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6年国民政府与商会关系述论

1927—1936年间上海、天津等地商会的民主抗日动向与促进经济恢复发展的活动表明,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对商会进行了改组与整顿,但此期间商会并未完全丧失独立自主性,并未完全屈服于政府的强权统治,而是具有一定独立自主性的商人团体。政府与商会关系也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随着社会的演进而变化,在政治、经济层面有着不同的内容,仅仅归结于政治上的互动或用一个模式加以概括则很可能失之简单或片面。     

第二轮修县市志应重视对商会、行业协会的记述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在很多领域需要与国际接轨,政府加快职能转变,出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商会、行业协会作为政府、企业并列的社会中介组织应运而生,承担起政府、企业退出的部分社会工作,发挥了沟通企业与政府、生产与消费的双重作用.文章认为首轮修志由于各种原因没能（或只简略）涉及到商会、行业协会的内容,第二轮修志要记足、记好这部分的内容,应按其社会团体这一属性安排篇目,文章以工商领域的商会、行业协会为例,拟在社会团体篇工商团体节中记述,记述的内容应追溯商会、行业协会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原因、作用及存在问题等几方面,可采用文字及表格形式记载.     

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

一　前　　言中国近世历史上的商会 ,指按照官方有关法令成立 ,在政府与商人间扮演中介角色的各行业商人集合团体 ① 。 1 949年前 ,商会这种法定的商人组织形式遍布中国各地 ,成为当地工商界的主要代言机关 ,亦是政府对商人进行管理的重要凭借。1 949年后 ,商会经常被当成大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盘踞的组织 ,受到主流媒介的严厉批判。各地商会组织亦被政府接收并改造成“中华工商联合会” ,“商会”遂成为历史名词。 1 980年代末 ,尤其是 1 990年代以后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与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 ,“商会”的组织形式又被官方与民间所采用。据…     

《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简介

商会是清末资产阶级的重要社会团体。自从有了商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才真正取得合法地位,以新式社团法人的姿态活跃在近代历史舞台上,目前对于商会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外史学工作者的普遍注意。     

民国时期工业会成立原因探析

1947年10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工业会法》,决定在各省、市、县建立各级工业会,全国成立工业总会。从此,工业团体获得了与商会并驾齐驱的法律地位,并建立了一整套工业团体组织系统。本文从工业团体发展演变、工商团体中工与商之间关系及国民政府与工业团体关系等三个方面,来分析工业会成立原因。     

论华北灾荒期间天津商会的赈济活动(1903～1936)--兼论近代慈善救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民国前期灾荒期间,天津商会与官方及民间慈善团体通力合作,对灾民施行了一系列赈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民的生存压力,也使商会在社会救助这一公共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在赈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有时合作,有时抗拒,越到后期合作越少,冲突越烈。     

近代中国对商会的早期认识述论

商会作为"舶来品",是西方商业文化、制度文明的一部分,近代中国对它的认识有个过程.且认识的角度也多种多样.本文通过对1904年中国商会诞生以前的商会早期认识进行考察,认为有从官办商会、官督商办商会、商办商会;有从保伸商权、开展"商战",有从倡导地方自治,有从维持清政府统治等角度去认识商会,涉及到商会的开办方式、组织系统、营运程序、功能作用等诸多方面,进而分析了此时期中国时商会的认识所具有的特点与社会背景,指出这些认识对当今新兴商会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市商会的社会活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市政府被日本扶植的北京地方维持会所取代,北平地方市面混乱,民生凋蔽.北平市商会①作为北平地方商人团体,在国家政权出现断层、民众生计岌岌可危之际进行了一系列维持民食民生的社会活动.本文旨在突破已有商会史研究局限于政治范畴、纠缠于理论框架讨论的状况,通过利用档案、旧报刊等新材料,关注商会的社会活动,考察此一时期商会作为重要的商民团体的社会角色以及商人的价值取向.     

南京国民政府度量衡改制中的商会参与

度量衡划一关乎民众生活、市场拓展,又于政权统一和国家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国民政府鼎立南京后立即启动度量衡改制,以商会为主体的商人团体也积极参与其中,充分表达了商界对新制的期盼及诉求,并广泛宣传改制的重要性和参与检查新制实施状况,调解因使用新制而产生的纠纷;劝导涉外商号和租界华商改用新制,推动了海关和租界两处的改制。但在新制与旧习、商人惯用的外国度量衡之间发生冲突时,商会往往代表商界与政府交涉,要求暂缓改制,或依习惯对新制进行修正,少数地方商人和商会甚至不惜暴力抗拒。这也是改制时商界、学界与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抗战胜利后的天津商人与政府摊派(1946-1949)

抗战胜利后,天津市政府税收不敷所用,开始频繁向商人强制摊派各类费用。这些费用按其用途可分为城防工程费、慰军劳军费、军队给养费等类型,基本用于内战军政。政府摊派通常由政府机构或警备司令部直接向商会、同业公会下令,不仅次数频繁,且数额惊人。商会和同业公会接令后不得不召集团体会员及资力雄厚的企业分摊承担。按其性质,政府摊派属于正常税捐规费之外的额外负担,遭到商人的强烈反对。天津市政府明知摊派违背法理常情,但一边下令禁止,一边仍行摊派。政策上的自我矛盾和冲突说明地方政府财政趋近破产,在战争压力和通货膨胀之下,政府过度依赖预算之外及税收之外的收入。商人团体本应以商人共利为本位,但在军政机构强令下,几成为筹款征税的工具,难以维持其自治传统。     

从“公推”到“票举”：近代天津商会职员推选制度的曲折演进

近代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投票选举制度虽然率先在清末的民间工商社团商会中实行,但各地商会的具体实施过程却并非同步进行。上海、苏州等商会正式成立后即开始制订并实行这一制度,天津商会则在清末坚持采用"公推"的方式推举总理、协理和会董,没有真正实施"票举"。到民国初期,天津商会依然认为"公推"优于"票举",直至明定商会必须实行投票选举制度的《商会法》公布之后,天津商会还希望政府"准予特殊办法,仍行公推"。但实施"票举"在当时已是大势所趋,1918年天津商会也在章程中拟订了投票选举制度,并由此进入"票举"会长和会董的新时期。自清末至民国时期天津商会从"公推"到"票举"的曲折演进历程,说明在选举制度的建设中,天津商会的领导人在思想认识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都偏向于保守,不仅自身缺乏创造性的举措,而且很少主动借鉴和学习其他商会已有的投票选举制度,这种现象也表明了清末民初各地商会对现代投票选举制度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近代中国商人的“参政运动”——抗战后商会争取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名额述论

抗战胜利后重建的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虽然也是以发展经济、保护商人利益为宗旨的民间商业团体,但却积极开展了力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名额这一争取参政权的重要政治活动。尽管过程曲折复杂,最终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但仍取得了一定成效,使商界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名额有所增加。国民党及其政府对待商会争取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名额的态度与举措,以及广大工商界人士的内心感受,似乎并不能证实南京国民政府是代表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这一传统结论。     

慈善义演参与主体与中国近代都市文化

正义演,主要因其组织者不取收益,表演者不取或仅取少量报酬而得名,多数义演是为募捐而举办。中国近代慈善义演是在晚清灾荒救助背景下兴起的一种社会事象,是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产物,一般多在大都市出现。近代慈善义演研究,是时下学界所认为的"非政治化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眼光向下、关注"中等人物"为其突出特点。据史料所见,近代慈善义演内涵丰富,多有社会名流现身。组织者有慈善团体、教育机构、票友会社、商会公会等;捐助者有喜爱娱乐的自愿购票者,也有被团体     

近代商会档案的分布特点及价值

商会是中国近代产生的一种新型资产阶级工商业社会团体,在近代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在社会活动中产生了大量的档案资料。随着历史的发展,相当数量的商会档案流传至今。本文主要论述了近代商会档案的分布和特点,以展现近代商会档案这一专题历史档案资源丰富的内容和价值,为其能够更好地提供利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抗战期间一位上海商人的日常生活——基于《秦润卿日记》的考察

从学徒奋斗为"钱业巨子"的秦润卿,在抗战初期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忧愁、感叹与无奈,遭受着物价高涨、子女不孝困扰以及身体与心理的双重煎熬,但仍积极投身于支持抗战、救济难民的活动,同时频繁出席各种会议,公私应酬甚多,依然忙碌和充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上海租界,由于环境改变以及担忧国家命运和民族危亡,秦润卿显得较为悲观,日常生活中的私人应酬、悠闲活动,甚至家庭娱乐内容明显增加,广泛阅读各类书籍成为他打发时光的主要方式之一。但这一时期的秦润卿也并非辞去本兼各职而深居简出,仍然兼任上海市商会常务理事和一些慈善公益团体的理事,并参与相关的一些活动。抗战胜利后,年事已高的秦润卿又积极投身于各项社会活动,并出任全国钱业联合会理事长要职。     

商会在官、民、洋三元互动中的角色和作用——以1905年中美工约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为例

在1905年中美工约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中,中国商会在官、民、洋三者之间扮演着重要角色。商会在民间推动、政府默许下先则与美国使领直接交涉,继则发动和领导了抵制美货运动,最终又在民众日益激进、政府劝导停止、美方威胁分化并作有限让步情况下结束抵制运动。这一运动的过程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之后商会在官、民、洋互动格局中的关系的变化。     

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与税收征稽——以所得税、营业税为例

在商会与政府的交涉之中,税收向来为重要议题,商会的抗税与减税行动在研究中也广受关注。本文讨论的不是商会如何抗税,而是其在沦陷区的税收体系中处于何种角色。在天津沦陷后,日本占领当局及地方维持机构仍然看重商会的组织力,并企图强化之为经济控制及殖民统治服务。在税收层面,天津承继战前税制以为财政之税源根基。在战时的所得税、营业税的征稽过程中,商会在反复呈请减税、维护集体协商权、参与营业税代征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显示在商会经过改组而为亲日商人掌控的情况下,商会之自治性及权威性大为削弱,但受商人利益及会员民意之驱动,仍尝试在协征过程中寻求减负时机。     

战后上海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与影院业经营(1946—1949)

抗战胜利后,上海电影院业力图恢复振兴,电影院业同业公会在重组后亦为此多方筹划。公会着意于影院经营需要,从票价调整、营业秩序、税费减免等方面既与政府交涉,亦与同业协调,在维护行业秩序、谋取同业公益方面发挥重要功用。公会之自治行为,得益于同业支持,但受制于政府的支持程度。公会的团体交涉可节约交易成本,为影院经营发展拓展市场空间。     

1931年宁粤对峙期间的广州市商会

1931年5月27日,广州方面反蒋势力联合,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宁粤对峙开始。本文以这一时期的广州市商会为对象,考察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态度及其活动,分析在这一特殊时期,广州市商会的地位与作用。处于夹缝中的广州市商会在政治上,态度随势变化,难有作为,基本沦为政府的附庸。但在经济上尚未丧失独立人格,尤其是在减免税收上,发挥了领导和组织作用,极力维护商民利益。在抗日爱国、社会慈善、发展自身组织等方面,也充分施展了社会职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代中国商会的“联动”机制及其影响

在近代中国林林总总的各类新式民间社团中,商会存在时间最长,也最为普及,社会能量与影响格外引人瞩目。其原因在于商会系由具有经济实力之新兴工商业者组成,并且建立了全国性商会、省总商会、县分会、镇分所这四级组织系统,网络遍及各大都市与中小城市乃至为数众多的乡镇。而经由这一独特组织系统建立起来的"联动"机制,则是商会具有"登高一呼,众商皆应"之巨大号召力,能够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开展一系列大规模活动并产生显著影响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商会维护自身合法社会地位和权利行之有效的主要途径。