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墓壁画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

<正>辽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始于20世纪初,1912年和1920年,法国传教士闵宣化曾涉足内蒙古东部的辽代遗址,并在1922年的《通报》中介绍了上京、祖州、怀州、庆州等城址及怀陵、庆陵、乌牛台、头道湾子等陵墓的调查情况?1?。1930年代,东亚考古学会内蒙古调查团江上波夫、田村実造等调查了庆陵,随后鸟居龙藏、小林行雄等人也相继对庆陵进行了踏查、挖掘和测绘。日本人的考古学调查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辽代帝陵的考古资料,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同时引起了中国人对于辽代墓葬的关注。     

辽代庆陵皇族墓发现小型木雕件

2000年7月,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抢救清理了辽庆陵中永兴陵区的一座多次遭盗掘现已无法保护的辽代晚期皇族墓葬. 辽庆陵位于巴林右旗大板镇北100公里处的索博日嘎苏木境内,在苏木政府所在地北14公里的瓦仁乌仁山南麓,当地人把这块地叫王坟沟.因为这里是辽代中晚期的三个皇帝陵所在地,即辽圣宗耶律隆绪的永庆陵、兴宗耶律宗真的永兴陵和道宗耶律弘基的永福陵.这三座陵也叫中陵、东陵、西陵.这次清理的陪葬墓是在东陵区主陵的西南300米处.     

唐代陵寺考

本文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初步论述了唐代帝陵附近修建的三座陵寺,并探讨了其建立的时间、位置和功能等,指出其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陵寺制度的发展演变、唐代帝陵与佛寺的关系以及推动唐代帝陵的考古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辽墓出土的金属面具、网络及相关问题

一金属面具和网络是辽代契丹族最具特色的葬服,它以特定的形式,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葬制,是研究契丹人风尚习俗、宗教信仰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料。辽代金属面具和网络的出土,大致可以上溯至本世纪初期。据传民国初年,位于内蒙古昭乌达盟喀喇沁旗的辽耶律琮墓被盗掘时,曾出土有铜面具等珍贵文物。1914年,埋葬辽圣宗、兴宗、道宗三帝的庆陵遭大规     

隆尧唐陵、《光业寺碑》与李唐祖籍

河北省隆尧县城正南6公里的魏庄乡王尹村北200米处,有唐高祖李渊第四代祖宣皇帝李熙的建初陵和第三代祖光皇帝李天赐的启运陵,二陵共茔,合称"大唐帝陵",简称唐陵(图一)。陵东原有附属建筑光业寺,今已不存,只有唐《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以下简称《光业寺碑》)一通存于隆尧县碑刻馆。陵、碑都是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辽陵中的渤海文化因素及其发展演变

辽朝奄有长城内外,雄踞漠北,其境内生活着众多民族,除了契丹人和汉人外,还有渤海人、回鹘人、奚人、室韦人等。当前对辽代陵寝制度渊源的研究,多着眼于中原文化和契丹本民族的文化,其他文化对辽陵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根据辽陵中的渤海文化因素及其发展演变可知,辽祖陵因山谷而建的陵园形式,是对渤海山城的模仿,纵向的单轴线和南北二分式的陵园布局,则是借鉴自渤海三陵坟墓地。在显陵和乾陵中,祭祀建筑的阶地式布局和瞭望台的设置显示渤海文化因素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而在辽代晚期的庆州三陵中,随着政治形势和选址标准的变化,渤海文化因素失去了其所依存的政治基础和物质载体,进而趋于消亡。     

辽代释迦佛舍利塔内出土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鎏金银板

辽代释迦佛舍利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力嘎苏木政府所在地,是辽代皇陵之一庆陵及奉陵邑遗址内仅存的一座辽代地面建筑.该塔始建于重熙十八年(1049年),为八角七级砖木结构的楼阁式建筑,通高71.43米.因年久失修,塔已残破严重,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于1988年至1992年对其进行以"加固为主,局部复修"为原则的抢救性保护维修.     

辽庆州白塔塔身嵌饰的两件纪年铭文铜镜

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俗称庆州白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所在地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辽陵及奉陵邑”的辽代庆州古城遗址内。塔为八角七层砖木结构楼阁式,高73.27米,1988年至199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拨专款进行了全面维修。在维修施工过程中,于塔中发现了一批辽代珍贵的佛教文物,简报已发表于《文物》1995年第12期。另外,庆州白塔塔体外部还镶嵌有一千多面铜镜,     

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营造历史及其建筑构制

释迦佛舍利塔,俗称庆州白塔(以下简称白塔),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布日嘎苏木,是辽代皇陵之一庆陵及奉陵邑遗址内仅存的辽代地面建筑。过去曾在第5层塔室内发现一砖刻铭碑,提供了有关此塔的营建情况,但较为简略(碑文见本刊本期《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附录三)。1988年至1992年,文物保护部门在对白塔实施维修过程中,通过详细的勘察、测绘和广泛的资料收集,发现了一批与塔之     

东汉时期的“追尊陵”

追尊陵是东汉陵墓制度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追尊后陵的存在,为了解东汉帝陵兆域的陵墓格局、探讨部分东汉帝陵的陵位问题等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希望引起考古工作者的重视。     

南京东晋帝陵考

关于分布在南京地区的东晋帝陵,由于文献记载十分简略,而东晋诸陵又多数继承了洛阳西晋帝陵的“不坟不树”的传统,所以虽经前辈学者多次调查,迄无结果.建国以来,南京地区清理发掘了数以百计的东晋墓葬.其中有一些大墓在位置、形制、随葬品的特点上,均与东晋帝陵的关系十分密切,至1960年更具体地发现了晋恭帝陵的玄宫石碣,这就为解决东晋帝陵的地望与陵寝制度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古文献中记载东晋帝陵较为具体的是唐肃宗时人许嵩所著的《建康实录》.据此书所记,东晋十一帝中葬于“鸡笼山之阳”者有四陵,即元帝司马睿的建平陵、明帝司马绍的武平陵、成帝司马衍的兴平陵与哀帝司马丕的安平陵,葬于“钟山之阳”者有五陵,即康帝司马岳的崇平陵、简文帝司马昱的高平陵、孝武帝     

常州词派研究百年

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丰富,创作成就突出,在晚清词坛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关它的研究经历了三大阶段:一、1821至1900年,晚清传统学术背景下的常派批评;二、1900至1949年,现代词学发生期的常派批评和研究;三、1949年迄今,现代词学发展期的常派研究。1949年以来,大陆的常派研究一度沉寂,1978年后逐渐走向繁荣,成果丰硕。梳理相关论著,讨论其中的成就和不足,对未来的常派研究是有益的。     

辽墓壁画试读

辽墓壁画始发现于本世纪30年代,日本人小林行雄、田村实造在1930年和1939年两次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刊布了《庆陵》调查报告和《庆陵壁画》,辽墓壁画艺术渐为人所知。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辽壁画墓的清理发掘不断有令人振奋的消息,据不完全统计,已清理的辽壁画墓大约已超过50座,墓葬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辽宁、河北和北京等地区,约相当于辽代上京、中京、南京和西京的广大地域。这些辽墓壁画以其题材和风格的多样性,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辽代艺术成     

北魏孝文帝长陵的调查和钻探——“洛阳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工作报告

2004年2-5月,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对北魏孝文帝长陵进行了调查和钻探,取得重要成果。长陵位于孟津县朝阳乡,地处洛阳市北部的邙山,为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后的第一座帝陵,现在地面保留有一大一小两座封土,已被认定为孝文帝和文昭皇后陵。此次考古工作发现了长陵陵园遗址,基本上确认了陵园遗址的范围、布局和结构。     

清西陵

清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城西15公里的永宁山下,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家陵墓群之一,是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这里自1730年清朝第三代皇帝雍正首建泰陵,至1915年第九代皇帝光绪的崇陵建成,历经186年,共修建了4座皇帝陵、3座皇后陵、3     

辽代城址视角下的民族融合研究——以庆州城为例

庆州是辽朝鼎盛时期修建的一座城市,距今已近千年,是辽朝三位皇帝的奉陵邑,具有重要的作用。庆州城的修建、发展是融合了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共同结果,城中的许多遗迹及出土的文物见证了辽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是辽代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印记。     

陕西咸阳市西汉成帝延陵调查记

受陕西省文物局的委托,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2年对西汉成帝延陵及其周围遗迹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调查,基本上明确了该陵的分布范围,并对延陵的后妃陵墓提出己见.钻探调查的成果对西汉帝陵的保护和研究以及咸阳塬上秦陵的发现和确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30年国内辽代城市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对辽代城市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试图对此进行分析,希望有益于辽代城市研究的深入。 一 20世纪80年代,在国家第二次文物普查活动的推动下,考古学界开始对辽代城址进行踏查,其后陆续发表了80余篇考证性文章,为我们了解辽代城市的基本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为推动辽史研究,学术界还于1982年和1984年分别成立了中国辽金及契丹女真史研究会和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协会（以下简称“两会”）,并于1986年、1988年联合在阜新召开了“契丹史学术讨论会”,对辽代城市的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论西汉陵邑的功能

陵邑在西汉帝陵的不同阶段功能不同,前期主要保障帝陵营建,皇帝、皇后入葬后,侍奉与服务陵园是陵邑的主要功能。陵邑移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陵园。以往的研究对陵邑移民的政治性有所夸大,虽然部分陵邑发挥了较为明显的政治性移民功能,但多数陵邑移民的政治性并不明显。管理功能既是陵邑的基本职能,也是发挥其它功能的保证。元帝永光四年后,陵邑便不再承担与陵园有关的其它功能了。     

汤原新城辽墓调查简报

1989年春,汤原县发现一座辽墓,出土了瓜棱壶、马镫、铁镞等49件文物,丰富了佳木斯地区辽代五国部的实物资料和信息,对于了解辽代五国部文化有较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