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大道教史补注——以北京地区三通碑文为中心

大道教为盛行於金元两代的一支新道教,本文对北京地区三通碑文作了研究,其中两通涉及真大道（天宝宫系）,一通涉及正一大道（王虚观系）。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真大道五祖郦希诚应为三祖张信真弟子,他出任真大道掌教的确切时间为甲申年,即1224年。在真大道十二祖（或作九祖）张清志之後,还有一位可称为十三祖（或作十祖）的“体道葆和妙应真人郦宗师”。正一大道到元末则已传至十一祖“真人张公”。那种认为大道两派在元代合并乃至最後并入全真教的观点,是没有文献依据的。     

“正統”與“政統”：拓跋魏“太祖”廟號改易及其歷史書寫

北魏歷史上有兩個皇帝被尊爲＂太祖＂,即平文帝和道武帝。這就是清代學者疑惑的＂元魏兩太祖＂問題。事實上,道武帝天興初年尊平文帝爲＂太祖＂,明元帝時上道武廟號爲＂烈祖＂,到了孝文帝改制時,將平文從太廟中遷出,改尊道武爲太祖。《魏書》一直記載道武廟號爲＂太祖＂,諱言道武廟號最初爲＂烈祖＂的史實。廟制的背後是政治權力的運作,作爲王朝開國之君象徵的＂太祖＂廟號的追尊,體現了北魏的中原正統心態以及對拓跋王朝政統譜系的建構努力。北魏以及後來的東、西魏在拓跋宗廟＂太祖＂廟號上屢有改易,正可觀察拓跋宗室各種勢力的政治鬥爭,以及東、西魏敵對政權對各自政統合法性的解釋。本文並揭示《魏書》所體現的鲜明政治立場。     

“祀堯”或“祀高帝”？——東漢建武七年郊祀禮議的政治意涵及思想淵源

光武帝與杜林在郊祀以"堯"還是"高帝"配天的問題上有分歧。光武根據"周祀后稷",以配天者爲始祖而非受命祖,主張祀堯。杜林以高帝身兼始祖和受命祖,認爲應恢復高帝配天制度。雖稱之爲祖宗故事,强調本朝是漢家"中興",杜林之議實本於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實施的高帝配天制,顯示了他的西漢復古派立場。光武的堯觀念與兩漢之際流行的"漢承堯運"同中有異,祀堯在形式上模仿了新莽始建國年間的祀黄帝,呈露了光武不同於"中興"的"創革"思路。祀堯與祀高帝之間微妙的角力背後,是對新漢朝乃創業或前漢中興的商討,顯露出兩種正統觀念。王莽兩個時期意義不同的禮制遺産返魂於其中。     

《孟子》升經考——並論兩宋正經與兼經制度

本文從政治史、科舉制度史的角度討論《孟子》在兩宋的地位變化,即《孟子》由子部升經的問題。特别關注熙寧四年變法以後的歷次政治變革中《孟子》地位的升降及其背後的影響因素,並進而梳理兩宋科舉正經、兼經制度的演變,對南宋紹興六年始實行的以"六經"爲正經、以《論語》、《孟子》等爲兼經的制度作了考證。本文認爲《孟子》上升爲兼經影響到其他諸經的沉浮,而經學結構的調整與變化,自漢武帝以來至兩宋,總是與政治、改革相關聯的。     

杜集宋本編次源流考論——兼論《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成書淵源及意義

杜集宋本從編次上可分爲分體本(按體裁)、編年本(按時間)與分類本(按内容)三種系統。今存杜集的祖本王洙本是分體本,但王洙本的源頭是大致按時間順序編纂的唐代"舊蜀本"。此後宋代杜集編纂一方面以王洙分體本爲祖本,另一方面又順應杜詩"詩史"性質,將分體本重新編纂爲編年形態,這就形成了"唐人‘以時爲序’之本——宋人分體本——宋人編年本"的否定與否定之否定。這種編次矛盾達到一定程度後形成調和,出現以分體本爲框架、又對每首詩加以"題下繫年"的《黄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體例甚奇"的"海内孤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實際上正是以《黄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爲底本,既保留每詩"題下繫年",又進一步以"體下再分體"方式編纂而成,成爲宋代杜集分體、編年調和的最終、也是最典型的文本形態。研究杜集,相對於宏觀的"卷帙分合"與微觀的"異文校勘"兩個層次,中觀層次的"篇目編次"研究具有合法性、合目的性與便於操作三點優勢。這對唐人别集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方法論意義。     

關於魏晉玄學屬性的再辨析

鑑於自漢至晉中國的社會結構、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和社會價值觀念基本上都無變化的情況下,在意識形態領域内不可能憑空冒出一個與儒學對立並引導當時觀念形態的玄學。事實上,被後世認爲的"玄學家",彼時都自認爲在致力於經學,並做出很多成績,"玄學"之名是在魏晉之後出現的。獨尊儒術以來,儒家一直有談論形而上學的傳統,並以倫理綱常爲自然之道,後來佛學也屬兩晉談玄的內容,因此把玄學簡單地稱作"新道家",是一種誤會。     

士人精神與商人心態的悖立——湯顯祖與李漁戲劇創作比較論

如果説湯顯祖是明清兩代最能體現士人精神的戲劇作家,那麽,李漁無疑是最能彰顯商人心態的戲劇作家;他們的戲劇創作,最典型地揭櫫了中國古代戲劇創作兩種基本悖立的價值追求與創作境界,要而言之,即"謀道"與"謀生"。湯顯祖與李漁戲劇創作截然有異,歸因於他們思想境界、人格氣象、創作旨趣與審美選擇的諸多不同。李漁雖有更爲系統的戲劇創作理論與更爲豐富的劇場藝術實踐經驗,但其戲劇創作成就遠不能望湯顯祖之項背。     

論古代文藝學的主神重形傳統

本文針對學界關於古人"重神輕形"的傳統見解,提出古代文藝學的基本形神觀是"主神重形"。首先考察古代思想史上的形神論,認爲其中已貫穿着重神而不輕形的觀念,爲文藝學史上"主神重形"的形神關係學說奠基。其次分析東晉顧愷之及其後畫論家的主神重形論,强調其在文藝學史上主神重形論中的導夫先路作用。最後討論古代形神關係研究中的有關問題,提出一直都重形、形神不可分等觀點,並由此抉發出尚未被充分重視的古人"形神兼具"觀念下"真"的概念,藉以進一步說明"主神重形"纔是古代文藝學形神關係論的基調。     

崇敬寺“使鬼神遍散諸像”考

正唐代史官韋述《兩京新記》已佚,後人1補甚多。有曹元忠據鮑崇城刻本《太平御覽》卷六五七1關於唐長安靖安坊崇敬寺石像的記載一則(《兩京新記》時稱之爲《西京記》)。此條記載爲:又曰崇敬寺有石像一軀,高五尺,製作粗惡,甚有靈驗。傳云是阿育     

論中國早期經典的形成

中國早期經典的形成條件是作爲公衆集會的儀式和作爲典範知識之載體的教育。分佈在黄河、長江兩大流域,結構要素相近的彩陶圖案,提示了某種範本的存在,也提示了經典的起源。現有資料表明,《易》、《書》、《詩》都經歷了由儀式文本(巫師文本)到意義文本(政事文本)再到德教文本(經典)的過渡,由“贊治”、“造士”兩大需要推動而逐步形成。這一過程也表現爲對檔案文書、普通典籍加以選擇的過程,貫穿於其中的選擇標準正是對“德”和通識的重視。與之相對,是由“史”所代表的依靠世俗知識和工藝技術建構的價值系統。所謂“文勝質則史”、“數而不達於德爲史”,以及後來的“道”與“器”之分、“六藝”與“諸子”之分,其實是上古經典觀念的表現。     

崔张形象嬗变与封建士子理想婚恋观

从元稹《莺莺传》到王实甫《西厢记》,崔张爱情由悲剧嬗变为大团圆的喜剧的同时,主人公的形象也实现了理想化的嬗变;既体现了新旧婚恋思想斗争,又揭示了封建文人的一种理想婚恋观,透射出其心曲和美梦。     

驳章学诚“戴震不解史学”论

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乾嘉学术的两座高峰,戴氏以典籍考证著名于世,章氏以史学理论自矜于时,二者学术路径不同,旨趣有别。而章氏以"戴君不解史学"攻击考证学派,引出了一个令后人长期争议的话题。通过对戴震著述的全面探讨可以考见,戴氏不惟甚解史学义例,而且在方志、家谱及史料考证方面成就颇多,在清代历史考证学领域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中晚唐两制草诏格局的形成及演变

中晚唐两制草诏的区别较鲜明地体现在用纸材质上,从学士院成立之初翰林学士张垍用黄麻写诏,到代宗大历年间以内制白麻任命李栖筠为御史大夫,是翰林学士院草诏制度的一大变化。在早期的白麻内制中,命相制书是最早且较稳定地归属学士院起草的文书类型。至德宗贞元时期,涉及节度使的除命以及赦文德音、招讨宣慰等重要政务处分的诏令起草,开始较为稳定地归属学士院。宪宗元和时期及其以后,通过对元稹、白居易文集等集部文献中所收诏敕予以归类,可大体展现此期两制分工的整体面貌,其中外制黄敕在各品级官僚群体的除授上皆有行用,而内制白麻的行用则大体被限定在常参官以及五品以上外官的除授范围之内。     

《清史列传》标点商榷四则

中华书局标点本《清史列传》给学术界提供了极大方便,但个别地方的标点尚有待于商榷,略举四则：其一、李光地传载彭鹏劾李光地疏;其二、康熙三十九年二月李光地上康熙帝疏;其三、张履祥传;其四、颜元传。     

晚清商办与官办的斗争

晚清时期,围绕着近代民用企业实行商办,还是实行官办,进行了3个回合的斗争。第一回合,轮船招商局屡被弹劾,京中言官要求对其统制,乃至收归官办,被李鸿章顶住。第二回合,围绕着湖北铁政局的经营形式,张之洞与盛宣怀展开争论,结果张之洞动用官款创建,企业实行官办;然而,企业官办后经济效益太差,几年后不得不招商承办。第三回合,“轮电之争”,袁世凯将官督商办企业收归官办或对之实行统制,盛宣怀经过多年努力,终于使各官督商办企业摆脱“官督”,完全商办。经过数十年商办与官办的斗争,以及商办的不断胜利,迎来了民国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袁世凯三参张翼原因探析

袁世凯三次参弹张翼,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其作为地方督抚职在守土、捍卫主权的目的;也有与张翼争夺开平煤矿经办权,掌控北洋官业的目的;同时英国人对张翼、袁世凯间矛盾的利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张翼借助朝廷奥援与袁抗衡又演化为政治集团间的斗争。这些因素使得袁世凯在开平矿权交涉中困难重重。     

陈桱史学再探

陈是元末明初一位颇有影响的史家 ,其学既有家学渊源 ,也承诸黄震之学。他有多种史学作品传世 ,而《通鉴续编》为其代表作。陈史学集中反映了在史学日趋理学化情况下儒家学者们的治史旨趣。对陈史学作深入研究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元明时期史学的发展趋向。     

《全元文》补目160篇

《丛书集成新编》、《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巴蜀佛教碑文集成》、《巴蜀道教碑文集成》、《丛书集成续编》、《禅宗全书》、《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等中有大量《全元文》未收文章。此外地方碑刻中也有许多元文未收。     

论历史时期大陆向台湾的移民与往来

台湾自古与大陆就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证明 ,其土著居民高山族人同大陆古越族有浓厚的血缘关系和相同的习俗。大陆居民从三国东吴黄龙二年开始入居台湾及澎湖岛以来 ,从此代不乏人且日益频繁。元至元年间始设专门政权机构澎湖巡检司 ,隶属福建省晋江县 ,至清代统一台湾 ,其间郑芝龙、郑成功经营台湾人民和设立台湾府 ,促成了大陆移民台湾的三次高潮。历史事实证明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同属炎黄子孙、华夏儿女。     

《楚辞集解》训诂考据的成就

明人汪瑗撰《楚辞集解》,在屈辞训诂、考据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著成就。他在训诂字词、考辨名物时,既博采众长择善而从并予以新的阐发,又不囿成见冲决旧说提出新论,对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他还否定了“《九章》俱作于放逐江南时”的旧说,并对《九章》各篇的具体创作背景、写作时代诸问题进行详细考辨,发明新意,推动《九章》研究的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