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

清乾隆年间,一批察哈尔蒙古官兵携眷从张家口外西迁到新疆,担负起了保卫和开发西北边疆的任务。研究这部分察哈尔蒙古官兵的西迁历史,对清代蒙古史和西北边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一、察哈尔蒙古西迁的经过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统一新疆天山南北后,为了巩固统一局面和加强边疆防务,清政府决定在天山南北各重镇要地驻防电田。当时由于急需驻兵屯田,来不及从内地重新调遣兵丁,遂留一部分出征兵丁驻防屯田。此项非永久性的驻防屯田兵丁,按规定期满三年后均应换班。至乾隆二十六年（1760）,清政府就着手筹办新疆驻防屯田兵丁的换班…     

清政府对蒙古、东北封禁政策的变化

清政府对蒙古、东北封禁政策的变化赵云田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逐渐改变了对蒙古、东北的封禁政策,允许汉族人民前往垦荒种植;《辛丑条约》签订后,封禁政策全面废止,汉族人民进入蒙古、东北等地出现高潮,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清政府改变对蒙古、东...     

论喀尔喀蒙古内附过程中的黄教作用

诸部蒙古自信仰黄教以后,其民族性格趋向平和,政治上的热情相应地褪淡,而宗教感情却历久弥深。1688年噶尔丹入侵喀尔喀蒙古之前,清政府尊崇黄教,是为羁縻众蒙古,尤其希望喀尔喀能归附清廷。为此,清政府在喀尔喀主要扶植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与该活佛建立了私人联系,从而减少了达赖喇嘛在喀尔喀的政治影响。噶尔丹入侵喀尔喀后,喀尔喀兵溃国破,其上层人物在哲布尊丹巴的主导下内附清廷。此后清政府更加重视推崇黄教,令喀尔喀蒙古人感恩戴德,以此固防北部边疆。     

清代阿拉善蒙古与甘州、凉州二府的划界纷争及边界调整

清康熙年间,阿拉善蒙古归附清廷后,与河西府(县)展开了长达数年的划界纷争。该文利用档案、地方志等相关文献资料,对清代河西走廊北部汉蒙交接地区的凉州、甘州二府与阿拉善蒙古边界纷争事件的过程、起因进行了详细考察,分析了在此事件处理过程中,国家与地方社会复杂而多元的互动关系。清代以来河西走廊北部边界的变迁,不仅折射出传统社会政治大环境的改变,而且也是区域农牧经济互动消长的反映。     

清朝时期蒙古阿拉善和硕特部扎萨克王爷的属众统治

本文通过分析今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所藏清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扎萨克王爷颁发给旗内人员的蒙古文"噶舒克文书"内容及其上所记的封号、印章等,阐明该部扎萨克王爷的属众统治方式,同时揭示清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社会行政的具体运作,以此探讨阿拉善和硕特部或蒙古诸部与清朝间关系的实质。     

《阿拉善全旗内三十六巴嘎及周围界牌之全图》研究

现藏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博物馆的《阿拉善全旗内三十六巴嘎及周围界牌之全图》是原阿拉善和硕特额鲁特旗王府所藏同名地图的复制本。该地图未注明绘制时间，但通过考察地图中注记的阿拉善旗36巴嘎、阿拉善地区寺庙、邻省地名、喀尔喀蒙古相关问题等，可以确定该地图的绘制时间当在1929年至1938年之间。解读地图内容、考订其绘制时间，是更好地利用该地图，发挥其史料价值的前提。     

图瓦-蒙古国合作出版《图瓦历史档案汇编·第一辑》述评

一、图瓦历史及研究概况图瓦为蒙古别部之一,清朝称乌梁海部。乌梁海又分为三部,即唐努乌梁海、阿尔泰乌梁海和阿勒坦诺尔乌梁海。三部原分别隶属于蒙古喀尔喀部与准噶尔部,在清康熙中期至乾隆中期,先后为清朝所控制。清政府以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唐努乌梁海,以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阿尔泰乌梁海与阿勒坦诺尔乌梁海。19世纪60年代,沙俄势力开始进入乌梁海地区,通过1864年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9年的《科布多界约》和《乌里雅苏台界约》,特     

被“局外中立”遮蔽的历史: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筹议

清政府的日俄战争善后,不仅涉及主权恢复与利益挽回,更与东北边圉安全以及“龙兴之地”的未来命运息息相关,清廷上下极为重视,对战争善后的筹议与“局外中立”平行展开.从战事爆发到两国议和,内外臣工数次集中讨论日俄局势因应之策与战后东北经营方略,有针对性地提出调停争端、严守中立、加强边防、改制行省、推行新政、开埠通商以及联日抗俄等涉及内政外交的多项建议,基本确定了战争善后的总体框架,拉开了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的序幕并为之奠定基础.梳理这一过程,可见清政府应对两国战和局势、处理战争善后的心路历程,有利于把握战争善后事务的基本脉络及各项举措之间的内在联系,且对于清末新政研究不无裨益.     

清俄合作开采外蒙古金矿初探(1899年～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曾同俄国蒙古金矿公司合作开采外蒙古金矿。清朝灭亡后,俄国操纵的外蒙古傀儡政府同俄国蒙古金矿公司重订开采合同。1919年,外蒙取消自治,俄国蒙古金矿公司恢复向中国政府缴纳税金。1920年6月,俄国蒙古金矿公司与美国蒙古贸易公司签订合同,把所有矿权产业全部租与美国蒙古贸易公司。同年12月,美国蒙     

宣大总督与明蒙“贡市”的维持

“隆庆和议”使得明朝与蒙古右翼三万户之间达成了以通贡、互市为主要内容的“贡市”关系,之后“贡市”在风起云涌的局面下维持了60年,宣大总督作为“贡市”的主要负责人,于其中苦心经营、勉力支撑。它不仅协调了陕西三边地区对于明蒙“贡市”的拒绝态度,使得西北七镇在一定时期内协调一致,而且妥善应对了科道官、巡按御史等监察官员对于“贡市”的非议和责难,将“贡市”艰难地维持下去。对于北部边疆地区蒙古各部局势之变动,宣大总督亦通过笼络顺义王、三娘子等实力派,确保蒙古各部不致发生大的变动,从而影响与明朝的“贡市”关系。在明代北部边疆的整合上,宣大总督发挥的作用值得肯定。     

"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

本文主要从不同时期的疆域分布状况和观念变化等方面对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中国"一词并非单纯的地域或文化观念,也有丰富的政治含义,其中围绕"中国"形成的"中国"为"天下"中心且据之可以成为正统王朝的观念对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众多民族尤其是汉和北疆民族建立的王朝或政权不断争夺"中国",在导致现实中疆域分布格局不断出现分裂和统一反复交替的同时,直至清代理想中的以"中国"为核心大一统的"天下"和现实中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终于实现了重合,古代中国的疆域也由此完成了凝聚的过程。     

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

本文认为,资料断限于1820年的《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嘉庆志”)及所附“皇舆全图”,既承载着中国历史内在发展所能达到的空间极致,又记述着康熙帝祖孙四代对领土、边界、主权与边民所具有的清晰界定与认知理念,还附丽着沙俄与西欧列强对清朝领土主权的国际承认。因此,本文将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空间坐标判定在“嘉庆志”及所附“皇舆全图”所确定的领域。同时,1820年的清朝疆域,既是中国疆域范围的最终底定极点,也是东西方力量对比最终逆转的临界点,更是中国国势由强转弱的最后时刻。故本文将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坐标判定在该年。     

民国时期边疆政区的内地化——以磴口设县为例

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所辖磴口县位于河套平原西部,地处西北农牧交错带,清代属阿拉善王爷的封地。由于该地便利的沿黄灌溉和黄河水运条件,晚清以来天主教会以此地为中心,通过开垦土地、修建灌渠、招徕陕甘等地汉族贫苦农民等方式,在磴口地区建立起天主教社会。发展至民国时期,伴随着汉族移民逐渐聚集,甘肃省及由甘肃分出的宁夏省都试图延续清政府“蒙人归旗、汉人归县”的以属人管理为原则的政策,将政治势力伸展至磴口,并建立县治。在磴口地区行政区划设置中的政治角逐和利权争夺,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边疆政策;另一方面体现了边疆地区不同人群、不同立场的各种势力对政区设置的影响。     

论松筠与晚清西北史地学的兴起

作为清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晚清西北史地学的兴起可以说是历史与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些关键人物在其中的影响。本文以松筠为研究对象,充分论述了他在晚清西北史地学兴起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他是晚清西北史地学兴起的奠基人。     

清末片马事件的发生及其影响

史学界多认为清末片马事件的发生是英国殖民扩张、图谋侵占中国西南边疆领土引起的。本文通过考察已公布的英国外交部档案,认为英政府远征片马的深层原因在于英政府对中国西南边疆改革的不满与仇视,为了抵制所谓的中国政府的“前进政策”,英军对恩梅开江以东,包括片马在内的小江流域地区进行远征,采取具有主权特征的管辖措施,以达到迫使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的目的。这一目标未能完全实现,并且对滇缅北段未定界问题的解决、对英印政府的东北边疆政策产生了影响。     

由"言今"到"证古"--从徐松看道光朝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侧面

渊源于新疆方志修撰的清代西北史地研究,在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即表现出面向现实的特点。其中,龚自珍、魏源等人关注清政府西北统治政策的得当与否,而徐松等人则重在讲求西北山川形势的真实客观。道光中期以后,随着徐松等人在这一研究中的持续努力,西北史地研究转向对蒙元史及传统史志的研究,表现出由“言今”向“证古”的转变。     

Frontier Stories： Periphery as Center in Qing History

Since at least the 1960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emendous territorial expansion under Qing role to the modem history of China has been generally acknowledged. Indeed, one can say that the frontier story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makes the Qing ＂Qing.＂ However, only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has the study of what is now termed the ＂borderlands＂ come into its own as a sub-field. This essay begins by describing some key concepts and terms in the study of the Qing frontier, including the Manchu wordjecen. It then raises the problem of narrative fiameworks, asking how we might best contextualize the growth of the empire, before going on to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discursive shift represented by the ＂New Qing History＂ and the extensive research on Qing borderlands associated therewith. A poem by the Mongol poet Na-xun Lan-bao provides the focus for a concluding discussion of a distinctive Qing frontier sensibility.     

清初清廷对西双版纳的经营及烟瘴影响

疟疾是历史时期西南边疆危害最严重的传染病,古人称之为烟瘴、瘴疠、瘴气等。清康熙三年,清朝就在西双版纳的普洱驻军设治,雍正年间又在澜沧江东部的西双版纳地区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设普洱府,建普洱镇。但受烟瘴影响,驻军、设治和改土归流经过了多次反复,清廷仍没有彻底完成对西双版纳的改土归流。本文以驻军、烟瘴为切入点,探讨了清初清军在普洱、思茅沿边地区驻军与撤军、改土归流与撤流复土的反复过程,认为烟瘴影响了清廷对西双版纳的经营,不利的自然环境是历史时期西南边疆经营的巨大障碍。     

晚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历程

1881-1892年,以李鸿章为主的清政府官员,一致主张联络罗马教廷,废除法国保教权,稳定中国基督教局势。总理衙门采纳这种主张,并努力将其付诸实践,却由于法国政府的干扰而未能成功。1892年后,清政府官员对联络罗马教廷的主张发生分化。陈其璋等人建议继续实践,而薛福成等人则认为不能将解决中国教案问题的希望寄托于罗马教廷,主张另辟蹊径。总理衙门的意见与薛福成等人相似,自1896年后放弃与罗马教廷建交通使的计划。19021906年,吕海寰等官员发起建议联络罗马教廷的新高潮,但清政府未予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