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忠县三国铜佛像及研究

1981年5月,在四川忠县涂井发掘了一批蜀汉时期的崖墓,出土文物3600余件(其中钱币3000余件).这是四川三国时期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近年对这批文物深入观察.我们发现5号墓,14号墓出土铜树树干上的人像,均是佛像.这些铜佛像经正式发掘出土,5号墓未曾被盗掘扰乱,器物保存入葬时原貌,具有明确的器物共存关系,有比较准确的年代特征.是三国时期极为少见的佛教造像之一,这批铜佛像共计14件,据目前资料,它是我国汉魏时期数量最多的一组佛像,又是三国时期一组有确切年代的佛教造像,对早期佛教研究有重要的价值,现将佛像情况及其有关的一些问题分析介绍如下.     

宝丰县出土铜质造像

近年来,宝丰县连续出土了数十件自南北朝至唐代的铜质造像,介绍于下: 一、北齐“河清二年”铜造像(图一)。这件铜造像出土于县城西郊,是城关西街群众郭宝军挖土时发现并献交。造像全高7.5厘米,重28克。为带有背光的结跏趺坐像。造像半浮雕,肉髻高突,面孔窄长,高鼻深目。佛像无衣着表示,上体椭圆形,两侧作节链状组成,每侧各四节似膊下垂。像后有类火焰状尖眉形背光,刻画潦草简单。佛像坐于     

成都万佛寺石刻佛教造像的源流

<正>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是我国南方地区年代较早、题材丰富、在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批造像。这批造像数量多、保存较完好、年代序列清晰、雕造精美、题材丰富,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已为学术界广泛认同。然而,由于这些造像系清末(1644-1911年)以来陆续出土,且出土后几经辗转,给我们今天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前人曾对这批造像的出土及流传状况做过疏理,如:清代王懿荣所著《天壤阁笔记》最早记录了该遗址的造像出土情况,冯汉骥先生也曾对历次造像的出土和流传     

甘肃宁县出土北朝石造像

1999年5月,甘肃宁县新宁镇出土一批佛教石造像,基本完整者89件。以北朝造像为主,还有少量隋唐作品,其中立姿菩萨像、背屏式造像和造像碑最具特色。这批造像是继山东青州、临朐出土大批北朝石造像后,又一批集中出土的北朝至唐造像,其时代、题材及造型和雕刻技法等,与山东的几批造像既有某些共同特征,又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是西北地区早期佛教造像的重要发现。     

浅谈山东博兴出土的北朝铜佛像

山东博兴博物馆馆藏100余件北朝--隋代铜佛像,其中有确切纪年的35件,时代自北魏太和二年(478年)至隋仁寿三年(603年).这批铜佛像以释迦多宝、观音、弥勒像为最多.同窖藏出土的一件道教老子造像,反映了当时佛、道两教融合发展的事实.     

西安市东郊出土北周佛立像

2004年5月,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湾子村出土5尊大型石质佛立像和4件佛像莲花座。佛像连座均高达2米以上。其中1件佛座前面刻有铭文,记此件释迦佛像雕造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年)。这批造像与约同时期的山东青州龙兴寺造像和四川成都万佛寺造像相比,有其共同特征(如突出表现为大型立佛),也有其独特之处,被视为北周长安佛像的典型样式。这批佛像造型典雅,雕工精细,保存基本完好,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研究价值,是我国佛教造像由南北朝向隋唐过渡时期的优秀作品。     

庄浪出土唐代鎏金铜佛像

去年十月,庄浪县南坪乡一村民手持一尊铜鎏金佛像来博物馆要求鉴定,声称在取土时发现的,共二件。我们问明情况后,及时将这批物征收入库,经鉴定属唐代铜鎏金菩萨造像。     

成都地区南朝石刻造像佛衣的类型

<正>清末至20世纪末,成都地区[1]相继出土多批南朝佛教石刻造像,并涌现出一系列研究探讨这批造像时代与渊源的文章,如《四川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2]、《成都万佛寺出土佛像与建康佛教》[3]、《试论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4]、《四川南朝佛教造像的初步研究》[5]、《成都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研究》[6]、《关于中国成都地区的佛教造像——以520~540年间造像为中心》[7]等。近年随着考古资料的刊布,揭示出的内容愈益丰富,特别是其中     

四川汶川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

1989年12月,四川省汶川县出土一批南朝佛教石造像,因出土地点为唐代仁寿寺的旧址,故判断这批造像原供奉于该寺院。这是继1921年四川茂县出土南朝齐永明造像之后,又一次在岷江上游地区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因此具有重要意义。造像中有或为一释迦二弥勒佛的三佛题材,以及双观音的组合形式,这为研究四川地区南朝佛教造像样式、题材内容以及传播路线等问题提供了新的重要图像资料。     

邛崃县发现鎏金铜造像窖藏

1985年2月,邛崃县东安乡蜚虹村,在修建酒厂的施工中,发现了一个由铜盖扣着的双耳鼓腹黑陶罐。从这个罐里清理出鎏金铜造像12尊。出土时绿锈严重,铜盖锈蚀一触即碎。对造像做了化学处理后,大部清晰可辨。这批造像大小不等,姿态各异。造像最高的19厘米,最小的8.5厘米。现将十二尊造像简述于下:     

卷首语

1995年5月,成都市文物部门在该市西安路发现一处石刻造像窑藏坑,出土南朝石刻造像9件。其中1件为道教造像,是迄今四川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道教造像;8件为佛教造像,1件圆雕阿育王立像为中原同时期造像所不见。造像中5件有明确的纪年铭文。这批造像雕刻精美,保存完好,是近年发现的最重要的一批南朝造像。本期刊发了简报。山西天马——曲村J6、J7区遗址属周代居住址,1984年以来,这里经多次发掘,得知     

成都万佛寺石划佛教造像的源流

成帮万佛寺石刻造像是税图南方地区年代较早、题材丰富、往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批造像。这批造像数量多、保存较完好、年代序列清晰、雕造精美、题材丰富,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已为学术界广泛认同。然而,由干这些造像系清末（1644—1911年）以来陆续出土,且出土后几经辗转,给我们今天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     

长安地区北朝金铜佛像形制与铸造技术特征

长安地区早在十六国时期已有金铜佛像传入。长安地区北朝金铜佛像有圆雕、背屏式、板式造像三类,其中背屏式占绝大多数。造像技术有范铸法和失蜡法两种,至迟在北魏末期的530年前后,长安地区已经出现了成熟的失蜡法技术铸造佛像;至迟在北魏太和年间,长安地区已经出现了范铸法铸造的金铜佛像。部分出土或馆藏的北朝金铜造像为20世纪初期伪制,必须进行甄别。     

陕西省长武县出土一批佛教造像碑

1972年,陕西省长武县出土一批佛教造像碑,其中有长武县马寨乡司家河村出土的北魏造像残碑4通;长武县昭仁寺内出土的北魏、北周、隋、唐造像残碑7通,石造像3件,造像残碑头及经幢各1件。现将这批资料整理简报于下。     

山东博兴出土百余件北魏至隋代铜造像

1983年9月,山东省博兴县崇德村农民贾效国在村北200米处取土时,在距地表40厘米深处,发现一批铜佛像和一件老子铜像。造像原盛在一红陶瓮中,出土时陶瓮已破碎,造像和泥土混在一起。有关部门得知后,即到现场调查、清理。共清理出造像一百零一件,其中能辨识形体的九十六件,较完好的七十七件,有铭文的四十四件,有确切纪年的三十九件。造像中最大的高28、最小的高7厘米。现将部分有确切纪年和具有代表性的造像简介如下。     

河北武邑出土一件北齐造像

河北武邑出土一件北齐造像沈铭杰１９８４年７月，河北省武邑县马台乡袁小寨村农民在村北洼地取土时，从距地表约２５米的深处发现一件造像，当即报告县文化馆，后送交地区文物管理所收藏。出土时佛像背面向上覆卧土中，周围未发现其他遗物。造像汉白玉石质，为一佛二菩...     

唐长安醴泉寺遗址出土的鎏金铜造像

20世纪70年代初,在西安西郊桃园地区,即原西安民用飞机场跑道北侧,基建时发现一批鎏金铜造像,后经考查得知出土物原在坑内,坑直径达1米左右。铜造像距地面1米多深散乱堆放。遗物现藏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经整理,将选部分予以介绍。     

陕西三原县发现唐五代鎏金佛道铜造像

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陕西三原县渠岸乡三里窑村（今兴隆村）西,当地村民在挖土过程中发现了一批鎏金佛道铜造像,其中的6件现存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学系。据当事人讲,在遗址还曾出土有开元通宝、周元通宝等钱币。初步判定这是一处唐、五代时期的佛寺遗址。为了方便记录、叙述,对这批造像分别进行了编号,代号为SSX。     

山东惠民出土一批北朝佛教造像

1997年,山东省惠民县出土一批北朝佛教石造像。造像出土于惠民镇西南4公里的沙河杨村,该村位于沙河北岸。这批佛造像是一村民在其家中施工时发现,县文物部门闻讯后立即派人前往现场勘查,清理造像共17件,原均埋于地下深约0.9米处,属于一次集     

潼关县老虎城村一座古代陶窑中出土的隋唐造像

1963年10月6日,潼关县文化馆向省文化局和省文管会画报该县太要公社老虎城村附近发现了过去出土的一批石造像,来函中叙述这批造像是由塌陷的佛洞内出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