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沈东浦的一生（上）

我的父亲出生于上个世纪初,在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并从那里大学毕业走向社会。父亲的命运和近现代的河南紧密相连。在父亲的自传中,在他建国后20多年每次“运动”写的检查里,在他学习毛著改造思想的材料和他的影集里     

父亲的一生

父亲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几次突发疾病,坦然面对死亡,最后一次病重住院后,他还期待着能有机会再坐上自驾车去祖国各地观光。父亲S岁丧母,12岁丧父,兄妹5人随继母生活。兵荒马乱的年代,家境日益艰难。作为长兄,父亲只能终止学业,读完初中就去找工作。在众多求职者中,     

回忆父亲张申府（下）

十年动乱。雪上又加霜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父亲祁文山的传奇人生（下）

执掌地下军事情报站 1945年,党中央派父亲到冀鲁豫军区兵工厂工作。后来,中共中央社会部决定在中原军事要地新乡设立冀鲁豫地下军事情报站,直属中共北方局冀鲁豫分局和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领导,由我父亲担任情报站站长兼地下党组织书记。情报站的任务是：收集敌方军事运输和军事调度情报,密报冀鲁豫军区司令部。     

我与湖北（八）

征用民夫 征用民夫的劳力,以图达成政府某项指定的目的．这是很古老的一种办法,即古人所谓“力役之征”是也。这种办法源远流长,至今仍然沿用。在抗战期间,因为军事的关系,急于转输兴作的事,十百倍于平日,以故需要夫力,尤为频繁而迫切。主管方面为了达成目的,往往不择手段,对于夫力的使用,予取予求,残苛无度。人民在忍无可忍之余,设法规避者有之,弃家逃亡者亦有之,以致公私交受其弊,而形成抗战时期的一大问题。     

父亲姜达权与三峡大坝选址（下）

笑对“批判”父亲参加陪同周恩来踏勘三峡时留下的著名照片“周总理视察长江三峡工程坝址”,以及周恩来、父亲两人其同签名的岩心牌,本是父亲一生平凡工作中的一次不平凡经历,谁知却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厄运。而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却是在“打倒”父亲的大字报上。     

回忆父亲张申府（上）

今年是父亲张申府诞辰120周年。 父亲去世已经27年了,那是在1996年6月20日,一个阴雨天的下午。 大约是在十七八号的时候,父亲感觉肠胃有点不适,但起居仍然正常,他不愿意去医院看病,让我去北大医院帮他取药。     

回忆父亲严余春的一生

我的父亲严余春,字培俊,于1888年农历戊子6月19日于贵阳市出生。他是武昌起义的参加者,贵州陆军崇武学校的教官,导文中学（后来的豫章中学,解放后的贵阳四中）的创办人。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依然在我的心中萦绕,未能忘却,我已是耄耋之年的人了,乘精神还好,留下一点文字,也算是对父亲的纪念吧!     

父亲祁文山的传奇人生（上）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回忆父亲战斗在党的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生,我心潮难平。父亲用他的一生写满了对党的忠诚,从他的身上,我深刻感受到“信仰”的力量。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些无名英雄和他们用鲜血与生命书写的历史。谨以此文表达我对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的深切怀念和崇敬之情。     

论抗战期间桂林直接财产的损失（二）

（二）人民、机关团体及公务员役的财产损失 人民、机关团体及公务员役的财产包括房产,也包括生活和生产方面的其他财产。鉴于刚才已对沦陷期间各类房屋的损失情况进行了论述,这里着重将其他方面的财产损失进行介绍。根据当时的统计,这些财产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胡德平 父亲的一生很值

我只想实事求是地还原一段历史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写《思忆父亲胡耀邦》这本书？您的初衷是什么？胡德平：因为我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从小热爱历史,对历史遗产抱着很敬畏的态度。很多历史人物浮浮沉沉,对历史都起过重要作用,这份遗产、这门科学很吸引我。     

回忆父亲李大钊革命的一生

我在父亲身边生活的岁月并不长。但是,我父亲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革命信念,炽烈的政治热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刻苦学习的精神,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以及他被捕后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等事迹,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长期以来鞭策、教育着我。1918年七八月间,我们全家离开故乡——河北乐亭大黑坨村,随父亲来到北京。那时候,父亲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击败德国而宣告结束。那时古老沉寂的北京突然笼罩着一派表面     

回忆我的父亲张闻天（上）

引子 2010年10月13日,古城南京。 与众多开国元勋后人生活在北京不同,张闻天的独子张虹生在这里安静地居住着。 先是循着张虹生先生所提供的大钟新村住址找了过去,没想到的是,家里没人,于是我只好在楼下苦等,而事先留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直到老人的外孙放学回家,我才联系上他,此时已是下午4点多。匆忙之下,我直奔张老现住处。     

论抗战期间桂林直接财产的损失（三）

3．电讯损失 电讯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在战争期间，它是决定胜负的因素之一，日军侵占桂林时，始终将电讯设施作为破坏的主要目标，使电讯事业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失。据史料记载，“长途电话区团电话及乡村电话线路，凡日军所到之处，亦已悉被破坏。”尚可欣慰的是，早在桂林第一次疏散时，就运出了许多电讯设备。而广播电台及器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大都被摧毁或被拆卸。     

父亲姜达权与三峡大坝选址（上）

今年,是中央地质调查所——我国地学界第一个正规科研机构诞生100周年。在一些热心人的张罗下,4月26日在地质博物馆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作为地质调查所早期工作人员的后裔,我和我的小弟弟姜冉新应邀参加了此会,并由姜再新在会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主要闸述了我的父亲姜达权的学术思想和工作历程,其中涉及了三峡大坝选址这一历史事件。     

追忆敬爱的父亲李文田将军

若非河南省鹤壁市政协领导和文史委的同志,不远数百公里驱车来访的话,我对故乡的唯一印象将永远停留在地图上那个小小的圆点上,遥远、疏离、陌生。然而,在接触到来自故乡的尊贵客人之后,故乡彷佛从虚幻中向我扑面走来,变得清晰而亲近。对于一个从未到过故乡的旅人来说,     

为世界语贡献一生的父亲——乐嘉煊

人类的国际交往需要共通的国际语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少人想了不少办法,有人建议采用某一民族语言,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拉丁语,甚至也有人建议用汉语,但在实践中没有一种民族语言能真正担任起国际语的角色。因此人们便产生了创造一种世界各民族都能接受的语言的设想。     

国民党特工的对日谍战（上）

蒋介石一声令下,军统全员出动 战争年代,情报机构的作用非同小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所设置的影响最大的情报机构是曾经令人谈虎色变、臭名昭著的以戴笠为首的“军统”。从1932年特务处（军统的前身）成立之始,这个组织一直是蒋介石最得力的“御用”工具。     

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父亲章伯钧与马连良（下）

从1964年开始,京剧进入大演现代戏的时期。北京京剧团紧锣密鼓地排练《芦荡火种》、《杜鹃山》。现代戏的排练和演出都是在强烈的政治挂帅气氛里进行的。剧团为加强领导,成立了党、团临时小组,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开展了“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学习。全体演职员工觉悟提高,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在北京京剧团4月送交上级的一份情况汇报里,明确提出“反对单纯艺术观点,要推社会主义之新,使现代的英雄人物占领舞台阵地……通过动员会,大家都下保证,一定遵守制度,服从分配,树立部队三八作风,克服自由散漫的工作态度。     

我的父亲黄炎培与母亲姚维钧（上）

“黄炎培周期率难题”执笔人姚维钧 上个世纪有两部同为夫妻合作,又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著作。一部是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其妻海伦的合著《西行漫记》,首次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及其领袖们;另一部是1945年黄炎培与夫人姚维钧合作完成的《延安归来》,向世人介绍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同时又向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提出“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前者影响之大,超出中国,传遍世界;后者传颂天下,影响之久,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仍不时为人提起,被称作“黄炎培周期率”或“黄炎培周期率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