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复旦文革大字报选》

历史眼光:收集复旦文革资料的缘起我是安徽歙县人,1943年出生,出身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者家庭(父亲是小商人,生活艰辛但还算过得去)。这个家庭成分给我后来的成长带来很大压力。因为喜欢文史,1962年考入复旦历史系。我谈不上有什么远大抱负,庆幸吃上了"皇粮"。复旦的人文熏陶使我有了点历史眼光,具备了初步的研究能力,特别是开始懂得了人生价值,立志要做一个于家于国于民都有用的人,这决定了我的人生走向。文革之初,我即意识到文革可能成为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     

“文革”中的“活人展览”

<正>"文革"中的"活人展览",据笔者所知,最有名的一次于1968年发生在杭州大学地理系。"文革"结束后的1984年,它首先被《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谴责,随后又被《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点了名。1984年4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由卢良、叶辉署     

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朱维铮先生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罗思鼎"成员之一,"文革"初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负责人,是上海"文革"的重要亲历者。三十多年前,在复旦历史系读书时听朱先生的课,我们同学间就对他"文革"中的经历充满好奇和兴趣。成为历史系的教师后,特别最近几年来,我多次向朱先生提出,希望能有机会协助他记下他在"文革"     

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武斗

正1963年,我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自1966年6月至1970年3月,在北大全程参与了这个时期的北大"文革"运动。1967年8月17日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后,不承认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校"文革")是领导全校的权力机构。因此在1968年的北大武斗时期,校"文革"和新北大北京公社是支持北大聂元梓一派势力的两个机构。校"文革"是北大权力机     

执著信念 不懈登攀——王巍先生访谈录

<正>曹峻:非常感谢王所长在百忙之中接受《南方文物》的专访。首先请王所长谈谈您是如何走上考古道路的?王巍:好的。我是一名50后,小学毕业时正赶上文革。记得当时我报考的是长春最好的中学,但就在等着发榜的时候文革开始了。1968年秋,我被就地分配上了中学,那一年正好中苏关系紧张,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我们在学校学的俄语除了"毛     

红卫兵留在我身上的印记

我年逾古稀,肩背上的斑斑鞭痕,时常勾起我痛苦的回忆。40年前,那恐怖的1968年,即"文革"第3年,那场噩梦,使我心惊肉跳!我差一点被学生活活打死!一天,本校红卫兵谢仲光率其兄等三人,突然闯进我的家,不由分说,抓捕我回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事后,据知内情者透露,他们已作好部署,半路上要把我掐死弃尸河里。那时,湖     

毛泽东堂侄女毛远明、毛远春之死

1968年,经过文革初期的造反、夺权、武斗等剧烈动荡之后,各级"革命委员会"均已成立(当时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紧接着一场"查成分、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清理阶级队伍"的"三查一清"运动席卷神州大地。湖南省平江县向家     

回忆“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1968年"文革"时期,长春市与全国一样,开展了"把隐藏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大批无辜群众被隔离审查,饱受"群众专政"酷刑折磨,更有1929条鲜活的生命被葬送。这是一场令人悚惧不已的噩梦。作者以其亲历撰写了《回忆"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文,读之如睹如闻,发人深省。     

清华武斗与宣传队进驻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发生在北京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是“文革”期间首都地区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武斗,它不仅是文革的重大事件之一,而且影响到文革的进程以及红卫兵运动的命运。     

激情燃烧的大学“回炉”岁月

正1970年,我从兰州大学经济系毕业,分配到甘肃宁县当了一名中学教师。上了5年大学,就搞了4年"文化大革命",学业受到严重影响。工作后,大小政治运动不断,"臭教师"的地位叫人另眼相看。期盼外出进修深造,且更换一下工作环境,是我魂牵梦绕的一个梦想。但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文革"中,那就是白日做梦。"文革"终结,机会终于降临在我的头上。1978年上半年,教育部决定,通过考试选拔部分1968-1970届大学毕业生"回炉"两年。当     

"文革"期间的南京"一三"事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在宝钢集团南京轧钢总厂工作期间,结识了线材分厂的司磅员薛德元. 也算是造化弄人吧,此时此刻穿一身蓝布工作服的老工人薛德元在"文革"时期可是南京"八二七"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曾在造反派推举下, 在1968年至1976年期间担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的缘起

"老三届"专指文化大革命开始时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初中、高中在校生,他们大多出生于新中国建立前后的1947年到1952年间.1966年"文革"爆发时,他们的年龄都在14～19岁左右.当时全国城乡的在校中学生约有1250万人,其中高中生137万人,初中生1113万人.到1969年初,"老三届"学生已经基本离校.他们的分配方向是,家在农村的全部回乡,家在城镇的除少数进入工矿企业或参军以外,大多数人上山下乡,在"文革"以来下乡的1500余万知识青年中,"老三届"学生约占400万人.     

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

北大为期4个月的武斗,发生在1968年春夏。 过去政治课讲,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我觉得文革中的武斗也有点这种意思。再说,江青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公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就使得“武斗”在当时已经“合法化”．可以说是中央文革放纵了这种祸国殃民的行为。从1966年9月开始,北京就有武斗发生,1967年已经是全国各地狼烟四起,达到高潮。1968年北京的高校也传染上了这种瘟疫,年前清华大学井冈山与井冈山“414”已经接上火,其他院校也时有发生。     

天安门城楼秘密翻建始末

一天安门城楼的建筑隐患一直是中央和北京市委多年暗地里操心不已的重点难题,"文革"爆发后毛泽东及高层领导频频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小将,号称"雄伟壮丽"却危机四伏的顶部门楼高悬在领袖人物的头上,让知道内情的高官们担忧后怕。1968年3月24日天安门管理处     

红极一时的《江青文选》为何流产

1968年1月,中央文革(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首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批准了河北省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这标志着中央文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组织大权,并能左右省级领导班子和省级大员的进退。     

史所长和“汪干事”

正史所长和汪干事是我在"文革"时期的广西象州县看守所认识的两个人。我与史所长的第一次见面,要追溯到40年前。那时"文革"正进行得风起云涌,到处是硝烟和血腥味的1968年8月的一天。其时,我是因到自治区首府——南宁申诉我的问题而被当成"五一六"分子,送回我的家乡象州县看守所收容审查的。在此之前,我已在南宁、柳州的临时收容所被收容了半个多月。在那里,不要说洗澡,就连能洗帕脸也是奢侈之     

我们那几届大学生的毕业分配

正我是1963年入学的广州中山医学院六年制大学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国家停止了高考,大学不再招生;66届至71届的6届大学生也都没有毕业分配,全部留在学校参加"文革"运动。直到1968年,高校开展"斗、批、改",实行"复课闹革命",68届以前的大学生才陆续毕业分配到农村或军垦农场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同时,又不经考试直接"推荐入学"了一批"工农兵学员",推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也许是为了有别于那些"新大学生",我们原来的在校生被称作为"从旧学校培养的     

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大学生"(又称"工农兵学员"),特指在文革期间进入高校学习的学生群体。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报纸

1968年,《中学文革报》从1月18日至4月14日,共出7期,总共发行了几十万份。     

田汉之子下放·萧三之子喂猪

下放 1968年严冬,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先生含冤病逝.在北京301医院的病房里,他的遗物只有一副眼镜和几件衣服.临终前,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在场,事后才通知他的儿子田大畏,而这位27岁的年轻人却吓得连骨灰都不敢去取,因为通报消息者对田汉的判词是:"罪大恶极!"尽管"文革"之初,田大畏迫于政治高压也参与过对父亲的批判,但仍被视为"田汉的孝子贤孙"而受人白眼.第二年秋天,田大畏辞别患有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母亲安娥,下放到咸宁干校,当了一名"五七"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