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环境感知对中国城市居民自评健康影响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邻里作为城市居民的重要日常生活场所，对健康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本文选取武汉市南湖街道这一典型住区，运用多元回归分析，针对商品房和保障房邻里展开对比研究，解析不同类型邻里中居民的邻里环境感知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控制个人因素后，体育休闲设施感知、归属感和安全感显示出对自评健康独立且显著的影响。而在对比研究中，商品房邻里的居民自评健康受邻里环境感知的影响较显著，而保障房邻里的居民自评健康受个体层面特征的影响较显著。因此，宜针对不同类型邻里制定差异化的社区健康提升策略。     

空间不匹配带来城市收缩的三重逻辑——制度空间位移、政策空间悖论与行为空间失衡

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了近40年的飞速发展和规模扩张，我国的城市发展步入了“后城市化”时代。“快速扩张下”的城市收缩现象越来越引起理论和实务层面的关注，其中空间层面的资源不匹配和不协调是带来城市收缩的重要原因。基于“空间—行为”互动理论，尝试从“制度—政策—行为”层面的空间不匹配，解释城市收缩的逻辑归因。其中，制度空间通过“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带来收缩城市在空间和社会上的两极分化；政策空间基于政治体制、社会政策带来城市发展的不平衡；行为空间嵌入个体、群体、家庭行为中，通过职住分离、就业环境等带来个体“空间—行为”的不匹配。最后，提出深化经济制度改革，促进收缩型城市再“更新”、关照区域政策平衡，扩大收缩型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坚持“以人为本”，让城市成为“人”的“家”等治理导向与政策尝试。     

基于健康视角的城市就业者通勤模式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中国城市出现的居住和就业"空间不匹配"现象，对就业者日常通勤时间和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就业者健康状况。依托南京市居民身体活动和健康状况问卷调查数据，根据不同通勤方式身体活动量的大小将就业者的通勤模式分为积极通勤、公共交通通勤和机动车通勤三种，构建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城市就业者通勤模式的选择及相关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就业者对自身健康的主观认知和客观身体健康状况以及是否散步等健康行为显著影响通勤模式的选择；②通勤时间、加班等与工作相关的变量与就业者机动车通勤显著正相关，雨雪天气与积极通勤显著负相关；③个体社会经济属性中性别、年龄、家庭人口规模以及是否拥有小汽车等显著影响通勤模式选择。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对如何引导就业者选择更加积极和可持续的通勤模式提出了政策建议。     

地缘战略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兼具改善地缘环境和拉动对外投资的目的。然而，现有研究较少采取地缘战略视角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对外投资数据，通过整合政治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双重差分的面板回归模型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向中亚和西亚地区的投资比“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增长更快，说明地缘战略对中国海外投资有重要影响；此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受中国与东道国经贸联系和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但是地理邻近性、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和东道国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影响不显著。本研究对于加强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的结合和制定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政策等有参考意义。     

“场域-行动分析”视角：贵州西村农民的旅游抗争

随着地方社会不断卷入到旅游开发浪潮中，围绕旅游而发生的抗争日渐增多，这里称之为“旅游抗争”。旅游抗争主要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中国地方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提出“场域-行动分析”这一新分析视角，破解“结构-制度分析”和“过程-事件分析”两种分析模式内蕴的“行动-结构”、“个人-社会”和“主观-客观”二元困境，将“结构-制度分析”化约为“场域”，具体分为社会场域和文化场域，将“过程-事件分析”化约为“行动”，具体分为行动的策略和一般演化路径。在该理论视角的关注下，本文对贵州西村旅游抗争的缘起、策略、演化路径及后果进行了完整叙事，为抗争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重构了二重性分析范式。     

面向城市基调管控的建筑群色彩感知和意义理解分析——以北京故宫建筑群为例

北京新一轮总体规划提出保护城市色彩基调。本研究认为该任务的目的是保护色彩基调对于人的文化意义，因此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提出问题，人们对城市色彩的感知和意义理解之间是否有联系?研究以北京故宫建筑群为研究区域，运用眼动实验调查人们对色彩的感知，以结构性访谈法了解人们的色彩意义理解，目的是探究文化在感知和认知中的作用，以及眼动实验方法在反映色彩意义理解结果的可行性。结果显示色彩感知与意义理解间两者无统计上的相关性，眼动指标无法解释被试对色彩意义的理解。研究结论是被试对色彩的理解具有“整体依赖”的特点，实践性建议是具有文化认同的城市色彩可以保留，同时允许主体对城市色彩有多角度的感知和积极理解。     

一“鲜”难求？地方流动对可持续饮食系统的影响机制

可持续饮食系统的研究愈发受人重视，当前从关系主义视角的研究，偏重于与食物前向关联的“身体”，忽视了与食物后向关联的“地方”。本文选择福建省罗源县为案例研究地，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罗源饮食地理的变化情况，旨在探究地方流动对地方饮食系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罗源从“海味、清鲜、笋糟、非标准”的闽菜系主导的地方饮食特征变为多元菜系并存的标准化饮食特点，原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新鲜”变得一“鲜”难求。该变化是由工业化、城镇化造成的“去地化”结构性因素与乡贤回家投资、三峡移民饮食跨地方迁移等“再地化”因素共同影响形成的。本文提出地方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取决于个体的差异化感知，不能用生产—消费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来替代个体对“可持续”的具身感知认同。     

河谷型城市居民生活空间质量特征及社会效应——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居民高品质生活建设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有效途径。以兰州市为例，借助步行指数从安全性、健康性、便利性、舒适性和社会性五个维度构建城市生活空间质量指标体系，对兰州市河谷地区1221个居住小区生活空间质量及其产生的社会效应展开分析。结果表明：①兰州市城市综合生活空间质量整体偏低，呈“一主两次”的多核组团式空间结构，且具有“东高西低”的不均衡特征。②舒适性空间呈“高值—分散、低值—集中”；便利性空间呈多中心向外递减的趋势；健康性空间呈“中间高，两头低，高值偏东”格局；安全性空间呈河谷中心向外递减的趋势；社会性空间呈河谷中心高度集聚、边缘低值集中连片分布。③生活空间质量以中等质量生活空间、较低生活质量空间、低质量生活空间为主，较高生活质量次之，高质量生活空间最少。④兰州市生活空间质量分异产生了居民住房不平等与居住分异、资源配置失衡与空间剥夺、社会信任危机与社会隔离，以及居住区有机更新和空间重构等社会效应。     

城市绿地服务功能的居民认知度研究

城市绿地作为城市中公共场所和自然元素,担当着多种功能。而居民对城市绿地各种服务功能的认知度受到自身主观因素和所处绿地环境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问卷对南京市居民绿地服务功能认知进行调查,从居民绿地服务功能重要性认知、服务功能感知两方面分析居民认知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居民对各服务功能的感知程度与其重要性认知结果大体一致,对绿地的生态环境功能感知度低于其主观重要性认知水平;居民自身主观因素中的年龄和文化程度、所处绿地数量和植物种类对居民的感知程度和重要性认知有显著影响。     

跨境流动背景下的女性空间实践与城市品牌构建研究:“红头巾”案例

“红头巾”作为中国近代女性跨境流动的典型案例，其影响不囿于“全球/地方”、“公共/私密”的空间尺度，还作用于城市尺度的实践，体现在“红头巾”符号被运用于城市品牌的宣传之中。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对比“红头巾”作为城市品牌构建在新加坡和三水两地的空间实践过程，研究发现：新加坡赋予“红头巾”建国英雄的身份，融入城市建设史并与现代城市空间共同打造城市名片；三水则以坚韧的三水女性华侨符号构建当地文化品牌，但效果无法等同新加坡。女性在城市尺度的空间实践值得关注，女性的流动将重构地方文化并塑造区别于男性主导的城市气质，最终作为实践空间的地方文化符号，成为城市迈向全球城市的文化资本。     

西安城市居民绿色出行的群体参照影响与自我价值判断

选择本土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以参照群体影响为外界变量,以自我感知价值为内部判断变量,将二者关联绿色出行意愿,意欲明晰是外部群体影响还是自我价值判断最终主导了人们的绿色出行选择。研究结果显示：参照群体的两类影响（信息性影响与规范性影响）对居民绿色出行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功能性感知价值与社会性感知价值对居民绿色出行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情感性感知价值对居民绿色出行意愿影响不显著;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绿色出行感知价值在参照群体影响与居民绿色出行意愿之间存在部分或完全中介过程。     

城市人均受教育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多尺度模型的研究

提升居民幸福感是和谐宜居城市建设和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重要目标。地理背景特征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受到极大关注,但尚缺乏城市人均受教育水平及其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多尺度线性模型探讨了我国城市人均受教育水平、人均收入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①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东部城市居民幸福感最高,西部整体偏低。②作为重要的城市背景特征之一,与人均收入相比,人均受教育水平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提升作用,即城市人均受教育水平越高,居民幸福感越高。③城市人均受教育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复杂的,在不同学历群体间存在明显差异,对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幸福感的提高具有积极影响,但对本科及以上学历群体的幸福感产生消极影响。     

大型体育场馆对城市居民休闲体育行为时空规律的影响研究——以国内三个城市为例

建成环境与身体活动的关系备受地理学者关注。休闲体育活动是一种融合体育运动和游憩的休闲性身体活动。大型体育场馆作为城市重要的休闲体育建成环境,关注其对居民休闲体育行为影响研究尚不足。基于三个城市大型体育场馆的居民休闲体育行为调查,本文探讨大型体育场馆对居民休闲体育行为时空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距离场馆越远,休闲体育者到访越少;因交通网覆盖度及交通可达性提升,局部呈现多中心集聚衰减特征。②10 km以内距离集中90%以上休闲体育者,30 min以内时间最可接受。③家庭结构、场馆活动频率和满意度对到访时空规律影响不显著;年龄、月收入和文化程度等对3 km以内影响较大;随距离增加,休闲体育偏好和机动化出行方式等影响显著。     

社区社会资本对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基于北京市中低收入社区调查的实证分析

居住满意度是居民对所居住的住房和社区宜居性的综合评价。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地理学者开始关注城市重构与居住分异背景对社区邻里关系、社会互动及居民的社区满意度的影响,已有研究对社区社会资本与居住满意度之间因果机制的探讨,缺乏合理的指标构建和实证依据。本文结合城市社会学、地理学和政治学相关理论,构建了一套适合于中国城市转型背景的社区社会资本指标体系,通过对北京市九个中低收入社区的实证研究表明,社区社会资本与居住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然而,尽管低收入居民对于邻里信任因素的重视大于对社区组织的信任、邻里互助和共同价值,其在社会资本的几个维度中得分最低。因此,打破社区内的分异与隔阂,建立邻里信任,应当成为社区社会资本建设中首先解决的问题。     

信息通讯技术对城中村女性居民活动空间的影响研究

21世纪以来,信息通讯技术（ICT）的飞速发展对居民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导致居民日常活动时空特征的重构。本研究利用北京城中村居民问卷调查数据,探究ICT影响下的城中村女性居民的活动空间。首先,通过归纳城中村女性居民网络活动特征,发现具有年轻、未在婚姻关系内、受教育水平高、经济状况较好等人口学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女性是进行上网活动的主体人群。其次,运用计量模型探究ICT影响下的城中村女性居民的活动空间,发现ICT不是居住空间选择的影响因素但能减小女性休闲娱乐活动空间的制约。此外,网络购物对实体购物的补充作用大于替代作用。随着ICT影响的日益扩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城市规划管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年龄分层视角下医疗设施可达性对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以上海市崇明岛为例

年龄是影响就医行为的重要因素,从年龄分层视角出发探讨医疗资源可达性对就医行为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居民的就医行为决策机理.本文以崇明岛为案例,利用一手调查数据,结合两步移动搜寻算法和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医疗设施可达性对居民就医机构选择和惯常就医距离的影响,揭示了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就医行为影响机理的差异.研究发现,医疗设施可达性...     

基于时空间行为的混合住房社区社会分异的研究框架

混合住房社区内的社会分异是城市社会分异的新形式，是城市地理学者面临的新研究议题，也是在促进社会融合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居住区分异为核心的研究范式平均化了“邻里效应”，无法揭示同一居住区内部的社会分异。居民时空间行为研究为揭示社区内部的社会分异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支撑。本文首先回顾混合住房社区政策的起源、发展及学术界关于居住混合与社会融合关系的争议，然后对目前国内外关于混合住房社区的研究进行综述，接着讨论了从时空间行为视角透视社会分异问题的有效性，并基于已有研究进展构建了基于居民时空间行为的混合住房社区社会分异的研究框架，以期为混合住房社区政策制定和城市社区管理提供参考。     

北京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宜居满意度的影响

基于2013年宜居北京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和北京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探讨了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的空间特征,并运用多层线性模型进一步分析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宜居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北京市宜居满意度总体良好,空间分布存在中心高边缘低的特征。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宜居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其中,丰富多样的服务设施、适宜的人口密度以及便捷的公共交通能够促进居民宜居满意度提升,而单一的土地利用和邻近商业中心则会降低居民宜居满意度。除此之外,城市建成环境对宜居满意度的影响在空间上存在异质性,同时建成环境对宜居满意度的影响在不同阶层中存在差异性,人口密度和服务设施多样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宜居满意度提升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