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财团侵占既济水电公司

<正>19世纪中后叶，是我国城市迈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时期，标志现代城市文明的公用水电事业在武汉兴起，先后创办了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武昌竟成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汉阳电气公司、武昌水电公司等，执中国近代公用水电事业之牛耳。然而，由于近代中国经济孱弱，国家有限财力大都掌握在“四大家族”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本手中，民营工商业自产生之日起，就遭其挤压与蚕食，汉口既济水电公司亦未能逃脱这一宿命，成为宋子文及其所代表的江浙财团侵占的对象。     

汉镇巨贾--宋炜臣

提到近代武汉的工商业,张之洞、宋炜臣、刘歆生这几个名字是无法回避的。张之洞在湖北兴办实业,留下的遗迹和研究的文献颇多,无须赘言;而刘歆生则是拥有汉口1／4土地的土地大王,如今全国最长的商业步行街——江汉路,当年便是他的产业,只是那时它叫歆生路而已。时光飞逝,近百年过去了,刘歆生当年修建的一些门面房现在仍是江汉路上靓丽的风景,并仍在产生效益;离歆生路不远,有座当年汉口最高的建筑——汉口水塔,它的业主便是宋炜臣。     

建国初期武汉城市路灯建设纪略

一、旧城市的路灯印记解放前的武汉,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商业城市,旧时的路灯给我留下的印记非常深刻.那时宋子文在汉口水塔办的有个暨济水电公司,在合作路有个美最时电厂,在利济路河边有个汉口电厂,在武昌有个鄂南电力公司(现在的平湖门,路灯工区原地址).那时,在汉口地区只有法租界和英租界等闹市区安装有路灯.这些路灯属各租界管辖,低压用户线路供电,雇用一个工人名叫万国卿(以后在路灯工段时担任过班长),他推着一辆手推车,负责维护修灯换泡工作.汉口地区只有大智门火车站经中山大道至硚口一条路在电力线杆上附设有壁灯管路灯.武昌地区只有从司门口至解放桥一段有路灯,那时路灯属义务消防队管理.解放前汉阳地区没有一盏路灯.按当时统计资料,汉口和武昌总共只有700余盏路灯,那时的路灯只是为租界内的洋人和资产阶级服务的.     

与唐生明伯伯交往琐忆

唐生明先生是抗日名将唐生智的胞弟,也是家父沈醉的老朋友、老上司,他们的交往和友谊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听家父说,他20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唐伯伯.     

《昔日汉口江汉路》补遗

拙作《昔日汉口江汉路》一文，在今年《武汉文史资料》第６期刊出后，自觉遗漏之处尚多，除谨向读者致歉外，现根据友人要求，追忆补遗如下。 江汉路从江边到解放大道，在洞庭街口红色大楼（江汉路１０号）的右边原有一家誉满武汉三镇的“足佳皮鞋店”，它生产的皮鞋式样新颖、质量好，不同脚型的人均可定制。在它的对面则有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的办事处和武汉沦陷以前的中国通商银行。原四明银行的左边有一家“扬子袜厂”，是专门销售高级衬衫、领带、袜子、手帕和床上用品的商店。原中国工矿银行的左边是中西大药房和华安百货商店。南京理发…     

我和子恺

我与丰子恺先生的相识是通过什么机缘?是因为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上还是翻译家戈宝权的介绍?我都已不能记清。记得的只是在1938年的汉口。我们在汉口的交往却是短暂的,从春经夏,不过两个月。较长的时间是在桂林,大约跨过了一度春秋。 他比我长15岁,是我的前辈,我的师长。可     

尊“性”大“名”——以“尊”为例看考古遗物的命名与定性研究

<正>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意思是:名分不正,说话就不能合理并使人信服,不能以理服人,事情也就办不成了。……所以,君子必须重视名分的正当性、行事的合理性,不能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由此可见,"名"对世事万物之重要。名与实又密切相关,《庄子·则阳》云:"有名有实,是物之居;无名无实,在物之虚。""名者,实之宾     

回忆抗战时期的吴国桢先生

吴国桢先生是个不平凡的人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算得上是一个为人民做事的官员;在国民党党员中,他算得上是一个爱国的、有民族正义感的人。 1932年11月至1938年10月,吴国桢在汉口任市长时,我在汉口和武昌念书。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1939年12月,他继贺国光任重庆市长时,我在重庆大学肄业进入社会,在报馆当外勤记者。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他担任外交部次长、中宣部部长时,我在     

往事历历情谊四

图文小记之十五：直言不讳的吴祖光先生吴祖光先生生于1917年,比我年长20岁,但他是成名很早的戏剧家。远在60多年前,我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时候,就因为拜读了他的名作《风雪夜归人》,而牢牢记住了他的名字。1955年我考人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则看了他更多的作品（含话剧、电影）。     

汉口英美烟公司经营片断

我于1916年入汉口英美烟公司任翻译。 1918年在天津该公司所办学校受训后,被提升为汉口区公司副班兼营业主任,在该公司服务七八年。下面是我的一些片断回忆。     

刘仁文:法学的发展,需要人文精神

认识法学家刘仁文先生有很多年了,当时我正在一家报纸编副刊,时常跟刘仁文先生约稿。他像一位老到的民国笔杆子,既给评论版写评论,也给副刊版写随笔,笔锋变化多端,常有惊人之语。我在报社服务七八年后离开,之后和刘仁文先生就少有联系了。     

一片丹心为故里——记广西政协香港委员戴保清先生

我保留着一张珍贵的照片 ,在办公桌台玻里压着近１０年了 ,我舍不得把它换下来 ,因为照片记录了戴保清先生受香港教育家戴中家父的委托 ,于１９９１年前来参加“南宁市沛鸿学校”命名大会 ,他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陈辉光、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丁廷模等区、市领导在主席台就座 ,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他给雷沛鸿教育思想研究会捐了款。戴保清先生祖籍广西陆川县 ,出生于风景秀丽的祖国南疆边陲靖西。现为香港旅都企业有限公司董事经理 ,同时担任广西区政协委员 ,南宁市、玉林市政协委员 ,辽宁省丹东市政协特邀委员 ,自治区和南宁市工…     

汉口群蜂抗日歌剧队

抗战初期,武汉已成为全国抗日的中心.1938年,我就读于汉口汉光中学,春、夏之际,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打了一个大胜仗,给了日本侵略者一个严重打击,人心振奋,全国沸腾,汉口全市的学生,在得到捷报的当天晚上,就举行了一次规模宏大、欢声震天的火炬大游行.是年7月.汉口群峰抗日歌剧队即宣告成立.我也同时参加了这个抗日组织的活动.     

公私合营前后的武汉油饼行

我原籍湖北省汉川县,1911年12月出生在武昌中新河一个贫民家庭,念过五年私塾.13岁到汉口一家机器店学徒,后因人小被辞掉,就到裕华纺织厂做童工.1926年又到汉口汉正街下段蕙兰里二号本家毛华丰油饼行学徒,1928年提升为经手先生(当时油饼行除老板外,设有管事、帐务先生、业务经手先生、学徒、炊事员等),一直干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     

张贯三先生与其藏书

张贯三先生是近代山西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和藏书家。小时候,我几次得瞻老人丰采,并见过他那富甲三晋的藏书。因先生是先父最尊崇的恩师,所以,我幼时的心目中就矗立起他老人家的高大形象。年长后,闻先生生平治学事渐多,又稍诵其诗文,知先父之心仰先生盖有自也。光阴荏苒,一晃过去了几十年,连先生的弟子也多已作古,而撰忆先生的文章却甚寥寥,有感于此,我拟就所闻而述之,以了多年的宿愿。自知矮人观场,难述先生于万一,而又不甘     

父亲田遨先生

<正>我的父亲田遨，在我心中就是一位充满敬意的先生。我们父子俩在一起，从来不谈家长里短，都是谈知识。教导子女读书做人小时候，父亲常让我练字、读书。要么让我写同音字能写多少个，同部首字能写几个。要么就到住的近外滩的汉口路附近去走走看看，回来就写观后感，由父亲评改。就是读书时，也要求把作者简介以及前言直至后记都要完整地看到，不能草率，要仔细认真。父亲说：     

钱币收藏大家李伟先

李伟先先生与家父马定祥结识于1945年。那时我父亲的“祥和泉币社”才开张不久,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位身材清瘦、衣着简朴的广东人。来访者,就是钱币收藏家李伟先先生。     

与王世襄先生的一段文字缘

正人与人的缘分说不清。我当年在光明日报社工作时,因为工作之便,与一些文化老人结下文字之缘,其中就有王世襄先生。今年是王世襄先生百年诞辰,谨以此文作为纪念。那是2002年春,中国社科院的周林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他一个朋友是王世襄先生的学生,受王先生之托,想找个人给他写篇文章,是关于上世纪80年代王先生与文物出版社的一段公案。我曾于上世纪90年代,因为工作关系,加上某种机缘,写过几篇文坛官司的文章。这次一     

抢救历史老人头脑中的史料

电话里响起陌生的声音。一问,才知道那是陈新桂先生的儿媳的一位朋友从京来沪,她托他来我家取磁带。我给了他4盒录音带──—既不是《济公曲》,也不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而是陈新桂先生生前跟我的谈话录音。那是我写《罗隆基传》时,赴京访问陈新枝先生,他一口气跟我谈了4小时,不仅谈他与罗隆基的交往,而且也细谈了自己坎坷多难的一生。就在我访问他之后不久,陈新桂先生与世长辞。他的儿媳听说我采访过他,给我写信,问那些录音带还在不在。对重要的采访,我都永久保存录音带。我当即答应复制4盒送她。她收到后,全家细细听了…     

纪念杜任之先生逝世十周年专栏——缅怀杜任之先生

杜任之先生是我一生中永远不敢忘记的师友之一.1935年,我大学毕业回到太原,在海子边中外语文学会偶遇翟新亚同志,经他介绍,认识了杜先生.他简单地介绍说:“这是李毓珍,崞县人,是在监狱里同时被关押的朋友.”杜先生很亲切地跟我交谈起来.知道我是学俄文的,还未找到工作,他就说:“那很好,懂俄文的人很少,给我们的刊物翻译点东西,多少还有点稿费.”随后,我就给学会的刊物《中外论坛》翻译了一篇《苏联货币》(以后每期有我译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