍,包括少量口碑文献.今后要从四个方面开展贵州彝文文学的翻译工作.     

研究彝文古籍发扬彝族文化

彝文古籍是集民族学、民俗学、原始宗教学、历史学、文学、地理学、地名学、哲学、伦理学、修辞艺术等于一身的多学科书籍。通过对彝文古籍的价值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发扬彝族文化,同时激发彝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振兴中华文化。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先秦至五代,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从产生到初步发展的阶段。先秦各民族都有口述历史,汉文典籍中也涉及一些民族史事。屈原《天问》体现了对历史的理性思考。汉代,《史记》等书的民族史传构建了早期民族历史体系。匈奴、白狼等族以汉文撰写其文献,粗显历史意识。魏晋南北朝,建立政权的诸民族,历史意识大为增强,出现一批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重要历史著述。南方和西域用民族文字撰写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献。彝族史家举奢哲提出的史学三要,是古代彝族史学的经典之论。隋唐五代,少数民族史家在皇朝主流史学队伍中占有重要位置。回鹘、吐蕃、傣等用民族文字撰写出人物传记、民族史书及重要史料。《通典.边防门》是唐代民族史传的总结之作。     

贵州彝族文物考

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旧称倮倮文)。现存彝文文物,最早见于明代的石刻。过去中外考古学家和研究彝文的学者,认为云南禄劝县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刻的彝、汉两种文字的《镜字崖》和贵州大定县(今大方县)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安氏土司彝、汉对照的《新修千岁衢碑记》石碑(图一),是现存     

彝文与彝族历史文献

彝文,其彝语称谓因各地而异,贵州毕节彝语称其为“苏纳”（书眼）,云南禄功彝语称其为“苏索秣”（果实）,四川凉山彝语称其为“布杩”（写个）。在云南彝语里,另外还有按彝文流行地区的不同分别冠以地名称之的。如：流行于乌蒙山脉一带的滇东北、黔西北以及武定县的彝文称为“乌蒙彝文”,流行于哀牢山及红河流域的滇南、滇西以及双柏县的彝文称为“哀牢彝文”。汉文献里对彝文的称谓则因时代、地区的不同而有不同,有“爨文、爨字、倮文、罗罗文、韪书、书祖、蝌蚪等各种称谓。至建国后五十年代初,为统一彝族族名与用字始定名为“彝…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卦气”解《易》匡谬

历史上荀爽、虞翻等学者用汉易卦气学的一些说法对《周易》经传所作出的种种解说,与《周易》经文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矛盾,皆牵强附会,顾此失彼。这说明《周易》经文制作时根本没有“卦气”观念包含在其中。     

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子史关系——以国粹派“诸子亦史”说为中心

“诸子亦史”说是清末时期国粹派提出的重要创见,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表现形态之一。该说的提出,一方面,基于清代学者章学诚、龚自珍等关于诸子与史关系的思考;另一方面,缘于在晚清经今古文之争的情境中,反思康有为对孔子及诸子的宗教化阐释。章太炎、邓实、刘师培虽对子史关系的论证方式存在差别,但皆主张“诸子亦史”。就其内涵而言,“诸子亦史”说是“六经皆史”说的延伸和深化,是“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另一种表述,是“尊史”意识下的诸子学重构。此后,老辈学人张尔田、孙德谦、江璨皆有类似的学术主张,反映了清末民初诸子学发展中的学术共识。从学术转型的角度来看,“诸子亦史”说扩展了史学的范围,提升了史学的地位;增强了诸子学的社会角色,进一步推动了诸子学的复兴;提供了诸子学的史学化之内生转型路径。     

川黔彝族社会形态比较研究简

本文从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角度,就汉族封建社会中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进行论述。主要通过对四川凉山和贵州毕节两个彝族聚居区的历史社会形态进行比较,进一步论述我国历史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又是由于多民族国家、多层次的生态环境、“土流并治”的政治实践所造成的。它贯穿中国社会形态始终,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释易

古字中的“易”字可分析为从“肜”从“皿”。“肜”是“不绝”议,“皿”是“器”之义。许慎说“易”象蜥蝎,其说不确。     

略论曾侯乙墓鼓乐器的组合与功能

随县曾侯乙墓以及为数不少的战国楚墓都同墓随葬有1件以上的鼓乐器。根据传世文献有关大鼓配鼙鼓的记载和楚墓出土遣策中鼙鼓的记录,曾侯乙墓中室的建鼓与扁鼓、有柄鼓,东室的悬鼓与鹿鼓,可能都属大鼓配鼙鼓的关系;楚乐制一般使用大鼓、鼙鼓各1件,且不同等级的贵族,大鼓与鼙鼓组合的配器有差异,鼙鼓主要用来引导、应和大鼓。     

司马光的易学历史观探析

本文主要探讨司马光的史学与其经学之一的易学之间的关系。司马光通过其易学形式表达了独具特色的历史观。他提出易道的观念,认为凡宇宙之间皆易,易就是阴阳之变、五行之化,这就对自然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原则作出了界定;又提出圣人作《易》,为数亦为义,义急、数亦急,以义与数作为历史发展普遍性原则的重要内容;并认为《易》是对易道的表征,《易》有见微而知彰、原始而知终的史学功能;在探讨自然和人类历史存在的形式时,司马光还提出阳非阴不成,阴非阳不生,阴阳之道表里相承的观点,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揭示了其应有的价值目标和方向。     

西汉时期夷夏关系的嬗变与思考

西汉时期夷夏关系的嬗变是从汉初迫于军事劣势所形成的政治上的“夷夏并尊”到汉武帝时期凭借国力主动“纳四夷于华夏”。汉初,在“并尊”格局下,汉廷想要通过“用夏变夷”和使匈奴“渐染华风”来改变当时的政治困境,并未成功。汉武帝即位后,通过对夷夏关系的反思,采取了“纳之华夏”与“夷夏之防”两种政策。进而认为我国古代的政策一直是南北不同,但总的趋势是在夷夏一体的大格局不变之下,南边逐渐华夏化,北边保持华夷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