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黄埔地区的三次战斗

民国27年（1938）,广州沦陷后,侵华日军从广州市区出发。沿中山路经瓦壶岗山口,国民党一五八师的军队埋伏于山下截击日军。而居住在珠江村、横沙村的爱国时民都前来参加抗敌,但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日军杀人禺南路,侵袭横沙村。横沙村民在瓦壶岗伏击战中牺牲3人。     

抗日战争时期的孩子剧团——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抗日战争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这是1938年茅盾在武汉时对孩子剧团写的一句赞语,它形象地道出了孩子剧团不平凡的经历。在难民收容所里组织孩子剧团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首先轰炸了闸北、沪东一带。当时党组织派吴新稼在沪东临青学校教书。临青学校是由我党     

抗日战争时期赣闽粤边区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

赣闽粤边区向来远离江西、福建、广东三省政治与经济中心,是为三省政治的边缘化地区和社会经济的贫困地区。19世纪末20世纪初,边区开始了缓慢的现代化的进程。抗战军兴,东南各省军政机关、工商企业、学校、避战逃难人员等纷迁赣闽粤边区,给赣闽粤三地区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长期处于区域经济和政治边缘化的边区迎来了第一次现代化浪潮。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

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化进程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中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习西方,这就产生了一个融入世界的问题。中西文化接触之后,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割裂中国文化传统、过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现象;但是一因中国文化传统深厚,二因传统文化有其现实有效性．这就产生了转向民族传统的问题。近代以来这两种趋向一直存在．而抗日战争期间更有突出的表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上面两种趋向做了顺应的变化。中共本来只是在共产国际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坚决对立的立场,这时则积极与美英打交道,认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共长期激烈地反传统．甚至声称“五四”“被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了。这时转为主张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些是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变化。当时中共已是一个国内国际有影响的党．以后成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这种变化对中国有着极大的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沦陷区的言说环境——以北京上海文学为中心

由于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局限,学术界和公众长期以来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学的认识模糊,认为沦陷区没有学或只有汉奸学。9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一批相关论的问世,沦陷区学主体的面貌和性质已经基本上明朗。尽管如此,对于它的怀疑、贬低和曲解依然存在。不容否认．沦陷区的政治化环境,在总体上是与中国新学活动相敌对的。但具体到各个沦陷区．由于被占领的时间和社会形态不同,言说自由的程度也各不相同。本用确凿的史实证明,北京、上海沦陷区的言说环境好于其他沦陷地区。具有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北京、上海的中国民族学之所以能够在沦陷时期继续迂曲生长并蔚为大观,与两地相对有利的言说环境密切相关。     

《军人从政——抗日战争时期的李汉魂》读后

广东省档案局（馆）研究馆员郑泽隆博士撰写的《军人从政——抗日战争时期的李汉魂》,作为我主编的“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丛书的一种,2005年2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这是一部了解军人从政、值得一读的成功作。     

抗日战争时期的“小延安”——沁源阎寨

<正>沁源,位于上党地区西北部,背倚太行山,俯临沁河水,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太岳区党委、太岳军区司令部在沁源境内驻扎了相当长的时间,领导当地军民与日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     

抗日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有感

从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侵占杭嘉湖,同年12月24日浙江省会杭州沦陷。浙西行署、兰嘉师管区,以及大专院校和工商界大批爱国人士纷纷迁到我县（当时的临安、於潜、昌化）,直到1945年9月6日,日军在富阳受降乡（当时称宋殿村）接受投降。整整八年时间,也是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就是在国难当头、战火纷飞、兵荒马乱、为国捐躯的日子里度过的。古人云：“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福祸相依是人生之道。这八年的侵略,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是无法用数字来表达的,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奇耻大辱更是罄竹难书。日本鬼子之所以敢于提出“三个月亡中国”,就是看清了当时的中国如一盘散沙,     

《军人从政——抗日战争时期的李汉魂》一书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粤籍将领李汉魂奉命在潮汕海防前线屯兵备战,后又主动请缨北上,率部在津浦线和南浔线英勇抗击日寇,屡立军功。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李汉魂结束了挥戈跃马的军人生涯,周旋于风云变动的政坛,执掌广东政局长达6年又8个月。面对严酷的环境和复杂的局面,他该如何施政？等待他的又将是如何的命运？广东省档案局（馆）研究馆员郑泽隆博士的专著《军人从政——抗日战争时期的李汉魂》最近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对《论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士兵养成教育》一文的两点看法--与季鹏先生商榷

“养成教育”是培养军官教育的一种形式,教育对象是从地方上考试录取的应届毕业的适龄学生,到军事学校后由基本军事常识学起,毕业后到部队担任初级军官。士兵的军事教育称训练,没有“养成教育”一说。抗战中军事教育分为初、中、高三级,初、中级教育由军训部办理,高级教育由军令部办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为中级教育,没有“办理”过其他学校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