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消费社会士大夫的身份认同——读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

近年来,明清消费文化愈来愈成为历史学所重视的一个研究方向,与此同时又受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使其研究呈现丰富多元的面向,本文所要讨论的巫仁恕的《品味奢华》便是这样一种研究视角的代表作,该书透过细致具体的实证研究,展示了晚明消费社会背景下士大夫阶层的消费文化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士大夫阶层对自我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     

浅论晚明士人与宗教的关系

晚明社会变迁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界一股新兴的社会思潮,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并衍生了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这种学术社团的宗教化倾向,也势必导致其学术思想宗教色彩的加强与种种迷信化非理性成分的增长。     

浅论晚明士人与宗教的关系

晚明社会变迁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界一股新兴的社会思潮,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并衍生了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这种学术社团的宗教化倾向,也势必导致其学术思想宗教色彩的加强与种种迷信化非理性成分的增长。     

晚明名妓的气质与形象及其文化透视

名妓文化是晚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晚明名妓清丽脱俗的气质与形象体现在三个方面:衣着风貌的艺术美,居住环境的雅致美,行为举止的脱俗美。这种表现与她们的艺术修养以及晚明空灵的士风相关,也与名妓心理上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可和朦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密切相连;从文化层面看,晚明名妓在此方面的刻意追求反映了晚明市民文化、娱乐文化、思想文化等社会文化风尚的变化趋向。     

晚明名妓艺术的社会文化解读

晚明时期的名妓多注重艺术才情的培养,许多名妓不仅在专门艺术领域技艺精湛,而且往往身兼数能,其艺术魅力不仅征服了当时的文坛,也使以后历代文人为之叹服。晚明名妓的艺术才华对当时社会文学艺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也透露出晚明时期社会艺术文化风格、风尚的发展变化趋向。     

论晚明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及其影响

晚明是中国古代舆论最活跃的时期,其中又以东林党的舆论力量最为显著。从万历初年到天启末年,东林党人的舆论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东林党围绕官员诠选、官员考察、对阁臣的批判、以学术促清议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舆论活动,其主张在邸报发抄、印刷刻传和书信交流等方式的扩散之下,迅速流通于士林。东林党以舆论为载体,形成了与朝廷对峙和对话的政治力量。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加剧了明政府的党争态势,加速了官僚系统的分裂,不利于政治局面的稳定。但东林党的舆论主导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对社会风气尤其是士大夫的气节产生了一种鼓舞作用。     

论晚明文化转型时期的书法变革

受明中后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晚明书法自徐渭至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人,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个性,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一股前所未有的变革潮流,改变了传统书法以"二王"为典范的套路,开启了清代碑学以至于近现代书法的先河。晚明书法的这种变革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开端时期在书法上的反映,对当代社会书法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晚明的荐贤、徵聘与士人的出处考虑——以邓元锡为例

本文以明代万历朝名儒邓元锡被荐之事为例,探讨官僚阶层的荐贤原则、朝廷的徵聘运作机制与士人的出处考虑之间的互动情形。在晚明科举取士的选才制度和循资守辙的用人体制的强势主导下,荐举一途已经蹙得无足轻重。这种现实深刻影响到士人的出处考虑和行为选择,使得他们在面对荐举和朝廷徵聘时,主动将个人出处与治国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分离开来,把荐举贤能之士和个人出仕仅仅定位在荣誉性、象徵性的层面。     

中晚明江南士人陆树声“自适”思想探析——以《适园杂著》为中心

江南士人陆树声于嘉靖中后期至万历前期撰有《适园杂著》一书。该书所谓的“适园”命名体现陆树声对“适”的理解。《适园杂著》的序、跋以及《适园逋客记》一文以三人视角为切入点,认为园之界限在我“适”、追求达到善适与自适其适的状态、消解主客之辩,层层递进,阐释陆氏“自适”思想内涵。作为晚明文界革新的重要人物之一,陆树声“自适”思想亦展现晚明江南士人与晚明文学思潮的联系。     

晚清旅外士人群体的“中学西传”活动及其影响

在晚清走向世界的国人诸群体中活跃着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旅外士人队伍。他们在域外开展汉语教学与演讲,以及翻译中国典籍等活动。通过与外国人频繁密切的交往,他们宣介了中国元素与中国知识,在展现中国服饰、礼仪,传播汉语言与中国经典,推广中国诗词与书画艺术等方面收到了良好成效,丰富了域外人士的中国文化认知,构成了近代“中学西传”百年历程的重要一环。晚清旅外士人群体之所以在“中学西传”活动中积极作为,既是出于一种弘扬中国文化的自觉,也有改善自身境况之考量。同时,域外世界获取中国与中国文化知识的客观需求,也成为推动“中学西传”的重要外部因素。     

晚明党争人物的地理分布和特征

明代晚期是整个明代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的一个阶段,浙党、魏忠贤阉党、东林、复社,彼此之间的政治党争呈现错综复杂的形势。其中,鲜明的地域性派别成为晚明党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党争中所体现的地域扶持和异派倾轧,与各个政治派别的人员构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通过对这些派别主要成员的籍贯的地理分布的研究,可以对当时的某些政治现象作出更加合理的解释。     

明朝公祭文文本的政治文化内涵

祭文是祭祀仪式过程中使用的祝祷性文字。明代史籍中保存了大量国家公祭文,按内容可分为常规性祭文与临时性祭文两类。祭文在公祭仪式中被宣读、呈案、焚烧或掩埋,此为祭祀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公祭文文本传递出重要的文化内涵：首先,它以言辞形式传达出祭祀主体之意图,沟通了人神关系;其次,对祭祀主体之身份和统治之正统合法性进行反复强化;再次,表达祈福弥灾,规约官民,震慑鬼类的意图。此外,祭祀文中的各种对象关系展现出时人复杂而微妙的天、神,君、臣、人、鬼观。在祭祀仪式上使用祭文使上述内涵得到彰显,进而增强了群体意识中的“神圣”体悟。     

晚明商人借贷的利息率与商业性借贷的发展

商人借贷利息率的高低对商业性借贷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晚明商人借贷的利息率总体上以低于年息36％为多,这一利率既大大低于消费性借贷的利息率,又低于市场平均利息率,一般均在法定利息率的范围之内。虽然商人借贷的利息率相对较低,但在风险机制的作用下,放贷者向商人放贷的积极性不会受到减损。又由于利率较低,商人借贷通常有利可图,因而商业性借贷能够得到发展。     

明代流刑考

在传统的五刑制中 ,流刑处于降死一等的重刑地位。但从司法实践来看 ,隋唐以来 ,流刑惩治力度不足的问题一直很突出 ,宋、金、元等朝代均采取了不同的调整措施。至明初洪武朝 ,传统流刑已经基本废而不用。《大明律》定以流罪的条目基本以“宽”、“减”的形式 ,以徒役或赎免的方式得到落实。而流刑所承担的司法任务则由五刑之外的口外为民与充军 ,主要是充军来完成     

明代山西孝义武将纸窗影人真伪考述

本文就一件明代山西孝义武将纸窗影人的真伪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其中对于作伪方式的认识,有助于明清皮影的研究。     

德才之辨: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追溯中国思想史的源头,儒家传统讲究"内圣外王"。社会史的演变历程更是证明,小人多才、君子无才亦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德与才很难合一。德才之辨,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古老命题。尽管明代的士大夫仍然承袭宋儒之论,倡导重德轻才,且就明代士大夫的行为而言,亦不乏德才两分的现象,但至少有如下两大转向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即从重德轻才向重才轻德的转变,以及从重才轻德向德才合一的转变。随之而来者,则是儒家"内圣外王"之说的复兴,以及理学向原始儒学的回归。     

明代宁夏畜牧业的经营类型与地域分布

明代宁夏的畜牧业, 从经营方式上可分为官办监苑畜牧业、军卫畜牧业、藩王畜牧业、民间畜牧业 4种。军卫畜牧业和民间畜牧业在宁夏南、北皆有分布, 而官办监苑畜牧业和藩王畜牧业主要分布在宁夏南部, 且呈犬牙交错的状态。宁夏镇的畜牧业是以军事卫所畜牧业为主, 民间畜牧业为辅。而宁夏南部的畜牧业, 在明前期是以藩王畜牧业和官办监苑畜牧业为主, 民间畜牧业为辅; 至明后期, 则以藩王畜牧业为主, 民间畜牧业部分替代了官办监苑畜牧业的位置。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与历史评论

晚明士人受王阳明及其后学理论的影响,其自我意识得到突出张扬,在思想化方面,表现出极力挣脱正宗意识形态束缚,追求独立人格的思想倾向。影响于历史评论,其主要表现是强调历史是非的评判决不应以既定的价值标准为标准,主张一切都应“本自心师”,以自己的认识对历史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其中一些史学家还从理论上阐明“是非无定质”与“执一便是害道”对于史学批评的意义,显露出史学中出现的理性精神。     

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

山西地区不仅是明朝初年分封宗室相对集中的区域,而且人口增长速度惊人,最迟到嘉靖、隆庆年间,山西藩府已发展成为明朝境内数量最为庞大的宗室人口集团之一。作为寄生性的特权集团,明朝藩府人口的估算须区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玉牒》所记的宗室人口数量应该视为户数,而不是口数。时至明末,狭义的山西藩府人口数已超过2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