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干旱脆弱性的农户系统体制转换及其影响机制——以榆中县中连川乡为例

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获取数据,基于社会-生态系统多体制视角,对农户系统体制及状态进行辨识,并构建农户对干旱的脆弱性指数对其进行评价;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识别农户系统体制转换影响因素,并从客观动因、主观动因和决定动因三方面,探讨农户系统体制转换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研究区农户系统体制从传统农业体制,向新型农业体制和非农型体制转换。农户由于自身转化力不同,转换结果存在差异。②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驱动系统体制发生转换,农户期望(教育支出和家庭责任)决定转换方向,农户转变生计方式的能力(行为认知、劳动力比重和社会网络)决定转换程度,在其作用下,农户体制和状态出现差异并最终导致脆弱性分异。     

旅游地可持续生计：国际研究进展评述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系统梳理总结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的国际研究进展,对我国未来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检索工具,对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的相关外文文献进行归纳与评述,在辨析可持续生计概念及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从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评估、生计策略转型、结构与制度及生计结果五个方面总结了旅游发展对目的地可持续生计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从旅游地可持续生计与生态保护及文化遗产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的适应性与恢复力等方面全面回顾了旅游地可持续生计与社会—生态系统协同发展的相关研究。基于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的国际研究述评,文章进一步展望了未来我国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研究的重点与方向。     

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与社区可持续生计发展研究——以秦巴山区安康一区三县为例

在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下,构建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模型,测度其生计资本规模及结构变化,并分析乡村旅游社区发展对农户生计资本变化趋向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秦巴山区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得到整体提升,农户生计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②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金融资本、物资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均得到提升,社会资本则处于相对较低水平;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社区居民的旅游获利程度、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程度、社区旅游发展基础条件等对农户资本趋向好转与优化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农户参与乡村旅游行为的质量提升研究

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之一,而农户参与是乡村旅游的关键内生动力。我国政策导向和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使得农户参与旅游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就业方向,由此拉动了诸多农村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然而目前农户参与乡村旅游行为的质量低下,存在团结程度低、原有农业生计受到冲击、参与度不均衡等问题,不利于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采取政府牵头成立合作组织,倡导团队合作;发挥精英示范作用,对农户进行培训;引导社会资本规范参与,保障农户参与开发的权益等措施提升农户参与乡村旅游行为的质量,对于推动农户进一步深入高效参与乡村旅游,促进乡村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景区农户生计发展现状分析——基于湖南省三个景区的实证研究

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旅游业通常被看作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手段之一,旅游业作为一种外部力量进入乡村,一定程度上使景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储量和生计资本组合方式发生了改变,并进一步影响了景区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研究旅游景区发展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研究选取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石牛寨景区、常德市澧县城头山旅游景区、益阳市南县乌嘴乡罗文村为案例景区,针对调查过程揭示的旅游景区农户生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策略,旨在提升景区农户可持续性生计水平。     

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景区农户生计发展现状分析——基于湖南省三个景区的实证研究

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旅游业通常被看作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手段之一,旅游业作为一种外部力量进入乡村,一定程度上使景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储量和生计资本组合方式发生了改变,并进一步影响了景区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研究旅游景区发展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研究选取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石牛寨景区、常德市澧县城头山旅游景区、益阳市南县乌嘴乡罗文村为案例景区,针对调查过程揭示的旅游景区农户生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策略,旨在提升景区农户可持续性生计水平。     

基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机制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是美丽乡村乃至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而农户主动参与是乡村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治理的关键。本文构建了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发生机制研究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了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的驱动因素及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农户行为遵循“认知—感知—响应”的发生路径模式,生态环境治理认知是驱动农户行为的基础性变量,生态环境治理感知是认知正向驱动农户行为的中介变量;(2)环境社会资本、环境影响敏感度、农户行为自觉等因素分别是制约生态环境治理认知、生态环境治理感知及生态环境治理响应的主要因素;(3)在美丽乡村建设及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多主体参与的社会监督、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本建设尚待加强,以农户为中心的多主体参与模式和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乡村振兴背景下宁夏乡村旅游发展对居民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

在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下,我国乡村旅游业蓬勃发展。在此背景下研究乡村旅游发展对旅游目的地居民生计资本的影响有重要价值。本文运用居民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以宁夏的6个乡村旅游示范村为案例地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发展后居民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均显著增加;(2)居民是否从事旅游工作对其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均有显著影响;(3)乡村旅游发展不仅提升了居民生计水平,还使居民生计资本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兼顾农业生产和旅游工作的“兼业型”生计方式有效提升了研究区居民生计水平,不同旅游区居民应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生计模式。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小农户振兴解析

小农户是乡村振兴最重要的利益与价值主体,也是乡村地域系统结构—功能及形态建构主体。小农户振兴,即为适应当前乡村地域系统乃至城乡地域系统社会经济形态、地域结构—功能重构,通过对影响农户生计转型发展的内部要素和外缘要素的调控管理,实现小农户生计转型升级及其与乡村地域系统、城乡地域系统结构—功能演化融合协同发展的过程。文章基于小农户概念内涵,分析了小农户振兴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小农户振兴与城乡地域系统演化发展的联结关系,提出应根据地域差异,在明晰小农户生计转型发展和城乡地域系统类型、要素组成、结构—功能、发展特征与模式的前提下,按“村域—乡村地域系统—城乡地域系统”不同尺度分区分类实施小农户振兴。重点关注小农户振兴与乡村地域系统结构—功能、乡村产业体系、乡村社会功能再组织化及乡村生态环境提质的耦合协同,加强小农户振兴与乡村资源管理、小农户振兴地域类型与特征、小农户振兴规划与政策、小农户振兴路径与模式等方面研究。     

游地社区恢复力认知测度与影响因子分析——以千岛湖为例

人是社会-生态系统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旅游地社区恢复力提高是旅游地可持续治理的关键。运用通径分析方法,从治理、社会、经济及生态系统4个维度建立社区恢复力认知测度模型,定量测度千岛湖社区认知恢复力,识别脆弱性及应对能力认知对社区恢复力的复杂影响。结果表明：①社区恢复力认知可提取8个因子,政府治理在社区恢复力中的作用最为显著,是社区恢复力提高的主导力量。②千岛湖恢复力认知综合平均值为2.42,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社会子系统恢复力认知值最高,生态和经济子系统恢复力认知值最低,系统发展应关注生态资本的积累与保护以及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与稳定性。③社区脆弱性、个体和政府应对能力的各变量对社区总恢复力及各维度认知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政府应对能力对总恢复力及各维度认知的影响相对最强,个体应对能力对多数恢复力认知维度未产生明显影响。需进一步发挥个体作用,促进个体和政府的共同参与,提高社区恢复力。     

黄土高原半城镇化农民非农生计稳定性及收入差异分析

半城镇化农民是城镇化的主要对象,其非农生计的稳定性对城镇化的顺利实现具有决定性作用。半城镇化农民的受雇单位性质和从事的具体职业对其非农生计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在对已有研究的总结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将半城镇化农民的非农生计按照受雇单位性质和具体职业进行分类。根据专家打分问卷和典型人群调查结果,建立了不同受雇单位性质下的具体职业稳定性等级体系,并对榆阳区、原州区和宝塔区的半城镇化农民非农生计稳定性状况进行了实证评价。结果表明,黄土高原半城镇化农民的非农生计稳定性等级普遍很低,低等级类比重都在60%以上。城镇化提高了半城镇化农民的收入水平,但不同稳定性非农生计之间的收入情况差异很大。建立城乡居民同工同酬制度和提高福利保障是推进半城镇化农民城镇化的重要举措。     

DEVELOPMENT,FRENCH NEOCOLONIALISM,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TUBUAI ECONOMY

The contemporary structure of the rapidly modernizing Tubuai economy (French Polynesia) is examined and it is argued that specific local structures, notably a strong subsistence-oriented productive sector and a system of collective (familial) land holding, are not ‘traditional’ vestiges of the past, but are actively integrated components of the modern rural household economy. Their functions and utility to islanders are generated as external, neocolonial inputs and interact with local conditions and islanders' own goals and priorities. These internal structur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negotiating islanders' particular adaptation to integration into the French/Territorial capitalist economy and to externally-planned ‘welfare and subsidy-orien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grams.     

劳动力流动、地方感与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

本文构建了"劳动力流动—地方感—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913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Boot-strap 方法验证了 地方感在劳动力流动影响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①家庭劳动力外流抑制了农户参与...     

新农村建设以来京郊农村人居环境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统筹城乡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北京市首批市级新农村规划建设试点村的问卷调查,探讨了新农村建设以来京郊农村人居环境的发展变化特征,并运用因子分析和有序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村人居环境变化的主要因素进行解析。研究表明:京郊农村经济总量不断增加,产业结构多元化态势明显,但农民收入地域差异显著,源自经济环境的压力较大;农村基础设施配套水平提升显著,但公共服务质量有待改善,公共设施管理维护亟需跟进;社会氛围、文娱生活、村容村貌、生产成本、生活成本、服务配套等因素是影响京郊农村人居环境变化的主要因素,其中社会氛围是核心因素,生活成本、服务配套因素是制约京郊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的主要障碍。     

我国商人流迁机制研究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区域性流动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分析探讨了我国商人流迁的机制。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互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与商人趋利求富的内在本性的统一、农村结构变革的内在矛盾与户籍管理制度的约束构成了流动商崛起的宏观背景与机制;比较利益的驱动与预期收益的差异、流动商自身素质的差异、文化观念的嬗变及社会关系网络等成为影响商人流迁行为的微观机制。     

石河子市土地利用变化及主要地类驱动力研究

通过分析石河子市土地利用的变化,探讨了其土地利用总体变化和各主要地类的驱动机制。社会经济因素是该区域土地利用总体变化的主导性驱动因素。而人口和经济增长是石河子市土地利用总体变化的首要社会经济类驱动因子,其次农业是技术发展。农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移是耕地利用变化的主导性驱动因素,而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则是引起建设用地变化的主导性驱动因素。     

乡村社区旅游生计代际传承的过程及影响因素——以栾川县重渡村为例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生计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但与之相关的研究较为匮乏。文章以栾川县重渡村为案例地,通过对亲代和子代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探讨旅游生计代际传承的过程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旅游生计的代际传承经历了亲代生计开拓、子代培养和发展、共同经营、生计传承四个阶段,并与重渡村这一乡村旅游目的地起步、培育、快速发展、规范管理的生命周期相适应。(2)文化因素、主体因素和规制压力是影响生计传承的主要原因。(3)旅游生计的代际传承关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相关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我国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目标与态势分析

农业结构调整是针对当前我国农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和面向中长期农业发展目标而实施的农业振兴计划,其根本目标就是把长期以来不符合市场消费需求和没有市场前景的品种及播种面积果断地退下来,形成适应农业发展多样化、优质化、专用化的市场需求,促进农业经营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的根本性转变。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也是加入WTO后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出路和动力。近几年来,受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作用的影响,我国农业结构调整战略性调整快速推进,农业生产的优势区、产业带新格局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