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的历史编纂学

在19世纪的革命中,没有一次革命像1848年法国革命这样,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提供那么丰富、那么深刻而又那么广泛的经验和教训。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指1848年法国革命的历史——引者注)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     

情感史视野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

正二十世纪的中国,充满着动荡和变迁,它是一个古老文明浴火重生的战场,也是各种各样的革命运动最活跃的舞台。近年来,在一度经历"告别革命"思潮席卷的中国史学界,"革命"又悄悄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引入社会史、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方法和视野研究中国革命的论著层出不穷,"新革命史"研究已蔚然成风。与传统革命史研究以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变迁的核心动力和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同,"新革命史"力图摆脱阶级斗争的解释模式,注重从政治结构、社会动员、革命     

评为李秀成投降辩解的“历史条件论”

太平天国革命后期的重要军事将领忠王李秀成,被反动头子曾国藩的军队俘虏后,叛变了太平天国。李秀成是革命叛徒,当无异议。然而有些人却百般地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辩解。奇谈怪论很多,其中有种论调认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历史条件造成的(我们称它为“历史条件论”)。事实果真如此吗?“历史条件论”者大声疾呼:“评价历史人物,应该结合时代、阶级的条件去分析。”看起来,这话完全正确,但一涉及到李秀成的评价时他们就走到了自己的反面。“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考察一个时代的历史条件,首先就要把握这个时代阶级斗争的总形势。     

对我国历史上土地问题的几点认识

一、土地问题长时期是中国历史的中心问题中国历史在长时期里,农业生产占着社会经济的主要地位。所以土地问题,也就长时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中心问题。中国历史的发展,重要的是地主阶级不断采取各式各样强取豪夺手段,从农民手中掠夺土地;而农民则却不屈不挠的、大规模小规模的以暴动革命的方式和地主阶级进行斗争。所以中国历史长时期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是中国历史长时期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斗争的内容是中国历史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被总结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按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进程,即按照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言、所行,其内容,可概括为：开展全面阶级斗争,进行全面夺权,实行全面专政。这“三个全面”（或曰：“三全”）是文革灾难的思想理论的根源。何谓“全面阶级斗争”？何谓“全面夺权”？何谓“全面专政”？本文先来讨论关于“全面阶级斗争”的问题。     

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的阶级观念论析

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意识是受欧美近代阶级观念和阶级革命运动启发而产生的,基本思想来源是马克思关于阶级或阶级斗争学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均平观念也渗透其中,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反动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从事阶级革命的简单法则。20世纪初,中国社会对阶级内涵的理解是肤浅的,互助论对早期中国社会的阶级意识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阶级斗争应用于中国革命问题上,中国社会不同学派和政派间出现了严重分歧,最终导致革命阵营的分裂。2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有制—阶级的阶级理论逐渐形成,并确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基础。阶级斗争史从一开始就被与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分离开来理解,这是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误解,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读《金代的社会生活》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也离不开婚、生、病、死。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人类“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的研究,自然是以人类全部的社会生活为对象,这本是十分清楚的问题。然而综览解放以后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和历史论著,便会发现一个极为明显的偏向,就是注重于社会阶级斗争和反映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生产关系的论述。对于社会历史生活;则往往是略而不述或轻描淡写。这种偏向的产生,同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片面性理解和教条主义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迄今一切有文学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论断的本意只是说,阶级斗争贯穿于人类文明社会历史的始终。然而却被许多史学家错误的理     

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     

历史上阶级合作的特征及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认识阶级社会历史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在对阶级社会的历史研究中,我们运用这一理论着力探讨的是阶级斗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斗争性和统一性是事物矛盾的两种相反相成的属性,二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斗争性不能脱离统一性而存在。因而,脱离统一性,片面地研究阶级斗争,就会忽视或否认阶级合作。     

关于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及其转化问题

多年来,在思想理论界,盛行着一种说法: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的真正动力;或阶级斗争始终是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是否是“唯一”的问题,我们已经写过文章,回答是否定的,认为人类历史是由多种动力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     

革命文物的调查、征集和保护

革命文物,是革命历史的见证。特别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遗留下来的革命文物,生动地反映了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伟大胜利的具体体现,凝聚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     

“华北难题”与土改“阶级斗争”——评胡素珊的“统治阶级论”

北方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环节.美国学者胡素珊在其关于土改的经验研究中,沿着“华北难题”出发推进了重要的一步,即从分析上区别了“统治阶级”与地主阶级,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土改中“阶级斗争”的政治内涵.本文对其研究成果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判的检视,指出其一般结论与具体考察之间存在脱节.胡素珊提出土改的政治意义在于推翻了乡村既有统治精英,却未能在经验层次真正落实到底是谁被革了命.就此而言,这一研究进路仍有潜力尚待发掘.     

不平衡的发展:20世纪与现代化

20世纪历史的主题是现代化,20世纪重大历史事件都围绕现代化展开。就不发达国家而言,现代化对他们的冲击逼迫它们做出回应,于是就出现众多的革命、改良、和民族独立战争。就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似乎表明它们的“现代化”已经出现问题了,于是它们进入“修正”现代化的阶段。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全球扩张,一方面是“修正”现代化的努力,这两种相反趋势造成20世纪历史的矛盾发展,“不平衡”引发出无数的“多元化”。     

论明末农民大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

(一) 明末农民大起义,是一场极为深刻而广泛的阶级斗争。从时间上讲,它持续了近二十年之久;从空间上讲,它波及到大半个中国;从结局上讲,它成功地摧毁了明王朝的统治。像这样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必然要给与当时历史发展进程以巨大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待言的。不过直到目前,我国史学界还从没有人把这一重要问题提出来加以论述。虽说要正确地解决这样一个既重大又复杂的历史问题,存在着极多困难。可是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让中国历史上这样重大的问题,永远“空白”下去。当兹党向科学界提出“百家争鸣”之时,願不揣浅陋,提出个人一得之见,就正于全国史学工作者     

试论1854—1856年的西班牙革命

1854—1856年西班牙革命,是西班牙历史上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很重视这次革命,他在1854年9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现在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西班牙。”马克思研究了1854—1856年西班牙革命,也研究了西班牙过去的历史,对西班牙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都作了精辟的论述。西班牙近代革命史,特别是1854—1856年西班牙革命,对西班牙和欧洲都有重大的影响,然而在我国编写出版的世界近代史著作中却很少反映这方面的内容。本文试图就这次革命的背景、阶段、特点和历史作用等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作为引玉之砖,以期有更多的人重视西班牙近代革命史的研究。     

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问题的思考

“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号召,“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成为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人们反思共和国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笔者认为,这是把阶级斗争     

眼瞎心明的朱之榛

关于清末民初时期政治人物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从革命成功那天起到现在,对某些革命领袖近百年的重复性研究已不是一句“汗牛充栋”所能概括。然而,这“不计其数”的成果许多都是成功者的传记。他们让所谓的正面人物毫发毕现,而回避那些所谓的“反面”或“灰色人物”。即使是有所涉及,也把后者作为正面人物的陪衬和革命对象予以批判和否定。但是历史本身不仅是伟人的历史,更是千百万有血有肉的“小人物”的历史,他们可能没做过惊天地的事情,但是他们的生活也是历史尤其是社会史的一部分。     

英国17世纪革命形式渊源考

对英国17世纪革命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注意力大多集中于研究革命的“内容”上面,即性质、阶级阵营、历史作用等等,很少有人探讨革命的“形式”问题,而且认为“形式”完全是由“内容”决定的,它本身并无意义。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革命的“形式”与“内容”,固然有联系,但这种联系并非必然的、决定性的。“形式”本身同样具有内在规律性、独立性和主动性。通过对英国17世纪革命的分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辛亥时期梁启超的改良思想

改良,无疑是与革命相对立的概念,因此,辛亥时期的改良派曾被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是“封建主义的同盟军”。但是,历史是否象理论这样规范呢?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变化,资产阶级要革封建主义的命,是时代的基本课题。运动的领导权从改良派转到了革命派手里,改良派坚决反对革命,给革命制造了不少阻力。但是,改良派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所向往,所追求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改良思想又是革命思想的补充。本文试以梁启超的改良思想为例,来剖析这     

关于"文革"起源的一点看法

本文拟从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革命化”与“现代化”的两种发展趋向的角度 ,探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这既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那段过去的历史 ,又能使我们加深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认识。一　革命化与现代化 :两种发展趋向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中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两种发展趋向 :革命化与现代化。革命化趋向认定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的主题 ,“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胡乔木文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2 6 8页 ) 。现代化趋向则认定和平建设是社会主义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