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治粤时期的广东商会运动和抗税风潮

广东商运,自清末已有所发展,各商业行会、跨行业的商会联合会如广州总商会、七十二行商会等均已建立。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先生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得到了广东商民的支持。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广东政权几经更迭,人民与当权者矛盾不断激化。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广东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矛盾斗争更加尖锐,而广东民族资产阶级也卷入了斗争漩涡之中。     

民族资产阶级与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1年)

1927—1931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阶段。对这一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活动的系统研究尚付厥如。长期流行的说法是:1927年民族资产阶级追随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是上当受骗,“不仅在政治上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而且在经济上也日益处于破产半破产的境地”。考诸史实,却并非如此。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派系斗争

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内部存在许多派系,其中影响较大者如西山会议派、改组派、汪精卫派、冯(玉祥)系、阎(锡山)系、桂系、西南实力派、西北马氏家族等等。这些派系之间,既有对中央的表面从属关系,又有各派之间的横向关系。横向间的矛盾斗争虽时有发生,但往往是局部的或短期的。而他们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却是普遍的、长期的。派系斗争贯穿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始终。因此,国民党派系斗争史成为民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派系斗争史,至今是史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有关国民党派系斗争的起因、特点、结局及其历史作用,都有待于探讨。笔者就下列问题提出粗浅看法,谨为抛砖引玉。     

国民党时期的县级管理整编

在国民党地方层级的党政关系中,县一级的管理一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县党部与县政府一直存在的矛盾导致了国民党在基层统治的薄弱和政权的不稳定。对国民党县党部与县政府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党政关系的认识。     

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成长

目前,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理论的专门研究尚属空白。“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党在早期军事斗争和反共军事运动中就有了游击战术思想,并部分地付诸实践。游击战术思想用在抗日方面,“九一八”事变至抗战爆发处于酝酿与尝试阶段,1938年1月汉口会议时初步形成,1938年底正式确立并在其后得到发展。     

国民党与三青团的关系及其矛盾之由来

国民党与三青团的关系及其矛盾之由来贾维拙文《三青团的结束与党团合并》①曾经指出：党团矛盾的激化是导致三青团结束的直接原因。实际上,党团矛盾从三青团产生起就已经存在,并贯穿了三青团的整个发展过程,对三青团本身和整个国民党政权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那么...     

国民党派系斗争与浙江“二五减租”运动的兴起

在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22年间，派系斗争始终伴随着国民党的政治运作过程。派系政治被称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的特色。近年来，对于国民党派系斗争问题的研究，人们注意较多的，往往是派系纷争对国民党统治所造成的弱化效应；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国民党派系斗争对大革命失败后，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对乡村的运动型治理探析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尝试通过发动一系列运动对乡村进行全面改造与建设,形成了当今学者所谓的"运动型治理模式"。而国民党政权党员干部缺乏革命精神与动力,党的组织尤其是地方和基层组织涣散无力,党政体制不合理,缺乏实施运动型治理所需要的制度与组织条件。治理目标的超前与治理模式的滞后导致了国民党治理乡村的失败与乡村改造的破产。     

皖中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的历史考查

“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之后,中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即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形势下,以什么方式来解决国内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呢?我党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作出了决定,决定停止“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抗战前,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要解决这一矛盾,最根本的是彻底改变不合理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但是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进行的殊死的战争,国内的阶级斗争不能不服从于民族斗争,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既有利于团结抗日,又减轻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削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经济要求,可以发动广大农民投入伟大的抗日斗争,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是解决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     

中共闽浙赣地下党冤案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一群年轻而又单纯的革命者加入瓦解国民党政权的斗争行列中,与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遥相呼应。然而,由于恶劣的客观环境、扑朔迷离的斗争形势、革命者自身的幼稚和缺陷等,铸成了一起令人扼腕的冤案。作为这起冤案的幸存者,作者回忆半个多世纪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一方面是为了告慰逝者,让他们的灵魂得以安息,另一方面是为了昭示来者,以史为鉴。     

正确处理好修志工作中的几个关系

一切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过程都存在着矛盾。各种矛盾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对立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矛盾的又统一,又斗争,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和发展。反映在志书编纂上,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就是一例。志书的内容就是志书记述时空范围内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情况;     

以史为鉴,打好新时期的反假币保卫战

自从人类有了货币,那么就始终贯穿着制造假币和反假币的斗争,笔者不举太远的例子,单从解放战争时期的反假币战争为鉴,以期获得一些启示。那时各大解放区都有自己的银行和货币。有些货币是由抗日根据地的货币发展来的,如陕甘宁边区银行币、晋西北农民银行币、冀南银行币、北海银行币等;有些是解放战争中发行的,如中州农民银行币、南方人民银行币、热河省银行币。这些是在解放区内流通的唯一的合法货币。国民党政权发行的货币、伪满币限期停止使用,港币、美元国内禁止流通。但是国民党政权亡我之心不死,向解放区打入假币,这是国民党破坏红色区域经济常用的手段。这时期,假币问题十分严重,国民党为了破坏边币信用,扰乱金融秩序,夺取市场,吸取物资,以支持其继续扩大内战的阴谋,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贩运、推销假币,假币的数量、金额巨大,流窜范围扩大,种类、版别更多样化,甚至包括了假外币。解放区反假币斗争一直不断,各个解放区政权和银行都把反假货币斗争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帝主张的变化及其影响

反对帝国主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之一,同时亦成为国民革命的基本目标。在早期,中共反帝方针的基本内涵和主要任务,便是废除不平等条约。1927年汉口"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共的反帝方针发生变化,从主张废约趋向于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变化原因,除了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群众斗争的高涨之外,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有着密切关系。中共的急进方针扩展了国民革命的反帝斗争,也由此与国民党发生矛盾,对国共合作的格局产生相应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国民党加速分裂进程。为了尽快建立全国政权,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愈益走向妥协。又由于在领导权、工农运动、土地运动等问题上的冲突,先是蒋介石发动政变,继而汪精卫实行"分共",国共两党终于分道扬镳。     

国民政府县政问题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县政的实践过程,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1.县级政权的结构形式及其制度安排;2.县政权力体系对县域事务进行的管理;3.县政公务员队伍尤其是县长群体的面貌和质量;4.县政其他相关利益群体状况。国民政府的县政治理与其执政成败有不可忽视的关系。其县政之弊太深,国民党自身无法从根本上、整体上进行补救,其县政失败结局自属必然。而其县政的不成功以致失败又反过来成为国民党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县级政权在国民政府的政权体系中被置于边缘化的地位,国民政府对县政的敷衍,最后得到的是毫不留情的历史惩罚。     

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团关系再探——以贵州省为中心

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此后,党、团两方在发展上逐渐形成双轨竞争关系,进而演化为党内派系斗争的新形态。战前,国民党党务长期被CC系把持,而三青团又脱胎于黄埔系复兴社势力,党团矛盾可大体视为CC系与黄埔系两派斗争的战时延续。抗战之初,朱家骅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代理三青团书记长,与团方高层交好。朱方与黄埔系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达成合作关系,在诸多省份曾一度抑制CC系势力。然而,自国民党省县党部选举恢复后,团方干部时常临阵倒戈,致使朱方陷入孤立而落败,贵州省党团冲突便是其中的典型个案。     

北伐前广东农民运动中国民党的身份冲突与调谐简

北伐前国民党在广东兼有执政党与国民革命党的双重身份,在广东农民运动中,存在冲突。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下,国民党中央倾向于支持农民阶级的利益诉求,以换取农民对国民革命的支持。但作为基础不牢的执政党,为维持政权稳定,国民党不敢也不能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掌控乡村政权的士绅地主阶层。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领袖采取了渐进式的农民运动发展策略,试图在革命与维稳之间维持平衡,调谐革命与执政的身份冲突。但农民运动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农民斗争的演进轨迹超出国民党领导层的预期,党政各方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农民与地主的激烈斗争中。广东革命政权完全巩固以前,左派的主张占据上风,且因农民运动有力地支持了统一战争,国民党对农民运动大体持积极态度。“中山舰事件”后,维稳的需要压倒了革命的信念,中派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态度转为消极。     

国民革命时期宋子文与孙中山、蒋介石关系之比较研究

自20世纪20年代初供职于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起,宋子文一方面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和重用,另一方面无条件地服膺于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在金融和财政领域充分展示其才干,取得突出业绩,在大本营时期以及之后的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为各方面普遍认同。孙中山去世之后,宋子文与同样得到过孙中山重用的蒋介石都进入了国民党政权高层,两人之间有过密切的合作。但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特别是北伐的迅速进展,国民党各派之间、党权与军权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等各种矛盾逐渐凸显,并与国共关系的演变相交织,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的分歧冲突公开化,并在宁汉对峙之际分道扬镳。     

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研究

东北是战后中国诸多矛盾的交汇点,中苏、中关、国共所谓三国四方关系在此交织,极大地影响着战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明为经济问题,但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暗又不可避免地与中苏、中关、国共关系以及国际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等纠缠一体,表现为政治、外交与国际关系问题。苏联强占所谓“战利品”,并要求经济合作,既无法理依据,又乏道德立场,且事关中国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国民政府的拒绝应为正当。但实际上,国民党在战后东北所处为两难处境,如何既不失国家与民族利益,又维持其党派利益,需要高度平衡的政治与外交战略战术。而国民党对东北的政策基本上是被动应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此问题上,国民党徘徊在谈与不谈之间,前方与后方的看法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又不能恰如其分地协调一致,更因苏联对东北“过度之安全感”,使得国民党无论做出何等让步,苏联总是“猜忌不安”,从而不断制造麻烦。这又使国民党内对苏联的看法分歧不一,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最后的失败结局也就事出必然。     

甘地阶级属性再探讨及其评价

甘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甘地思想行动中的矛盾是多方面的。因此,论者们在确定甘地阶级属性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也就在所难免了。认为甘地是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意见(以下简称“民族资产阶级说”),史学界似乎已成定论,但本文认为,此说仍然值得商榷。不错,甘地作为资产阶级国大党的首脑,为资产阶级所拥戴,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运动公认的领袖。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同一个甘地,和资产阶级不仅在具体问     

《新路》同人的政治态度论析

《新路》杂志是大革命失败后,第一份批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论性刊物。以此为中心的民主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展开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抨击,但认真分析其对国民党现实政治的批判,可以发现其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并不仅是批判那么简单,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要求,现实追求和理想政治的矛盾冲突使他们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呈现既维护又批判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