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晋商产权制度变迁

山西票号创始于19世纪20年代,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具有近代银行性质的汇兑行业。作为晋商金融资本的组织形式,山西票号曾一度汇通天下,纵横捭阖,在中国近代金融领域独领风骚将近百年。票号在其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及时适应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进行了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但是随着制度环境的变迁,制度安排的无效性逐渐显露出来,而票号的经营者没有及时把握制度创新的时机,错过了合组银行的机遇。产权制度安排的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任何一项个体的制度安排都产生于一定的制度环境(即制度建立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基础规则与背景)。对于山西票号…     

清末民初上海金融活动中的山西票号

票号是晚清道光初民间自发创办的金融机构。它起源于异地汇兑,为不同地区间资金调拨服务。山西票号分支机构遍及全国,经济实力也很强。按票号所在晋中地域来划分主要有平遥帮、太谷帮与祁县帮。早期的山西票号主要活动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因汇兑部分“京协饷”‘骊得以在财力和地域上的大拓展。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山西票号的日异昌、蔚泰厚和日新中三家。已在各地设立了众多分号,江苏苏州则是其中之一。     

清代山西票号分布图

票号即票庄、汇兑庄,主要是办理国内外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是为适应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以前用起标运送现银的办法,费时误事,开支大,不安全;自嘉庆、道光年间,民间有了信局,通行各省,官吏及商人迫切要求以汇兑取代运现,遂诞生了票号.票号的起源有几种说法,通行的说法是:山西第一家票号由雷履泰于道光初年,把日升昌颜料铺改成票号,总号在平遥城西大街路南,分号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几年后出现蔚字五联号等,为平遥帮票号.道光七年(1827),祁县合盛元茶庄改成票号,继有大德通等,为祁县帮票号.同年,太谷志成信绸缎杂货庄改成票号,又有协成乾等,为太谷帮票号.票号存在约百年,前40年(道光、咸丰时期),是晋帮垄断时期;同治二年(1863),浙商胡光墉在上海设阜康票号,继有杨源丰等,为南帮票号;后60年(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初期),山西票号为主,南帮票号为辅时期.曲殿元在《中国金融与汇兑》(1930上海大东书局版)中说:“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晚清协饷与票号

太平天国起义使协饷制度陷于混乱,为票号的经营和扩大提供了机会。票号作为金融机构,与清政府发生了密切联系,使协饷的运解方式有最初的官运官解变为有票号汇兑,并有票号垫借协饷。甲午战争后,协饷制度几近瓦解,由票号汇兑的协饷逐步减少。     

简谈山西票号产生的原因

票号,亦称“票庄”、“汇兑庄”,因由山西人首创,又有“山西票号”、”山西银行”的称号。它的主要业务是办理国内商业汇兑。产生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我国历史上存在近百年,是清朝曾喧赫一时的封建金融机构。影响极大。这里就山西票号产生的历史背景,略谈浅见。票号产生的原因众说纷纭,常见的几种是: 第一,李自成从山西退兵时,在晋中、晋南遗留下许多金银,山西农夫得银致富,故创票号。第二,顾炎武、傅山动员山西富翁,组织票号,替他们建立规章,作为反抗清朝的金融机构。第三,山西盛产盐铁,在唐代山西用盐铁与外省交换频繁,进而产生票号。第四,票号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结果。以上诸说不无道理,但也有不妥。如第四种说法。从票号产生的时间看,当时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从票号的经营用人来看,票号具有一整套封建的规章制度。如果说,票号是资本主义萌芽的结果,那么,为什么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后,票号却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消声匿迹了呢?     

票据史话

票号是随着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而发展的,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商品流通扩大、交通发达、国内外汇兑的客观需要。票号办理汇兑、存放款,解决了运送现银的困难,加速了资金周转,促进了商业繁荣。票号还与官府合作,代清政府筹措汇解京饷、军饷,筹还外债,收存中央及各省官款,起过代理国库和省库作用。票号也曾资助民族资本,对中国近代企业的发     

湖北票号起源时间考

近年来,国内山西票号的研究热潮,方兴未艾。不少地方省市的钱币学会及票号爱好者和研究学者,开始对本省票号业的发展历史和分布情况,进行诸多的研究和考证,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从“新泰厚”人俸折看晋商管理理念

<正>晋商自清道光时期创设票号,至民国时期消失,历经百年。晋商票号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承担了民间金融汇兑和国家财政汇兑的功能。作为一个从民间兴起的商业组织,能占据金融行业的半壁江山,与晋商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密不可分。晋商票号通过多年的营商经验预见性地创造出金融机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和经营模式,为晋商票号的发展、延续提供了稳定的经营环境和管理人才。晋商博物院收藏的两份“新泰厚”人俸折提供了“新泰厚”票号人员的详细信息,是研究晋商著名票号“新泰厚”管理理念的重要一手资料。     

票号改革的倡导者李宏龄

李宏龄(1847—1918),字子寿,山西平遥县源祠村人。自幼好学,因家道中落,少年时入钱铺学徒。同治七年(1868)经同乡曹惠林介绍,入蔚丰厚票号。该票号属于介休北贾村侯氏,资产雄厚。在蔚丰厚票号,才干渐为主事者器重,他在该票号做事四十多个春秋,先后主持该号北京、上海、汉口分号30余年,普倡议各票号合组大银行,是山西票号的一位改革家。     

诚信天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是一种核心价值观。山西票号成立之初,当时中国没有票号的立法,个人与票号的业务往来没有立法保护。个人把真金白银交给票号,换回一个存折或一张银票,这个纸片儿能否再换为真金白银就取决于票号本身的信誉。没有诚信,就不会有票号。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津一带的山西票号被洗劫一空。北京的王公     

晋中商帮兴衰史略（连载七）

三、山西票号在逆境中呈现畸形繁荣走向极盛 在上述情势之下,晋中三帮票号在逆境中不但巩固下来,而且在同治年间进入了大发展期。甚至在光绪年间刚刚兴起不久的南帮票号纷纷倒闭之时走向极盛。     

票号的会票、信汇和密押

票号即票庄、汇兑庄,主要办理国内外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在票号出现以前,运送现银大多是雇用镖局,不仅费时误事,开支大,更重要的是很不安全。清嘉庆、道光年间,民间有了信局,通行各省,官吏及商人迫切要求以汇兑取代运现,于是诞生了票号。票号随着中国的半     

诚信天下

<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是一种核心价值观。山西票号成立之初,当时中国没有票号的立法,个人与票号的业务往来没有立法保护。个人把真金白银交给票号,换回一个存折或一张银票,这个纸片儿能否再换为真金白银就取决于票号本身的信誉。没有诚信,就不会有票号。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津一带的山西票号被洗劫一空。北京的王公     

观古鉴今话票号——从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看晋商精神

票号,亦称票庄、汇兑庄,是我国封建时期专营银两异地汇兑,兼营存、放款(贷款)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从其业务方面来说,也可以称其为中国早期的私人银行.票号的产生,是跟中国商业的发展、商品的流通以及资金的结算有着密切关系的. 山西平遥的日升昌是我国第一家票号,自其创立,票号的高额利润吸引了众多商家都去投资这个新兴行业.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在全国的51家(总号)票号中,山西境内就有43家,小小的平遥县里就设有22家票号的总号,称"平帮";祁县12家,称"祁帮";太谷7家,称"太帮"或"谷帮";另外在山西以外的天津、上海、广州、云南四个地方一共开设了8家票号,统称"南帮".     

山西票号兴衰史

票号是现代银行的前身。"票号"之名取意于经营汇票,因晋商创办经营,所以也叫"山西票号"。开办最早的票号则是日升昌票号。日升昌成立于清道光三年(1823),总号设于山西平遥西大街,财东是平遥西达蒲村李大全,经理为细窑村雷履泰。其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在乾嘉年间已资财雄厚。清嘉庆末年,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     

“乾盛亨”信稿所见票号经营情况

<正>山西票号书信是总号与分号、各分号之间为传递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信息进行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是票号商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鲜明的商业性质。为防止信件在传递过程中丢失,通常将寄出的信重新誊抄在一起,并按照寄送时间依次进行编号,以此形成信稿。因此,信稿中往往记录了大量反映票号商业活动的第一手信息,是我们了解山西票号的宝贵资料。     

试析近代山西票号与上海钱庄及其不同结局之原因

山西票号与上海钱庄是我国的封建金融机构,它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钱庄在发展中得力于票号的扶植。在近代,票号有外国银行同它争夺业务,并连受战乱的打击,面对同业竞争,自身没有能及时调整、改革,而山西又受到地理、交通条件的限制,票号发展渐衰;钱庄则依赖于外国银行的“拆款”,并在一定程度上受租界内外国势力的“保护”,面对竞争,自身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且上海享有独特的地理、交通条件,钱庄得以继续存在、发展。     

中国最早票号出于天津

票号起源的芸芸众说 票号的出现为中国金融业开创了走向辉煌的一页.中国最早票号出现于何时何地,却众说纷纭:其一认为在明末清初,传说当时商人就已经使用“会票”,进行小范围内的异地汇兑,有人认为这是票号的前身;其二认为在清朝初期,康熙十年(1671年)由著名学者顾炎武和傅山在山西创立票号.方闻《傅青主先生大传年谱》载称:“李自成陷京师,得勋戚文武诸臣巨金.吴三桂降清攻李,自成奔还京师,熔金为饼,每饼干金,约数万饼.     

山西票号——银行之祖

山西票号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英语中山西票号被称为"ShangxiBank"。然而,今天人们更多关注的不是它们辉煌的业绩,而是它们给现代银行所带来的启示。那么,山西票号在文化传统、经营原则、组织机构、商业伦理、风险防范和金融创新上给现代金融业带来怎样可贵的启示?对于经营危机和信用危机双重打击下的人们,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     

李宏龄的票号成败论与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缺失

<正>在分别考察了近代中国精英人士关于货币和银行问题的论述之后,传统中国货币金融组织的近代转型,亦即新式银行是否存在中国传统渊源的问题,就凸显在我们面前。活跃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舞台上的传统金融机构主要是钱庄和票号。钱庄由于具有两元并存形成的特种兑换业务,其存续时间相对较长,而辛亥革命后迅速退出历史舞台的山西票号就成了考察传统中国金融机构近代转型得失不可替代的标本。幸运的是,在票号任职50余年的李宏龄留下了任职期间的工作文档《山西票商成败记》,为我们提供了经营内幕密不示人的票号在清末衰退期的珍贵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