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格《抗战外援: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评介

<正>2019年8月,四川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抗战外援: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以下简称"《抗战外援》"),立即受到国内读者的关注,多个网络媒体发表了有关《抗战外援》的书评、导读和书摘,普遍认可该书"是一本抗战时期货币金融的全景记录","真实记录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金融援助,以及抗战期间中日在金融领域的交锋"。~(1)一时间"中国抗战与外援""外援与通货膨胀"等成为热点话题。~(2)《抗战外援》英文原著(以下简称"杨著")是原国民政     

龙陵记忆——大山深处的抗战遗址

云南西部边陲小镇龙陵,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滇西抗战"中战斗最激烈的战场。如今留存下来的滇缅公路遗迹、松山抗战遗址、董家沟日军慰安所旧址和惠通桥遗址成为记忆这场战斗的最真切物证。     

苍松翠柏写忠诚——记新四军老战士欧兴田

安徽省固镇县任桥镇清凉村"淮北西大门抗战烈士陵园"里,有这样一位老人,用执着的信念固守着这片红色圣土,缅怀和纪念烽火岁月牺牲的抗战英烈。他就是陵园守护人、新四军老战士欧兴田。2010年6月,欧兴田光荣入选"中国好人榜"。在烈士陵园中,有一座19米高的建筑,那是由张爱萍将军题写的"抗战烈士万古长青"纪念碑。     

“铁蹄”下的“鲜花”--国民政府时期五月纪念述论

五月在中华民族斗争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许多重要的事件都刻写于此月,它有"纪念月"之称。五月的记忆层层叠加,以耻感为基调,蕴含着深刻的民族内省,以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为依归。鉴于五月所具有的巨大政治能量,国民政府对五月记忆进行了有意识的规训。在抗战期间,五月也成为抗战动员的重要文化因素,为抗战胜利和民族复兴做出了积极贡献。国人用鲜血浇筑的"五月梦"寄寓了民族的胜利与自强憧憬。     

地方势力的国家参与:变局中边疆实力派的政治选择——抗战爆发前后龙云言行的观察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并没有完全消除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其与边疆诸省地方实力派之间多仅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北、西南边疆成为抗战大后方,诸省实力派的政治言行,对于这一全国性的政治、军事行为及国家政治发展演进具有重要影响。民国以降,位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在边疆诸省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独特性;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后,龙云在政治言行上选择了对抗日战争的积极支持,体现了地方主义服从国家利益,是边疆地方势力参与"国家行为"的重要内容,也隐含着边疆区域与近代民族国家建设关系密切的政治涵义。     

罗荣桓鲁南义结“山大王”

1939年,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时,当地存在着多种武装势力。一一五师遵照中共中央的统战政策,积极团结一切进步力量,逐渐发展成为山东境内一支最重要的抗战力量。期间,担任师政委的罗荣桓同不少有民族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山大王"结交为好友,并引导他们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     

抗战时期郭泰祺的抉择和命运

抗战爆发后,与汪精卫情谊笃深的郭泰祺因"汪成为祖国敌人手中的一个工具"而选择离开汪,留在了抗战阵营中。由于种种原因,郭泰祺虽最终没能逃脱汪派人物的命运,但是,这并没能妨碍郭泰祺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责,他是个值得尊敬的职业外交家。     

麦新与《大刀进行曲》

在中国人民抗战的艰难岁月里,有一首歌,曾经响遍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召唤着千千万万的抗日军民走上前线,拿起手中的刀枪奋勇杀敌,把日本鬼子杀得如落花流水.这首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起到"号角"作用的歌,就是人民音乐家麦新创作的<大刀进行曲>.     

论抗战初期的重庆救国会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日本侵略军开始将其铁蹄踏入中国领土,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除了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外,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组织敌后抗战团体以支援抗战。以漆鲁鱼为代表的暂时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一批党员在重庆组织了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重庆救国会"),在其存在期间重庆救国会指导其下属组织利用多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国民政府的反动行为进行斗争,还为前线抗战举行募捐、慰劳等活动。这些活动使重庆救国会逐步成为重庆大后方在抗战初期的领导核心。大量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也唤醒了重庆民众的抗日热情,掀起了重庆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陈独秀在“汉奸”事件后的抗战政见评析

陈独秀的抗战政见以其"汉奸"事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汉奸"事件后,他与中共的政治对立使其前期抗战政见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演化,其抗战理论与中共的抗战实践由脱离走向严重对立,由此从发动民众的全面抗战倒退到依赖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并最终走向悲观主义的泥沼.但抗战救国仍是他思想的主旋律,他仍为中国抗战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国共两党学运策略之比较研究——以“五二〇”运动为例

近代以来,随着新型政党的出现和学生运动的发展,政党介入学生运动成为一种常态。学生运动不但成为政党表达政治诉求、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种方式,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治斗争的胜负。因此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学运策略的优越与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命运,而构成学运策略最核心的三个要素是"组织""宣传"与"行动"。"五二〇"运动是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爆发的最具代表性的学生运动,通过对这次运动中国共两党学运策略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国共两党在学运策略的运用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不但决定了"五二〇"运动的结果,更深远地影响了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     

忆西谛先生

在西谛先生身上,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慷慨激昂的民族气节,始终是十分突出,占着主导的地位的。早在抗战之前,他就编辑了"晚清文选",写出了"桂公塘"之类的以民族志士为主角的小说。抗战初期,他的兴奋和激昂是不言而喻的;当上海市"最后的枪声停止了",他还是"挺直着身体,仰着头、豫想着许多最坏的结果,坚定的作着应付的打算。"这里所说的应付也不是消极的,当时他们"有一个地下的组织,包括了比较上层的爱国分子……每星期有一个秘密的集会。在三四年间很做了些事。在这个团体之外,还有一个专门做对外宣传的机关‘国际问题研究会’,刘湛恩和胡愈之二先生是其中     

“世界屋脊”上的抗战物资跨国大运输

在抗战初期最艰难的岁月里,以新疆为主干道的"西北国际大通道"(阿拉木图―伊犁―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兰州),成为极为重要的抗战物资"补给线"。1944年6月初,新疆南部也开通了一条列城—叶城的运送援华物资的通道,2300多名中华儿女临危受命,依靠4500多匹马、500多峰骆驼,组成浩荡的"驮运大队",跋涉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世界屋脊之巅",转运盟国援华抗日的物资。本文钩沉了当年这段悲壮的历程,再现了少数民族为抗战而作出的巨大贡献。寒冷、饥饿、伤痛、死亡都没能阻挡他们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从军方到学界:抗战军事史研究在台湾

在台湾,军事史研究并非学界主流,抗战军事史研究亦然。不过由于抗战终究是一场战争,军事是不可忽视的面向,学界仍有一定的研究,这方面最早由刘凤翰开拓,时间在40年前,至今已颇有积累。学界研究之外,早在70年前的战争时期,军方于"编纂"方面已有所投入,然后在"研究"方面配合军方战略学的发展,形成其研究范式。军方与学界相交流,成为台湾抗战军事史研究的重要历程。本文分梳军方抗战军事史发展脉络,析论军方与学界学术推进的关系,归纳学界当前研究重点。通过对史学史的探讨、方法论变迁的述论,除了整体研析70年来的抗战军事史发展,或可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论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铜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防用铜量急剧增加,但国土大部沦陷,云南成为抗战军需用铜唯一的供给地。国民政府经济部所属资源委员会与云南省政府共同组建"滇北矿务局","彻底管理"云南铜业,有效整合云南铜矿资源,把云南铜业完全纳入国家军事战略资源的范畴。国民政府在云南采取积极措施,使云南军需铜材产量大幅提升,保证了抗战的铜材需求,有力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云南铜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也在抗战期间得到极大提升,加快了云南矿业现代化发展步伐。     

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交通工作

抗战初期,中共在山东敌后的"交通"联络分散而低效,后期设立统一的战时邮局,状况逐步改善,交通干线在抗战形势好转后有较大伸展。中共在山东凭借扎实的基层组织发展和群众工作及统战政策,充分调动民众的力量和智慧,通过多种路径和方法,建立并维护着秘密、无形、流动的交通网络,保障了山东各战略区党政军机关及上下级间的信息互通、人员往来和物资运送等,对山东抗战贡献不凡。     

吴先斌和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

正"一个没有危机感的民族是无望和无救的。"在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的入口处,醒目地镌刻着田汉的这句话。正是为了留存那段民族危亡的历史,馆长吴先斌几乎是凭借一人之力,于2006年创办了这座民营抗战博物馆。尽管名称极其低调与"草根",但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以下简称民抗馆)的影响力与知名度却不一般。该馆是江苏省第一座反映南京人民抗日斗争的民间专题博物馆,自创建以来,民抗馆共接待游客逾20万人次,并     

抗战期间一位上海商人的日常生活——基于《秦润卿日记》的考察

从学徒奋斗为"钱业巨子"的秦润卿,在抗战初期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忧愁、感叹与无奈,遭受着物价高涨、子女不孝困扰以及身体与心理的双重煎熬,但仍积极投身于支持抗战、救济难民的活动,同时频繁出席各种会议,公私应酬甚多,依然忙碌和充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上海租界,由于环境改变以及担忧国家命运和民族危亡,秦润卿显得较为悲观,日常生活中的私人应酬、悠闲活动,甚至家庭娱乐内容明显增加,广泛阅读各类书籍成为他打发时光的主要方式之一。但这一时期的秦润卿也并非辞去本兼各职而深居简出,仍然兼任上海市商会常务理事和一些慈善公益团体的理事,并参与相关的一些活动。抗战胜利后,年事已高的秦润卿又积极投身于各项社会活动,并出任全国钱业联合会理事长要职。     

抗战时期国民党“抗战建国”理论初探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理论上提出了"抗战建国"的主张,以此来适应新时期条件下的理论需要,这个理论与战前南京国民政府施行的"党国"理论有一些不同。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起了一些新的变化,有了一些新的特点。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三民主义有了抗战时期的特点,有了时代的特点,民族主义为"求民族之生产独立",民权主义为"发展民力",民生主义为"谋求生产力之发展"。"抗战建国"理论并对抗战期间国民党的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大学校园与政治控制:山西大学的党派组织与国共阎斗争(1939—1949)

大学是近代中国政治革命发展和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舞台,对大学的有效控制是实现社会管理的主要环节之一。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大学校园成为国共争夺的重要对象,同时亦是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势力夺取区域控制权的主要场地之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山西大学复校,校内国民党中央党团势力一度风生水起;但由于阎锡山在山西的多年经营,势力盘根错节,他掌控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在战时山西大学的中央与地方势力之争中暂居优势;抗战末期,中共势力开始介入山西大学,并呈燎原之势。战后,随着时局的发展,中共和国民党中央党团势力逐渐发展强大,而"民族革命同志会"势力受到挤压,一蹶不振;此后,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山西大学的各派势力博弈以中共的圆满胜利为结局,山西大学也被改造成为新时代的新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