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中央告省委

<正>我是江西南昌县人,1951年7月在南昌市劳动局参加工作,1952年11月入党。1953年中央决定把优秀的干部转移到工业战线,1954年2月我被调到武汉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任职。同年大区撤销,10月我被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负责来信来访的工作。1957年冬,中央决定"万名干部下乡劳动锻炼",组织部长安子文开动员大会,号召干部上山下乡,接受劳动锻炼。还说下去以后要体察民情,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下面存在的问题,也可以写信向中央反映,但要署真名,不要搞匿名,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我为共和国经管粮仓24年

1953年6月,我从江西省商业厅调到武汉工作,任中南局商业局局长。在武汉召开的一次中南局军政委员会财贸委员会的会议上,来了30多人,都是中南局军政委员会领导和财贸口的负责人,在座的我认识的有林彪、叶剑英、邓子恢、曾传六、牛荫冠、牛佩宗等人,他们大多是我的老上级。先念同志主持会议,中心议题是关于解决     

风雨人生

七、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了 1953年冬,奉国家文化部命令,山西省文艺工作团撤销,戏剧队和乐队演职人员调往天津歌舞团,崔耀奎调到山西文联搞创作,我调到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     

邓子恢与中国农村变革

1948年,我由华北到达河南,第一次见到邓子恢同志。那时,他刚从华东局调到中原局担任第三书记,他既有长者之风,又平易近人,大家都尊称他为“邓老”。从此以后,我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与他一起随军到达武汉,然后又经过了华中局、中南局、中央农村工作部这么几个时期。子恢同志一生奉     

邓子恢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评述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953年2月组建,到1962年10月撤销,前后共十年时间。这期间,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在邓子恢的主持下,深入广大农村,开展调查研究,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为中央决策农业、农民、农村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政策依据和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对农业、农民、农村工作做出     

八届十中全会后的陶铸——一个秘书的回忆

我原在广州军区宣传部工作。1962年11月初,部队刚刚传达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领导上找我谈话,通知我调到陶铸办公室当秘书,并立即去报到。从军队转到地方,这对我是一次很大的变动。第二天我先到中南局,办公厅要我立即到陶铸家里     

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我从1953年11月调到中办警卫局保健处从事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1957年撤销警卫局保健处,改为北京医院中南海保健组。但我的工作和党的关系一直在中南海,从1955年7月12     

邓子恢主政中央农村工作部前后

入京主政中央农村工作部 1953年1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离鄂赴京,负责组建中央农村工作部。 到北京后不到两天．毛泽东即在中南海约见了邓子恢．同在的还有原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后成为副部长的杜润生。毛泽东说：“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     

当代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的邓子恢同志

当代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的邓子恢同志赵明１９５４年８月，我由东北局农村工作部互助合作组调到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直到１９６２年１０月农工部解散的８年间，有幸在邓子恢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今年是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４０周年，我以怀念之...     

我为共和国经管粮仓二十四年

江西借粮解湖北之急 1953年6月,我从江西省商业厅调到武汉工作,任中南局商业局局长。在武汉召开的一次中南行政委员会财贸委员会的会议上,来了30多人,都是中南行政委员会领导和财贸口的负责人,在座的我认识的有叶剑英、邓子恢、曾传六、牛荫冠、牛佩宗等人,他们大多是我的上级。李先念主持会议,中心议题是关于解决目前湖北粮食紧张的问题。     

怀念张邦英

<正>2010年6月29日13时,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邦英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1959年张邦英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不久,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同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张邦英同志被任命为中     

回忆我在清西陵工作的日子

<正>1977年6月29日,我从河北省保定地区易县教育局教学研究室,调到易县文化局当干事,1978年底被提升为副局长。刚调到文化局时,局领导决定让我分管文物,以干事身份到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易县清西陵文物保管所去主持全面工作。     

邓子恢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形成

邓子恢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形成杨基龙邓子恢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从事农村工作。１９５３年初,他由中南局调到中央,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年,是我国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农...     

一个利用者对档案管理中几个问题的认识

<正>我在档案馆工作了20多年,2002年被调到史志办。从档案馆到史志办,我实现了由档案管理者到利用者角色的转换,也使我第一次从利用者的角度去观察、思考档案管理工作。在两年的档案利用中我感到,档案管理还存在着需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的地方。现将我的几点感受书于此,与档案界的新、老朋友共同探讨。     

莫乃群对广西史志工作的巨大贡献

１９５９年自治区通志馆成立不久,我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调到自治区通志馆,开始认识和接触自治区副主席莫乃群。那时他兼任通志馆馆长,我负责通志馆办公室工作,成为他的助手。１９６９年,通志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我被下放百色地区工作,与他没有联系。１９８１年９月自治区党委决定恢复通志馆,他仍兼任馆长。为尽快组建修志班子,开展工作,他亲赴自治区科委找我,动员我回馆搞修志工作。他说：“要把修志当作一项事业来看待,这项事业很有意义,我希望你回去我们共同一起工作,继续完成修志任务。”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     

军事家彭德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1946年,我调到延安军委作战局工作,与彭老总有过一面之交。但直到1954年6月,我调到彭老总办公室工作,任分管军事的秘书,才开始真正接触、了解彭老总。虽然我在彭老总办公室工作的时间不长,1957年下半年即离开,到军事学院学习,但三年多的朝夕相处,使我了解了彭老总作为军事家以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我心中的周总理

周总理去世已三十余年,但回忆往事感慨万千。我1952年由华东军政委员会调到中央政法委员会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后又调到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当时人大常委会恰好和国务院在中南海同一个大院内办公。周总理办公地点在西花厅,人大常委会在东边摄政王府,离国务院接见外宾的紫光阁和海边也不远,因此经常能见到周总理。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听到他做政府工作报告,大会期间我和一些同志被派往各省、     

对中国农民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回忆邓子恢同志

我开始听说邓老，是远在抗日战争时期，知道邓老是闽西苏区主要创建人之一，以后做过中华苏维埃的财政部长，抗日战争中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9年初，我从太行革命根据地调到党中央政治局政策研究室负责农村组工作，当时农村组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室领导调查研究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这使我对邓老和中南局有关领导土改及土改后农村工作情况有所了解。     

秘书眼中的胡耀邦

我作为胡耀邦的秘书,曾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有幸得到他的许多教育和帮助,亲眼看到他是怎样勤奋工作和刻苦读书的。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的13年,是团的工作最活跃、最有成效的13年,在他的工作日程上,没有周末和星期天1952年7月,大区撤销前夕,胡耀邦由川北调到中央等待分配新的工作。此时,恰遇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工作要调动,刘少奇提出了三位接替冯文彬工作的人选,即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这三人在当时都是年轻的省委书记,都是红军时期的红小鬼。名单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大笔一挥,圈定了胡耀邦,那年他37岁。他从那时任…     

在全总工作期间我见证的中苏关系

1949年12月我从哈尔滨外文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工作,直到1957年1月调到中央办公厅翻译组。我在全总工作的七年间,作为翻译,参与、见证了中苏两党、两国间的一些外事活动,这为我以后在中办翻译组专门负责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